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顺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顺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
截至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清军占领了黄河以北及东南沿海地区，大顺、大西农民军和南明部队相继失败，撤退到湖南、两广、川南一带继续苦战。但是，经过将近三年的战斗，作战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发生变化。首先，清军占领的地区内，人民群众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日益猛烈，使清朝统治者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其次，清军八旗兵战斗力虽强，但人数较少，清军推进愈远，占领地区愈广，它的作战线、供应线、驻防地也愈拉得广阔漫长，进攻的势头逐渐减弱；再次，农民军和南明部队面对共同的敌人，相互关系得到调整，开始合作抗清，抗清力量大大增强；最后，清朝由于兵力不足，起用和借重明朝的降将降兵，这些降将的兵权增大，满族贵族又不能放心，对降将加以防范、限制，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相继发生了倒戈反正事件。由于这些原因，清军锐不可当的攻势受到了抑制，抗清力量在某些重要战役中获胜，甚至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这样，就出现了双方拉锯争夺的相持局面。
清军占领江南以后，一面向闽浙进军，长驱南下，一面加强了对江西、湖南的压力，抗清局面岌岌可危。南明总督何腾蛟驻守长沙，兵力微弱。“长沙素无武备，腾蛟乃召黄朝宣于攸衡山中……朝宣部卒不满二千人，多羸弱”[1]。这时，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尚有几十万人，分散成许多支，活动于鄂西和湘北。显然，大顺军新遭失败，失去了领袖，而又分散各地，要阻挡屡获胜仗、气焰盛张的清军并不是容易的任务，它必须尽可能地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清的力量，才有可能抵御清军的进攻，扭转危急的局面。农民军领袖们在这种形势下，毅然决定改变战略，顾全抗清大局。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秋冬间，郝摇旗、刘体纯率数万农民军至湘阴，向何腾蛟部队靠拢。南明官吏以为农民军要来攻打长沙，有的主张逃跑，有的主张顽抗。一支南明军队向农民军挑衅进攻，郝摇旗等立即消灭了这支军队，长沙“城中益惧，士女悉窜”[2]。郝摇旗等认识到即将南来的清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便向何腾蛟宣示合作抗清的意图，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微将寡，无力再与农民军对敌，接受了大顺农民军合作抗清的建议。于是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3]。不久，大顺军余部中最大的一支，李过（李锦）、高一功等偕李自成之妻高夫人进入湘西，与南明巡抚堵胤锡合作。这样，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战线初步形成，湖南有了这批人数众多、英勇善战的农民军，防务大大加强。
大顺军摆脱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把公开敌对的明朝官军变为抗清的同盟者，消除后顾之患，这是大顺军抗清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变。由于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中南一带抗清力量大增，除了大顺军以外，有何腾蛟陆续招来的左良玉余部马进忠、张先璧、黄朝宣等；有由堵胤锡节制的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的四川义军；还有滇军赵印选、胡一清的部队。这些力量，“雄据湖南，乘便窥伺”，迫使清军守将飞报朝廷告急：“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也。”[4]一六四六年春，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满蒙旗兵大举进犯湖广，大顺军联合这些抗清力量，在岳州城下与清军激战十余次，以后又在藤溪打了一次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阻止清军南下。
