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原计划2017年的这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我进入交班的过渡。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我再以个人署名坚持一年。这本解析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没有了“2016年新闻界事件分析”，因为我不再连续上课，难以组织这样的分析活动；也因为我身体不济，持续关注本学科内不断发生的新事实消耗精力太大。

2016年6月我完成了一篇课题报告“党性人民性一致性研究”，近6万字，把一对被禁止了30年的概念从起源到现在的重新提起，做了历史的梳理和论证。当年12月在《安徽大学学报》有删节和改动地发表了近4万字（《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该文收入了本书。文章谈到的两个问题这里强调一下：其一，鉴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点已经受到持续的批评，摈弃“人民性”的观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后者在理论上对党的危害，特别是对党群关系的危害，需要加以重视。其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概念来自俄国的列宁而不是德国的马克思。典型的概念如“党性”，它直接译自斯拉夫语族的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即党的意识、党的观念。这是一个性质形容词词干＋ость的名词结构，是一种表示性质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词партия翻译为“党”；形容词партийный翻译为“党的”；名词化的形容词партийность被翻译为“党性”，它是名词，但又不同于具有实质指称的名词“党”。可能当时的中文翻译者认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达出形容词名词化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这种翻译思路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成了一类词源来自俄国的中国式的组词法———“××性”。

这本书收录的关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文章，大多是我2015年思考的延续，一个基本理念是：不能在原有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这是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的产物）里思考互联网的各种传播现象了；目前应重点研究互联网对社会各方面（包括对原有传统媒体的体系）的重构，就此向人们发出忠告、警告。

2016年至2017年初，我参与了较多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前的评议和提交后的通讯评审，修改了很多文章，参加了较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答辩或开题。我整理了保留下来的一些评审、修改的文字材料，希望这些零碎的东西，能够举一反三，对想学习和上进的年轻教师和同学们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