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社会、人生
承当思想的责任：为建设一个多样协力的世界而努力[1]——《十五年欧洲与中国文化对话的一个侧面》序
本书记录的是中欧一次历时十五年的共同历险。
2003年2月26日至28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与法国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简称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联合主办了“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为建设一个负责、协力、多元的世界”国际研讨会。七十多名不同职业、身份、国籍、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与会者，就环境与人类责任、农业、经济一体化与多元文化对话、第三部门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前景等进行了一次前瞻性的跨文化国际民间讨论。
“我们会议的目的不是将十几年合作的成果做一个回顾和展示。我们会议的出发点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问题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是共同的问题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我们需要创造和体验在一个共同思考空间中共同思考的过程。当我们等待历史的时候，历史往往同时也在等待我们。人是有责任的，思想是否能改造世界，是否能改变历史，那大概是上帝决定的，但思想是我们的责任。”（陈越光）
2003年的北京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对我们中国跨文化网络与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第一阶段合作进行了总结，为第二阶段的合作前景制定了战略方向。我们合作的背景是中西的第三次相遇。
一、文明圈的撞击：对他者的两种态度
近世以来，中国与西方有三次相遇。
“我”在与他者的相遇中，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着力在他者身上寻找相同点，第二种态度则是寻找他者与自己的不同点。
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当时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雍容大度，让别人了解自己。在传教士中，耶稣会教士了解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最大，其重点就在寻找西方与中国可能的融合点，如利玛窦（1552—1610）的《天主实义》、皈依天主教的儒士严谟所著的《帝考》等。严谟在中国儒家古代经典中找出六十五处有“天”和“帝”的段落，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天、帝的异同，并推断中国古代的“天”和“帝”就是西方的上帝。这种寻找相同性的努力使耶稣会教士比较平和地得到中国的认可并融入中国，在中西方的接触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耶稣会的这种努力受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专家们的质疑，罗马教会颁布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的法令，第一次中西相遇在“礼仪之争”中中断，本来可以建立的对话成为不可能。
中国在这一相遇中的态度是不在乎、自大和比较开放。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西方“自我”主体意识的出现，中国在西方想象中是一个使人莫名其妙却很有吸引力的“他者”，一个儒家的乌托邦。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中国被惊醒，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以图革新与革命，坚信只有科学、进步才能救中国。一个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新世纪开始了。西方人向中国输出他们各自的文化模式，中国最终选择了启蒙思想、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在第二次相遇中的态度是务实、被动、卑微，但仍然自大。一切西方的东西，只要不危及政体，均要拿来。科学技术、文学、教育、哲学、经济、军事被全方位地接受。这样的接受情形表明，中国没有与西方对话的平等心态，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如果说第一次中西相遇是西方走向中国，那么，第二次相遇的方向则相反，是中国被迫面对西方。中国成为西方“自我”认同与扩张的假设对象。第二次中西相遇就这样在不平等和中国几乎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进行。然而，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自我，但也没有归化而成为他者。中国的尴尬与矛盾就这样在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与西化的反复交替中体现出来。这两种思潮其实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其根源都是没有平等的对话精神。
中西相遇，是两个文明圈的撞击。双方互为他者，是对立、借鉴、批判、镜子的关系。一旦任何一方逾越这一界限，试图把镜子变成自己，将自己的文明标准强加于他者，就会出现大冲突，就会带来恐怖与威胁。第三次中西相遇，核心问题都集中在自我身份与他者所代表的不同特性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主体与他者如何在相互认知中保持各自的主体性。倘若这一关系不能协调，第三次中西相遇便不能避免遭遇前两次的命运。
新的中西相遇中，有两大因素是避免冲突的关键：一是在尊重各种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二是使跨文化对话具有真正的跨度和多元性，如加入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过去不被重视的不同文化。倘若人类真有普遍性，它应该来自丰富的特殊性。任何归化他者或拒绝他者的心情和做法只能剥夺其特殊性，也就是摧毁其普遍性。20世纪，中国曾试图按他者（西方）的标准建立新的世界，其代价是自身的文明被轻视和否定。然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获得成功发展的先例。只有发现、发扬自己的特殊性，充分尊重与自己不同的相异性，达到真的互识，也就是在人类不同的文化圈之间，通过自我的途径和方法，达到与他者相遇和沟通的目的。跨文化对话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维度上，通过寻找和尊重相异性来达到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目的。
二、多元、跨文化对话：人类新的历险
在跨文化对话中，我们的立场不是个别国家、区域或民族，而是多元的、社会的、人类的。我们不谈“保卫”，亦不尚“归化”。我们认为人类文化没有优劣，但有着不断演化的特殊性，我们最大限度地承认他者的相异性以消除对立。
然而，具有寻找和承认相异性的意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习惯于从他者身上寻求与自己的相同点，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如果把他者完全拉到自己的文化想象中去，他者的特殊性就被剥夺了、同化了。