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清军进攻湖南。三月初陷岳州，中旬下湘阴直指长沙，协同何腾蛟守长沙的明军内讧，“相攻杀，城内焚掠一空”[5]，清军乘乱攻入，长沙失守，督师何腾蛟败走。明军各镇畏缩不前，大顺军孤军无援，时湖南州县大部为清军攻占。七月，李过、高一功和刘体纯、袁宗第大顺军分别退入川东的巫山、巴东一带，“恃倚深山密林，勾连川楚‘伪逆’……势诚叵测。”[6]
九十月间，清军孔有德部破祁阳，陷宝庆，进攻永历的驻地武冈。当时，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军由广州沿珠江进入广西，一直打到桂林。南明在湘桂各军，互相猜疑，骄横无比。清军一到，或大肆抢掠地方而逃，或“下令薙发，自诣有德营门献印剑”[7]。只是由于广东抗清义军蜂起，攻袭广州，李成栋回师援救，何腾蛟督郝摇旗大顺军等辗转进入桂林。十二月，在全州大败清军，“折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运营阁道亘三百里”[8]。清军败退回湖南，广西形势方转危为安。
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春，在全国抗清高潮的声浪中，何腾蛟、瞿式耜在广西聚兵，粉碎清军对桂林的围攻，进兵湘桂地区，收复靖州、沅州、全州、武冈、宝庆、常德、永州、衡州等地。李过、高一功率大顺军克荆州宜城后，引兵东进湖南，先后攻克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十二月间，大顺军联合其他明军，合围长沙，直趋汉水北岸，几乎收复了湖南的全部失地。
大顺军联明抗清，不仅挽救了不堪一击、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阻止清军南下，有力地支持大西农民军在西南地区站稳脚跟；更主要的是开展了以湖广、湘桂为主要战场的抗清斗争，推动并掀起了又一个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二、联明抗清阵线形成后的全国抗清高潮
联明抗清阵线形成后，抗清烈火在各地更加炽烈地燃烧，农民军推动了其他阶层抗清斗争的开展，甚至一些降清的明朝将领也在声势浩大的抗清运动面前纷纷倒戈举义，反抗清朝。
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给湘桂战场以极大支援。清军入粤后，广东的农民、盐工、疍户、炉丁包括少数民族瑶民等，“各拥众数万”[9]，“联
海上”[10]，“一呼响应”[11]，在十几个府县先后发动，并影响其他抗清义军的兴起。
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春，广东人民乘李成栋率清军西向桂林，广州清军兵力薄弱的时机，纷起抗清。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举兵，分水陆两路，围攻省城广州，迫使李成栋从广西撤师回援，从而解救了永历王朝的困境，支持了大顺军在湘桂的斗争。八月，陈子壮、陈邦彦等联络恩平（王兴）、新会（黄公辅）、阳春（莫廷兰）、新兴（梁位灼）、东安（何士章）、顺德（胡靖、梁斌）等义军，号称骁骑三十万，准备再次进攻广州。虽然后来以失败结束，但斗争坚持了三个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
自此以后，广东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东莞一带农民军和义军，经常出入于博罗、龙门一带。[12]在高明、新会、增城、镇平、阳春、电白等地抗清队伍，“无日不与敌战”[13]。一六四七年冬，韶州瑶族人民起义抗清。[14]瑶民军一万多人，曾攻乳源、乐昌等城。以后又有番禺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渔民）和清远炉丁（炼铁工匠）的抗清起义。疍民起义领袖称“恢粤将军”，“所辖缯船数百，其上可以设楼
，列兵械，三帆八棹，冲涛若飞”[15]。疍民的抗清斗争延续很久，至康熙元年（一六六二），疍民军曾攻下顺德县，“火光烛天，独于民居一无骚扰”[16]。大埔、连州等地农民也先后爆发抗清起义，起义农民“四面蜂起，漫山遍野而来，共逼州城”[17]，危及清军在华南的老巢。
大顺军高举抗清旗帜在福建引起强烈反响。一六四七年初，福建人民抗清斗争普遍发动，漳州一带农民军围攻县城。七月，莒州洞农民军占据建宁府，闽北许多州县，相继被农民军攻破。汀州农民军于九龙寨起义，攻归化。南安农民军以白布裹头，号白头军，进攻泉州。
