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资本主导下的西方困局

1989年夏，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后来，在综合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华盛顿邮报》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它令人敬畏……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深刻、现实、重要……是对目前全世界的变化及其广度的非常深刻的研究。”

然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吗？显然没有。

2008年9月15日，对于当代世界历史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品味的日子。有着158年悠久历史、在美国抵押贷款债券业连续40年独占鳌头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破产，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实际上，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理论家观点的不认同——只不过是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这点而已。

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频频发生问题，如民主乱象、人权乱景、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探讨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的制度缺陷与民主危机，更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主导是西方困局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止境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推进到哪里。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统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困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的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在遇到阻碍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扩张开辟道路。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对峙，暂时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也使得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进化”，形成了新的“变体”，即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安排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从此，资本主义不再是以某一种单一面目出现的“单体”，而是以高度一体化、综合性面目出现的“复合体”。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导的逻辑借助“一体化”的西方这个前所未有的霸权力量迅速在全球扩张，从而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的逻辑决定了西方国家必然对外采取扩张、控制战略，以牢牢占据世界体系的霸主位置；为了稳固国内基础，又必然对内采取安抚、绥靖、缓和策略，把居于霸主位置所获“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分配到本国内部。这种体系格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达到了顶峰。但是，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了“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或者说，“社会需要”增长的步伐远远赶不上资本扩张的步伐，全球市场被扩张完毕之后，就出现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以增殖为本性的西方资本耗竭其资本增殖的全球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西方国家，全面暴露了资本主导之下的种种困境，西方国家为了采取安抚、绥靖、缓和策略所实施的各种制度安排，反过来又使西方难以摆脱这种困境，从而使西方陷入了制度性困局。当今西方世界的种种乱象，都可以从以资本为主导的这种制度性困局中找到答案。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由此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实际上是向众多国家开出新自由主义药方。然而，这一药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尖锐的质疑。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曾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但实践证明，这也是“华盛顿共识”最大的败笔。由“华盛顿共识”，人们可以引出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新认识。

不可否认的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确实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是，就其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方式而言，却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经济体系，这是资本主导逻辑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经济体系之下，各种生产要素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组合，从而创造出最有效率的生产关系和最高的生产力。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利润为牵引的由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劳动力升级等构成的一个经济运行体系。冷战时期，得益于二战红利、技术垄断、较高的劳动者素质、军事实力、西方国家内部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掠取等因素，这一经济运行体系得以以较高的水平和效率运行，为西方国家所认为的“不战而胜”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西方空前的霸权地位，使得资本主导的逻辑在全球扩张获得了最便利的条件，已经进化为“复合体”的西方国家得以在全世界不遗余力、相对有力地推广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这一“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表象上表现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实质上则是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超额利润”，西方国家因此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今关于西方的种种意识形态上的“神话”，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思想根源上都来自于此。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说辞。

但是，资本主导驱动下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也埋下了当今西方经济困境之祸根。本来，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是以资本为主导配置和调剂包括技术、市场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实业型”经济体系，也就是说，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精明的西方国家发现，与资本运作相比，搞实业太苦太累了，赚钱太慢了，“让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去赚些又苦又累的‘慢钱’吧，我们只要在资本市场上赚‘快钱’赚得盆满钵满就好了！”于是，底特律衰败了，华尔街则持续繁荣！

“虚拟经济”确实比“实体经济”来钱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国家没有算计到的是，这种“眼里只有钱”的做法，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难以克服的弊病。要想维持“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为资本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必须实现资本连同剩余价值的“回笼”，而要想让资本连同剩余价值“回笼”到西方国家，必须创造出吸附和沉淀资金的机制和空间。于是，以不断“发明”金融衍生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但是，金融衍生品寄居于西方国家，必须有靠得住的“宿主”，这个“宿主”就是庞大的西方中间阶层群体，这个群体有融资冲动且有偿还能力——或者说，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资本游戏中扮演“群众演员”的意愿和能力。

但是，“虚拟经济”从两个方向摧毁了它所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群体基础：一方面，支撑“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只有极少数中间阶层能够升到上层，而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坠入了社会的下层乃至底层。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撑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资本”家，资本的美梦也就到此结束了。须知，离开了底特律的发展，华尔街的持续繁荣是难以长久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西方中间阶层再也无力在资本市场“陪玩”下去的结果。

2011年，以“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占领百老汇”为代表的美国民众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局面的强烈不满，也促使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度反思。