20世纪下半叶，欧洲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18世纪启蒙运动对西方的影响，并开始质疑“善”之帝国和社会乌托邦。欧洲对他者（包括自然、生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继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第二次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自己。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很可能从思想上影响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关注欧洲思想界的这一动向。当“他者”与“我”由对立转到对话，真正的相遇才开始。一切取决于相遇者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期待下，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和人类进步基金会全力推动跨文化对话，希望打开中国、印度以及拉美、非洲和西方各国文化的大门，建立相互信任和了解，共同就人类面临的挑战进行思考，在多元文化的平台上，用跨文化的精神去寻求避免冲突、建设和谐世界家园的集体智慧。
人类进步基金会自1982年创立以来，将人类认知的探险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使命。它以鲜明的、积极促进多元对话的态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最早提出建设负责、协力和多元的世界。基金会与全世界上万个个人、组织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农民、渔民、居民、研究人员、企业家、作家、工会干部、记者、哲学家、政治人物、编辑、艺术家、公务员等。二十余年来，基金会通过长期的工作，建立了以信任和理解为准则的世界网络。
人类进步基金会的使命，与我们希望的第三次中西相遇以及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期待相吻合。我们中国跨文化网络是基金会最早的合作伙伴，是基金会三个发展阶段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基金会的第一阶段为1982—1989年，工作重点在于鼓励、扶持有具体思考与行动力的方案，世界各地的几百项方案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主题包括：发展政策、卫生、教育、居民、农业、开办企业、小额贷款、环境、对全球未来的思考等。第二阶段为1990—2002年，基金会致力于建立重大主题的国际网络，建立经验交流、信息传播机制。从1994年始，基金会全力支持了“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的诞生及发展。联盟并不是实体，它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众多公民与各种组织，共同思考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模式，希望走出个人的无力感，创建集体智慧，推动变革，建立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第三阶段则在十年工作基础之上制订了2004—2010年规划，其宗旨是：
（1）从地方到全球需要新的治理观念、新的社会策略与机构准则，我们的世界相互依存，人与生物圈相互依存。
（2）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方式，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而持久的社会。
（3）要管好我们共同的星球，上述两种变革必不可少，从而需要与之相符的共同伦理原则。
这些新规划的实施需要在世界各区域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实现新的对话、交流，增强集体建议的能力。人类进步基金会作为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全力促进世界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赞同基金会的新规划和工作方法。
三、思想者与实践者
我们与基金会的合作，在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
建立一个思想的学校。我们关注的是创造集体智慧，做思想者与实践者。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多元的国际思考平台，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和对话。人类进步基金会及其网络处在国际思考的前沿。我们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共同创建了中国的跨文化对话平台，其中包括《跨文化对话》杂志、“远近丛书”、《治理年鉴》等；组织翻译出版基金会与国外的各种思考和研究的文章、专著，如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J.里夫金的《欧洲梦》等；组办北京治理论坛、中印青年论坛，以及“互动认知”“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等专题国际研讨会。2007年初，我们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跨文化对话平台，通过《跨文化对话》杂志、“思想与方法”论坛与“跨文化对话国际平台”形成跨文化对话多元互补的空间。在“思想与方法”论坛构成的空间里，我们将推出“思想的对视：跨文化新人文书库”和“新思想书库”两套丛书，将最新资料、最新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新论题介绍给中国，首先翻译出版基金会推荐的五十种资料。
建设一个具有首创性与实践能力的公民空间。我们关注的是世界各种文化的经验积累与共享、思想者与行动者两种能力的共存。世界各种文化的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启蒙运动两个世纪后，国际与西方社会认识到人与众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进步基金会及其网络在多元对话与实践的方法上有广阔的视野、警觉的观察力、灵活的组织和参与能力。
为了使这些丰富的人类经验能够得到交流共享，使中国与世界能够对话、互相观摩，我们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把这些经验和思考逐渐译成中文出版，如《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资料》（Dossiers APM）、A.阿伯特的《草莓中的鱼》、R.约瑟夫的《世贸组织思考》、《治理的一百个问题》等。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经验资料库（DPH）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组织人员交流。我们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组织了多次国际社会的中国农村考察。参加考察的中外代表由研究人员、政府人员与有关代表三部分人员组成。同时，组织中国人员参加了第一、二、三、四届巴西、印度国际社会论坛，古巴世界粮食安全论坛，喀麦隆世界农民论坛，巴西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国际考察，法国世界公民大会，等等。我们认同基金会的工作方法：考察与开会同时进行，参加者在考察中提出问题，随时随地讨论，提倡通过现实问题来思考，提倡面对现实，而非抱怨或感叹现实。我们坚持透过问题去理解文化和现实，这比静止地、封闭地研究文化或孤立地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更为重要。
历史永远是一个过渡状态，每一时期都是一个过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声音。建设一个协力、多元、负责的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关照，平等交流我们所经历、所观察、所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方法。
蓝天之下，精神深处，我们将协同世界的朋友们共同历险。
[1]原载《跨文化对话》，第23辑，57～6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