使福建地区震动最大的是一六四七年农民军配合抗清义师围攻福州。当时，“义师起，八郡同日发”，“城外皆义师，营头千种”，“农夫渔翁，俱任都督”，“至村妇化僧，亦受职衔掌兵”[18]。城内居民则举火相应。“东关外三十六墩，为官兵焚掠，抢杀殆尽，四方俱起，城中困坐”[19]。福州被围困至第二年（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的六月，由于清军大部队增援，才最后撤围。
清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福建的隆武政权，却碰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抗清力量这个劲敌。虽然重兵压境，而农民军仍把首府福州包围近一年之久。这是清军南下遇到的罕见情况，甚至当时的清朝福建总督，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国家定鼎以来，干旄所指，无不披靡，未有如建宁之‘贼’，死守难攻者。”为此，他感到：“故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20]清统治者这种沮丧的自白，反映福建地区人民抗清斗争的强大威力。
抗清风暴席卷江南地区。江北的邳州、淮阳、海州等府县，“诸山寨并起”，揭旗反抗。斗争较为激烈的淮安地区，农民起义军曾占据岔河，截断南北通道。一六四七年十月，农民军在一日之间，就占领庙湾，把清军守将赶走。江南总督洪承畴调集徐扬大军营救，也无济于事。庙湾、盐场沿海一带人民，纷纷参加抗清队伍，声势浩大。[21]农民军直逼淮安府城，使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危如累卵”，“势诚岌岌”。洪承畴等向清帝求援，恳发满汉大兵，合同会剿，迟则必致燎原。[22]
影响较大的，是浙江东部四明山大岚山寨的起义。领导大岚山寨抗清斗争的是两位穷秀才王翊和王江。一六四七年，他们在宁波沿海一带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带着一部分队伍退回四明，依山结寨。当时黄宗羲等领导的义军会聚四明山，壮大了抗清阵营。一六四八年春，义军“破上虞，杀摄印官，浙东震动”[23]。但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农民群众参加，也掺杂有封建地主的武装团练。正当他们首战得胜的时候，降清的地主团练勾引清军进行袭击，义军在丁山遭到挫败。以后这支队伍解决了内部的降清派——团练，又吸收大批农民参加，部队在一个月内就增加到一万多人。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春，大岚山义军大败清军，再攻破上虞，占据四明山方圆八百里，势力发展到东边的奉化。[24]
抗清义军对四明大岚山基地进行建设和整顿。设置五营五司，五营专管军事，五司专管后勤。队伍“且耕且屯，不扰于民”，“兵无盗粮”之事。对缙绅富户，“量富以劝，履亩而税”[25]。治理地方，“信赏罚，众大悦服”。“四明之有讼狱者，不之官而之大岚；四明二百八十峰之租赋，亦不之官而之大岚。”[26]因此，不到一年工夫，人民休养生息，加强了抗清力量，使附近县城的清军，龟缩在城内，连白天也关闭城门。
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十月，清军集中优势兵力，分两路包围山寨，采取野蛮的洗山暴行。大岚山义军寡不敌众，又由于原先打着抗清旗号的地主武装纷纷投降，势孤力薄，经过激烈战斗后，终于失败。但是，四明山区的农民抗清斗争持续不断，直到康熙年间还有起义斗争。
浙江农民的抗清斗争，到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还有金华地区的东阳县农民军数千人、永康县农民军六七千人、开化县农民军两千多人、义乌县农民军约万人，“结寨称戈”，袭击县城，抗拒清朝的统治。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金华地区农民抗清斗争有所发展，战火扩大到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四府。虽然清统治者采用恶毒的“剿抚兼施”手段，但农民武装“此击彼逸，东流西窜，枝蔓无穷”。抗清的烽火“几成燎原”[27]。
山东榆园农民军从一六四七年起，向清军发起攻势。榆园军一支由曹县南下归德，西出兰封，恢复十余州县，逼近开封，大败清军；另一支由归德向东进攻徐州，直抵赣榆。同时派骑数千，突入鲁南，协助鲁南农民起义军攻克峄县。以后又准备与河南农民军会师，直攻河北重镇大名府，大有进迫北京之势。所以，一六四七年以后的二年间，是榆园军力量最强盛时期。一六四八年八月，榆园军在数日之内，攻陷曹州、濮州等四座城市，附近各县农民闻风而动，“饥民归之，号百万”[28]。清统治者急忙派遣大批清军，用剿抚并用手段，对榆园军进行罪恶的征讨。[29]榆园军在这一地区和清军展开生死决战，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首领张七、黄镇山等在黄河南岸战斗牺牲，但榆园军的抗清旗帜岿然不动，坚持了五年。最后因为清军狠毒地决黄河荆隆口，水灌榆园，才被镇压下去。鲁东农民军以栖霞的锯齿山为基地，一六四八年攻占宁海，力量发展很快，一直坚持到一六六二年，清军疯狂围剿，大肆屠杀，这一带的抗清斗争受到严重摧残。