2017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暂停对加州铁道6.47亿美元的拨款，加州铁道进行到中途的电气化改造项目将无钱为继。这意味着，美国首条高铁——加州高铁在国人望眼欲穿地等待了多年后，又一次被搁置。美国的高铁梦暂时圆不了了。搁置原因跟美国的党派竞争脱不了关系，加州的民主党人建设加州高铁的热情高涨，但是加州的共和党人则坚决反对高铁建设，认为那是浪费。高铁被搁置的深层原因，就是美国出现了“否决政治”——这是那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新发现。

资本主义所要求和催生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种种安排，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摆脱各种封建的、宗法的旧制度束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资本主导的逻辑使得旧问题被解决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更深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理解，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主导的政治。哪一种势力能够在攫取剩余价值中占据主导地位，哪一种势力就能够主导和左右西方政治，就能够获得统治地位，从而主导西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标榜民主政治的西方政治制度，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而确立的，是确保经济领域的主导势力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各种经济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调节的一种制度机制。所以列宁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1]。因此，从西方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到二战之前，西方政治无论从实质还是表象上看，都是一种精英政治，精英阶层牢牢占据着各种上层位置，对内对外政策以满足和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优先选项。

冷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吸引力，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崛起了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诉求，也为了平息某些社会矛盾，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向社会中下层让渡和兑现某些政治权利从而换取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措施，从而使得西方政治具有某种大众政治的特征。但是这种让渡和兑现，并没有改变精英政治的实质，而是使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内核、大众政治的外表”，但也大体上维持了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均衡。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得益于西方政治霸权在全球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从上层那里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霸权庇护下的所谓的政治文明，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因而，西方国家曾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

问题是，如果说以中间阶层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是资本市场的群众演员的话，那么，以有投票权的选民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则是政治市场的群众演员。但与资本市场不同的是，在政治市场，群众演员经常被灌输自己是主要演员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这样。其实，群众演员终归是群众演员。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红利削减，西方国家滥用霸权导致的政治动荡与不安（如所谓的“文明冲突”、难民问题、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向西方国家进行传导的时候，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平衡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机，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开始有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的乔治敦大学贾森·布伦南的《反对民主》的文章竟然声称：“我认为，政治参与对多少人来说无益：它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往往把我们变得又坏又傻。”是的，对精英来说，确实到了让群众演员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终归是群众演员的时候了！

面对问题和困难，西方国家势必要进行政策决策的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导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这种调整十分艰难：一方面，资本主导之下的精英政治的实质，决定了这种调整必然要以削减甚至牺牲普通民众的部分政治权利和权益为代价；另一方面，误以为自己是主要演员的、被西方民主政治惯坏了的大众，无法接受这种调整，从而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西方的困境。

2016年4月，一场名为“黑夜站立”的社会运动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不断发酵，参与者最初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后逐渐扩大到各阶层人士，地点也从巴黎扩展到法国数十个城市，折射出当前法国面临的重大社会危机。这个危机，实际上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社会困境的外在显现。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优越性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在这个所谓的优越性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发现，资本要想实现增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人的劳动。因而，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之下，西方社会中的人以“劳动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出现，这两种“跑龙套”的角色交替“抬轿子”，共同成就了资本这个主角。为了使“劳动者”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优质劳动力，为了使“消费者”持续稳定地保持较强的购买力，西方国家统治阶层就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方面下一些本钱，这就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由来。

冷战期间，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比拼竞争力，西方国家又大大强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不乏从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一些制度。这些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而维持了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强购买力的“消费者”，从而维持了较为庞大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资本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采取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借助于全球化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西方国家一度又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因为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和聚集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金融和科技人才。

但是，“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给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国家，由于不再过于依赖本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也就渐渐削减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持续投入，使社会中下层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持续恶化。其次，西方中间阶层群体的持续衰落，使得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越来越沦落为“兜底线”的社会政策工具，从而使西方国家背负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由社会条件恶化和“中产梦”破灭所带来的西方吸纳和聚集全球优秀人才能力的下降，反过来又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

