1. 2　经验证据

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起源于近年来涌现的大量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经验事实。第一个方面是出口商溢价（exporter premium）现象。出口企业在很多维度都表现出优于非出口企业的绩效。Bernard和Jensen（1995，1999）表明，同一产业内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以及支付更高的员工工资。Bernard等（2006）发现美国的出口企业是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关于产业活动的预测是一致的。如果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反映了其生产产品的要素密集度，那么美国企业出口的产品也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符合美国的比较优势。然而，Alvarez和Lopez（2005）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也是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但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非娴熟的劳动力，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测是不一致的。如果这些国家的出口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出口，那么它们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能提供很好的解释。Burstein和Vogel（2010）认为，贸易开放不仅会导致资源向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流动，即发达国家的资源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流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会向劳动密集的产业部门流动，而且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一个产业内部资源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异质性）出口企业流动，即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出口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都会更高些。Harrigan和Reshelff（2011）以及Sampson（2011）等提出类似的解释，认为是产业内部资源在异质性企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是贸易开放带来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间的资源重置效应（inter-firm resource reallocations）。Dunne，Roberts和Samuel-son（1989）发现，美国制造业部门每年有近1／3的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而且退出企业与市场中的存活企业在生产率水平和企业规模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与达尔文式优胜劣汰效应一致，退出市场的企业比市场中的企业的规模要小，同时，新进入企业比市场中的现存企业的就业增长率要高。Davis和Haltiwanger（1992）发现，产业内的资源重置效应要远大于产业间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为企业层面就业机会的变动幅度比产业层面就业机会的变动幅度要大很多。很多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对于产业内的资源重置效应提供了证据。Pavcnik（2002）发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产业生产率的提升有2／3源于产业内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重置效应。Tybout（2003）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实践都呈现了产业内的资源重置模式，同时，产业内的资源重置效应要远大于产业间的资源重置效应。此外，基于企业层面测量的二元边际的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Eaton， Kortum和Kramarz（2004）发现，新进入市场的出口企业数量变化所反映的扩展边际解释了出口总量变动中的60%。因而，贸易开放所带来的贸易总量的增加，不是简单地反映了各个企业贸易量的增加，更多的是反映了有竞争力企业相对于没有竞争力企业的贸易量的非对称增加（Melitz and Redding，2012）。

第三个方面是贸易开放带来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内的资源重置效应（intra-firm resource reallocations）。Pavcnik（2002）发现，智利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有1／3来自产业内的企业自身的生产率的提高，呈现了企业内的资源重置模式。Bernard，Red-ding和Schott（2011）发现，美国企业和加拿大企业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都对自身生产的产品组合进行了优化，资源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流动。他们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使得产品特质的门槛更高，低特质的产品会被淘汰。Nocke和Yeaple（2014）的研究表明，企业会减少产品种类来参与贸易自由化，因为扩大产品范围会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这些经验事实为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证据。此外，Eckel和Neary（2010）发现，竞争者数量的增加使得企业的产品组合更加精简。Mayer等（2014）也发现同样的证据，表明激烈的市场竞争会降低企业利润，因而企业会将资源集中到表现好的产品上从而缩小产品范围。贸易开放导致竞争加剧会迫使企业对内部资源进行重新配置。

国际贸易实践中呈现的这样一些特征性事实，基于产业视角的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不能够提供很好的解释（Melitz and Redding，2012）。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基于企业视角的分析开始填补这样一些研究空白，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