河南农民军，一六四八年左右与山东榆园军合师，由归德、考城西攻开封，使开封岌岌可危。他们利用冀鲁豫边境的有利条件，北上可以进攻河北，威胁北京，南下可以夺取徐州，直抵江淮。就是清统治者也惧怕农民军“顺河而东，占据黄河北岸，接渡南岸‘贼兵’”，“而河北一带恐滋蔓延也”[30]。
在豫南开封、洛阳等地，农民军“各聚数千人”，攻占宝丰、新野、商城，势力颇大。光山、固始农民军，据守大别山一带，曾多次打败清军。灵宝、陕州（陕县）农民军，曾与郧阳的荆襄十三家军互相接应，进攻南阳。自一六五一年农民军攻克卢氏，清军用重兵进攻农民军，河南农民的抗清斗争才走向低潮。
一六四七年，山西农民军攻袭孟县、五台、永宁、静乐、交城等县。第二年十月，吕梁山区交城农民进入炼银山寨，把清军引进炼银山，乘机夺取附近州县，展开广泛的攻势。一六四八年底，由于清大同总兵姜瓖倒戈抗清，农民军配合倒戈官兵，打得清军首尾难顾，狼狈不堪。不到一年时间，就攻占了太谷、文水、徐沟、岢岚、汾州、曲沃等四五十州县。清军困守太原，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山西农民打开了全省抗清的有利局面。“断截省南平阳、潞安两府大路”，“北路堵塞，音信已绝”[31]，迫使困守太原城的清军，急请救兵，哀叹“今省城孤悬一土，势切危急……呼吸危亡，朝暮难保”[32]。因为山西为河北京畿的屏障，地位险要，农民军的攻势引起清统治者极大的震惊。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马，派遣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率大军进剿山西，南援太原。农民军经过晋祠大战败退以后，全省的抗清高潮日趋低落。
当时仅存的交城农民军，在吕梁山区的炼银山，继续高举抗清旗帜。这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山中筑堡如城，广畜骡马积刍粮[33]，依靠山区资源足以自给自足。农民军团结当地农民、矿工、樵夫，在吕梁山一带建立了坚固的抗清基地。[34]交城农民军自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起兵抗清到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前后坚持战斗达二十八年之久，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坚强斗志。
在吕梁山农民军发动广泛攻势时，清统治者曾调集陕西清军合攻山西。陕西农民的抗清斗争进一步发动起来，一六四七年，明旧将与农民军联合，起兵“向攻兴城，克陷紫阳，缚送县令”[35]。一六四八年，镇安农民军攻袭秦川、蓝田，逼近兴安，“塘路间被梗阻”[36]。阶州、延安等地农民也爆发了抗清起义。雒南农民、游民组成的杆军，转战于商州、兴安一带，回环起伏，到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才告结束。[37]
抗清斗争的浪潮波及北京和直隶。一六四七年五月，北京昌平农民又一次发起抗清，以后霸县、文安等地农民也开展斗争。天津农民女英雄张氏率农民军进攻静海、沧州，影响很大。天津的清朝官吏寝食不宁，他们惊呼，“除调精锐者南征并缺额守兵外，实在战兵所存无几，而战马征调一空，分汛城守，无可再调，较之贼势，众寡悬殊，遽难扑灭”[38]。河北的河间、献县、东光、沧州、交河、高阳、蠡县等地农民军，或攻陷县城，或骚扰清军后方，“鼓噪入城”[39]，“放狱而去”[40]。清统治者跌进了群众性抗清斗争的海洋，哀叹“居民为盗者且十之七八，势难尽杀”[41]，置身于惊慌失措、无可奈何的狼狈处境中。
三、全国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