任何社会都具有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根本机制。“三种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三种最根本、最普遍的机制。动力机制，释放着社会发展的能量；平衡机制，保持着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调整机制，使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达到优化、协调和配合。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着动力机制的作用、民主政治发挥着调整机制的作用的话，那么，以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的各项社会制度，则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且不说经济发展的停滞、民主政治的失灵，单从社会制度来说，西方各项社会制度所发挥的平衡作用也处于危险的边缘。当社会福利制度从一种鼓励社会成员干事创业的制度变成一种“兜底线”的制度的时候，当社会成员的创新创造活力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而受到严重抑制的时候，当人权制度从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变成一种区分人、隔离人的制度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就陷入了失衡的危险境地。

2017年1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就职演说，主旨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然而，其所声称的“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方法却让人瞠目结舌。特朗普赤裸裸地宣称：“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决定，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界不受其他国家的破坏，它们生产了本属于我们的商品，偷走了本来要投资在我们国土上的公司，毁掉了我们的工作机会。”一个向来以自由、民主、包容为旗帜从而长期把持全球治理道义制高点的国家，竟然做出了如此自私自利的政策宣示。这令那些长期鼓吹“普世价值”的政客和学者情何以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这令那些长期以“普世价值”诬蔑中国的政客和学者情何以堪？

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导逻辑的渗透下，一切都资本化了，连意识形态也不例外。标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以资本为秘密武器，通过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的市场化控制，牢牢控制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使任何敌对的、反抗的、反思性的思想言论都得不到大范围传播，翻不起任何涟漪，都只是其主流意识形态“锻炼身体”的手段。西方极端敌视和压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落后国家的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肌体，这难道不是对西方国家最大的讽刺吗？

马克思主义早就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深刻认识到，一个由资本所主导的社会，人早已被资本所异化，沦落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所谓的“人”，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已经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自由被简化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被简化为在市场面前的平等，人权被简化为人实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权利”。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实质上不过是满足和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的价值观体系。

由于人沦为了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人的文化生活也被深刻地资本化了。由于资本消除了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关系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因此人就被异化了。看起来是维护和彰显人的个性与尊严的个体主义，实际上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背景下的人的无奈的、迫不得已的选择。由于资本消解了衡量人的意义与价值的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维度，因此人不得不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衡量自身的价值，于是就出现了消费主义。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唯一的驱动力量，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彼此看待。

因此，从本质上说，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上对其他国家都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然而，在冷战时期，借助于“丰裕社会”的优势，西方国家以“自由世界”自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污名化”，从而使其意识形态成为“不战而胜”的秘密武器之一。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为在全球推行其自由市场体系张目，是为构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提供一整套合法化论证。这套话语体系的内在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居于世界体系的优越位置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看起来它们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在全世界扩张市场，实际上是为了在全世界扩张市场而推销自由。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话语营销”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他之美酒可能是我之毒药；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他之美酒里面很可能已经下了致命毒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如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主义等都面临巨大挑战。意识形态推销在国际上的受挫，传导到国内，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

这种危机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了：首先，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深刻暴露了西方国家的虚伪性。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对于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法化论证，然而，这样一个服务于西方少数人利益的世界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被论证的。其次，资本增殖驱动下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的种种做法，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近距离看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质。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以维护自由民主的名义切割掉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做法，连西方自身都难以自圆其说。最后，在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然在全球范围霸道地、挥霍性地运用军事、经济和其他力量，而置本国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这样的政策决策，其合法性何在？

此外，西方的困境同样也体现在其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需要认清的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绑架下的美国，必然要寻求战争和军事扩张，否则资本权力就维持不下去。因此，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原以为世界会更加太平，而实际上世界更加不太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清除其构建有利于西方的世界体系之路上的绊脚石，连续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当前更加需要警惕的是，为了从国际金融危机之中恢复过来，为了稳住其在世界体系中的霸主位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有可能发动一些新的战争，这是资本主导的逻辑驱动的必然结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一个道理，资本增殖的冲动将会冲垮一切阻碍它的力量，而一切力量被冲垮之时，也就是它的困境到来之日。当今的西方，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开始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资本主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目塑造了全球体系，但是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西方模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最全面的挑战：经济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开放与收缩性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平衡，政治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之间进行平衡，社会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进行平衡，意识形态困境则使得它们必须在道义和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它们何时、以何种方式走出困境，目前尚不明朗，但这已经足以对当今中国提醒甚多。中国比较早地从冷战中抽身，又毅然决然启动了改革开放，以融入推动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方式，获得了如今的发展成就。时至今日，在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以新的保守的姿态面对中国的时候，中国就需要有新的战略性应对措施。就国内来说，我们应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应运用资本的力量但不让资本占主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四个自信”，从而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既是必需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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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