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是“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的国家政策，是依据国内国际形势而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和决策。
中国自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经济在原来积贫积弱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而解放、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各方面的活力，经济发展速度长期领先全球，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合作、交往、融合日益广泛而深入，中国充分地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以及一些重要规则的制定者、推动者和参与者，甚至是开创者，比如“一带一路”的设计和亚投行的创立等。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脱胎换骨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前提和条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特点是：体量虽大但整体质量不高，产能严重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低水平重复而高层次创新不足，一般商品生产繁荣而高端品牌不足，一马平川而高峰不高，可持续发展后劲乏力，资源能源存量与浪费和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再继续发展成为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进程会十分困难。
与我国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样，中国的出版业也处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时期，也需要进行行业结构优化、效益提升，消化库存，多出精品，大力实施和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就是说，出版业也同样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改善出版供给内容，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和增强出版产业发展的活力和规模。
以图书出版为例，据统计，201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7.6万种，总印数86.6亿册，这两个数字都位列世界第一。但市场供需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低水平的重复出版物众多，一书多做的品种过多，低水平的专著过多，其中还有一大批是教材的重印；真正原创性、反映当代中国方方面面正能量的出版物还不是太多；市场化、销量高的畅销书不多；存在过度炒作引进版图书的现象；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现象继续存在；图书供需错位、产品结构不够优化的现象依然突出；图书宣传推广和流通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好书找不到潜在的读者，而潜在的读者不知道好书在哪里的现象也同样存在。
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出版物内容的质量、水平和学术含量的提升。尽管这是一个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传统出版与电子网络出版博弈融合甚至娱乐至死的时代，但是任何出版物在任何时候必须是内容为王、思想领先，否则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华丽的包装、夸大的宣传可以喧嚣一时，但不会赢得久远。有思想内容、学术含量的作品，加之适当的宣传，会锦上添花。增加有效供给，高质量、高水平、有温度的供给，是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以内容为核心，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诉求。据有关数据，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8000美元，相比2010年翻了将近一番；在国民接受教育程度方面，根据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全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有1.71亿人，占总人口的12.44%，而2010年这一比例为8.93%。在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方面，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7亿，而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还只有49.68%，在城镇居住的人口有近6.66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来自乡村的城市市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的城乡差别、农工差别将继续缩小直至不再存在，如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这种变化对于出版业来讲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第二，大力推进和落实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大力大量吸收、引进了西方的科技、管理、思维甚至一些文化、习俗等，这些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成果，不可否认。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中西文化、传统、习俗的比对、交流、碰撞中，我们还应当认识到，西方的文化制度习俗并不全部适用于中国，而且任何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都是双向的。文化的软实力自然会随着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而增强，但也需要政府适时及时的政策和战略扶持。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依据。作为中国这一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的国民，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就包括使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这是出版业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近40年的各方面引进固然重要，但是引进的初衷应当是为了最终走出去，尤其是要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这是出版业的初心，不能忘记。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不是以前零散的、个别出版社孤独的行为，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出版界应当十分珍惜这种机遇和机会。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出版物（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移动互联网、出国人员（包括到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之外，还可以把中国文化的内容，充分地以外语的表达方式编写到我们的高校教材之中，经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内化为学习者的素质修养，外化为外语表达，使学习者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道路和中国自信。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语教师，尤其是广大的英语教师，应当大有可为。我们各种各类的外语教材，包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类外语教材、外语读物和外语应试书，都应当充分体现中西交流、跨文化交流的特点，有思想、有深度、有力度，内容兼顾中外，甚至更多地突出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更多地由中国作者用外语书写自己的中国、自己的故事，充分反映当代中国的成就、特色、传统。以中国为内容、外语形式为表达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传播中国文化、表达中国声音的最好媒介。中国的外语教育工作者、中国的外语教材，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渗透，提升教材在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方面用外语的专业表达力度，外语界在这方面应当会有很好的担当和很好的作为。
第三，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包括“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
与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样，出版业的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也十分紧迫和必要。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出版、低水平不适合市场和读者需要的图书，造成各出版社图书一定程度的滞销、资源浪费、产业受伤。其原因一方面是出版社面临规模发展和效益诉求的压力，以及市场激烈竞争的大环境，同时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如非完全市场化和不公平竞争依然存在等。去库存的核心是提升内容质量，增强选题策划的内涵和技术含量，努力以市场为导向，以精品为目标，疏通流通环节，规范市场行为，打击制假造假，打击非法复印盗印，进一步改革出版业某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等。
第四，出版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训和能力提升十分重要。
任何产业、职业、行业的核心要素是人。从业人员的层次、素质、水平、能力、视野、境界决定行业的前景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人的要素。我们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知识更新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创新创意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而出版业一直处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博弈转型的时代。在这种大环境中，出版从业人员自觉地学习，更新知识和理念十分重要；出版管理者组织有效的培训，给从业者各种提升能力素质的机会十分重要。一个合格的出版从业人员，不仅应当是掌握了传统出版技能的人，还应当是能够掌握数字出版、线上和线下技术的人，十分了解和把握市场的人。近年来，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各出版社有组织地加大了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常规专业培训，并计入从业职业资格的考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相信，这种培训在将来一定会更加具有针对性、时效性，会更加受到从业者的欢迎。
第五，继续培育全民阅读的习惯和社会氛围，提倡有质量有内涵的阅读。
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是一个大概念，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向各层次各类读者提供优秀的、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知识食粮、职业食粮。换言之，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要看各类读者对出版物的接受程度。这就需要在改革的同时，政府、社会和出版界多方面共同努力，培育全民阅读的爱好和习惯，使读书成为全民的时尚和终生的习惯。
在培育全民阅读的过程中，出版者、教育者、行政管理者应当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更加细分读者的层次、身份和需求，更有针对性地研究读者的需要，并不断引导和创造需求，根据需要和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在大力提倡阅读的氛围下，教育工作者、出版人更要告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应该读什么、能够读什么和有什么可以读。这种工作比空喊阅读要实在得多，会更有号召力、亲和力和吸引力。使阅读成为人们自然的习惯，不是负担，不是口号，不是过多地出于功利和世俗，才会更有实效。在此方面，社会各方面尤其出版人的工作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