自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出现的抗清高潮，风起云涌，像咆哮的怒涛，一浪逐一浪，震动全国。它比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抗清斗争规模更大，各阶层发动的范围更广泛。农民军同各种义军包括明官军一起，配合作战，打击清军，声势日张，从而影响和促使一些降清的明朝将领倒戈，与农民军遥相声援，共同反对清朝统治。其中突出的有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广东的李成栋和山西的姜瓖等的倒戈抗清。此外还有甘肃河西的回民起义和广西的僮族人民的抗清。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全国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二月，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倒戈，举兵抗清。金声桓，原为左良玉部将，南明的淮徐总兵官，以后随左梦庚降清，率军进据江西。自以为“未费满洲一矢斗粮，孤军传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县，以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从清军入关以来，还没有谁功高于己，“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42]。结果清朝只给了个副总兵兼提督江西军务事，他的副将王得仁只得了个把总，都比原先在明朝时的官衔低下，于是“气沮，大非所望也”[43]。不仅如此，清统治者对他们不放心，还派来巡抚章于天进行监视和牵制，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正在这时，江西许多州县的农民军和义军四起。在抗清大好形势的影响下，金声桓、王得仁便宣布“奉诏恢复”，杀掉清朝的巡抚、巡按等，倒戈抗清，并迎原弘光政权的阁臣、抗清派人物姜曰广共事。三月，王得仁攻下九江。
但是，他们毕竟缺乏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不去利用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全国抗清形势，迅速出击。当时有人建议：“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44]这种建议虽然有所夸大，但抗清力量必须打出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金、王没有这样做，却由九江回师，固守江西地盘，率兵包围赣州，相持七十余天，误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六月，清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率领大军自江宁进讨，连陷九江、南康、饶州，围攻南昌。金、王狼狈回师南昌，困守孤城。他们拥有精兵，但“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45]，被清军围困到第二年（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城被攻破。金声桓投湖死，王得仁被杀。
金、王的倒戈抗清，虽有全国抗清高潮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私人目的，即他们归明后的安民告示所说的，“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46]。但是，这一举动牵制了清军很大的兵力，为抗清斗争增添了声势。
一六四八年五月，李成栋在广东倒戈抗清。李成栋原为史可法部将，以总兵守徐州。清军南下，他率明军投降，充当了清军进攻江南镇压农民军的急先锋。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李成栋率清军迅速攻下广州，立下汗马功劳而得不到主子的赏识，只授给两广提督，“怨望形诸词色”[47]。一六四七年李成栋从广西撤军镇压广东义军的一系列战斗中，损耗大量兵力，使他胆战心惊，感到有被抗清浪潮淹没的危险。尤其江西方面归明抗清，切断了广东同清朝廷直接联系的通道。李成栋权衡利害，同亲信说：“又闻新天子在粤西（指南明永历帝）……若引兵辅之，事成则易以封侯，事败亦不失为忠义。”[48]最后宣布倒戈归明，奉永历正朔，擒清朝的总督佟养甲，广东全境一下便纳入永历政权的控制之下。
可是，李成栋同样不去利用大好的抗清形势，没有立即出兵入赣和金声桓的力量汇合，却忙于接受永历的封爵，“备法驾”，迎接永历回粤，“自梧州至肇庆结彩楼数百里，旌旗蔽空，楼船相属”[49]。他独揽永历小朝廷的大权，俨若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朝政皆成栋父子掌之”[50]，“凡政之大小行止必呈成栋而后奏”[51]。一六四八年九月，江西金声桓受困告急，永历政权议决出兵攻赣州解南昌之围，李成栋这才率兵二十万趋南雄。十一月在赣州城下初战大败，从庾关败退六百里至梅岭，无脸再见永历，一溜烟跑回广州。一六四九年一月再次出师，驻兵赣州的信丰。三月被清军包围，李成栋战败溺死。
正当东南一壁抗清斗争激剧发展之际，在山西爆发了姜瓖的倒戈抗清。姜瓖原是明朝的大同总兵官，李自成农民军打到宁武关时，投降了农民军。以后清军入关，进击山西境内，他又投降了清朝。“部下故多骁勇，久蓄异志，及见交山乱，愈心动思逞”[52]。尤其山西全省抗清斗争的兴起和南方明降将倒戈的影响，终于一六四九年一月在大同宣布奉永历正朔，自称大将军，然后分兵攻陷朔州、忻州，控制了晋北、塞北广大地区，有力地推进全省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促使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原明降清的官兵以及占据一方的明朝残存武装力量，纷纷响应，攻占州府城池。他们和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农民军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极大地威胁清朝在北方的统治。清统治者坐卧不安，摄政王多尔衮坐镇浑源的寇家寨，调遣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等各率精兵，集中对付山西的农民军和义军。
在和清军进行多次激烈战斗之后，一六四九年九月，姜瓖被其部将所杀，这支抗清义军也最后被镇压下去。
抗清的烽火蔓延不息，燃烧到甘肃河西的回族地区。在满族贵族统治下，回族人民同样遭受压迫和剥削，“陇右为害无过于各衙门”[53]，使回族人民无法生活。
一六四八年，河西回民乘清统治者策划回军入川进攻巴东农民军的时机，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抗清起义。四月间，回民领袖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起兵，得到广大回民的响应。起义军坚决镇压了甘肃巡抚等清朝官吏，迅速攻下凉州，占领巩昌、岷州、兰州、临洮、渭源，控制了整个陇西地区。这支回民抗清力量，“号召‘土寇’众十万，号百万，关辅大震”[54]，影响甚大。这是满族贵族对其他民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
为了迅速扑灭河西回民的抗清火焰，清统治者命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统率满蒙大兵，对回民抗清军进行残酷围剿。在回民抗清军拒绝清朝的威胁利诱以后，清军分三路进攻，陷巩昌、临洮、兰州等城邑，河东复失。六月，清军渡河而西，回民起义领袖米喇印英勇牺牲于水泉（永昌县西北），清军进入凉州，回民抗清斗争一度受到挫折。丁国栋结集余部，由甘州进据肃州（酒泉），拥立哈密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继续战斗，受到回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关内外诸回蜂起应之”[55]。新疆哈密和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人民也来援助。
一六四九年春，回民抗清起义军与山西抗清起义军遥相呼应，陕甘一带再次震动。这年的十二月，清军集中兵力围攻肃州。丁国栋在军事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不注意组织和团结更广泛的回民群众，直至清军围城，只凭少数兵力，孤军死守，最后矢尽粮绝。丁国栋、土伦泰和大部分抗清战士壮烈牺牲，余部坚持斗争，继续到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底，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广西地处少数民族地区。一六四八年以后，在兴安、关阳、富川等县的僮苗瑶族人民先后发动起义。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郁林、怀集、富川、太平等少数民族农民军，依山险设塞堡，建立抗清据点。僮族抗清军，曾攻克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他们又曾同贵州'的农民军互相声援，配合作战，逼使清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强调抚剿并用，提出什么“恩诏覃敷，远迩向化”[56]，以安抚的手段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斗争。
回僮等少数民族人民英勇的抗清斗争，虽然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互呼应，相互推动，显示了我国各族农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四、联明抗清阵线的弱点及其失败
大顺农民军采取联明的策略，组成了联明抗清阵线，阻遏住了清军的攻势，推动了全国抗清高潮的到来。但是，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敌对的双方展开生死的竞争，各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力图使局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起伏摇摆，不断地消长变化。
清朝统治者鉴于在中南地区的战争受挫，后方又爆发了大规模抗清斗争，为了扭转局势，积极地在军事上、政治上作了调整。首先是努力巩固和安定后方，抽调大批八旗精锐，集中力量对付在后方蔓延的农民起义和降将倒戈事件。刚入关的时候，骁勇善战的亲王、贝勒如多铎、阿济格、豪格等都亲率大军，向南推进。而这时，重要的亲王、贝勒如阿济格、尼堪、博洛、满达海、勒克德浑等经常留在华北作战，镇压抗清起义和防范北边喀尔喀蒙古的进攻。同时，又建立了驻防制度，派八旗兵和绿营在占领区的重要城镇驻扎。其次，满族贵族大力推行“以汉攻汉”的策略，努力改善与汉族降将降官的关系，重予爵赏，授以权力，以死心塌地的投降派洪承畴坐镇南京，稳定南方局势。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以平西王吴三桂建藩汉中，进攻四川。次年（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进攻湖南、两广，“军机事务，悉听调度”[57]。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逐步实行转变，停止了大规模圈地等高压措施，采取了某些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生产的政策，特别是竭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分化抗清阵线。这样，经过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清王朝得以渡过了全国抗清斗争的高潮，逐个地击破了分散的抗清力量。
南明永历政权依靠大顺农民军和全国抗清力量的支持，虽然一度控制了江西、湖南、两广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却没有能推进有利的形势，获取更大的胜利，这主要是南明小朝廷的政治腐败造成的。这个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大顺农民军猜忌、防范、限制，力图捆绑住农民军的手脚，即使像何腾蛟这样抗清比较坚决的官僚，也不肯信任和重用大顺军。他不但不给大顺军发饷，而且着手改编农民军，派南明军官打入农民军内，掌握各级领导，并用左良玉的余部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马进忠等分驻在大顺军周围，进行监视，制造摩擦纠纷。南明的这批军阀部队纪律很坏，毫无战斗力，到处游荡，没有固定的防地和饷源，以劫掠为生。谁发给粮饷，就暂时听谁的节制，“有奶便是娘”，缺乏明确的抗清意识，又相互争讧，钩心斗角，拼命扩大自己的实力，提防别人的暗算。何腾蛟为了供养这批骄兵悍将，尽力搜刮，弄得民穷财尽，“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倾其产，分诸营坐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辗转蔓延死亡过半”[58]，“兵益无纪，粮益不继，诸将瓦解……各招市井无赖，转相凌虐，农甿被迫亦释耒而为兵，更互仇杀。会岁大旱，千里无烟火”[59]。腐败的永历政权把这样的土匪军队当作靠山，昏昏然苟安于一时。李过、高一功及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的大顺农民军虽然英勇奋战，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正确地应付联明抗清这一复杂的局面，他们提不出明确的纲领，在与南明合作中难以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们不但接受了南明的各种封号、赐名，而且服从这个既无抗清意志、又无正确战略的腐朽小朝廷的约束和指挥。他们驰骋战斗，疲于奔命，徒然损耗了力量而无补于大局。又常常遭到军阀军队的排挤和袭击，处境十分困难。一六四八年春，清军孔有德再犯桂林，郝摇旗、刘体纯率大顺军在灵川竭力抗击清军，因得不到南明军队的援助而失败，大顺军向桂林撤退。南明将领竟想趁机把大顺军消灭于桂林城下。这种置抗清大局于不顾的并吞异己的行径，使大顺军无处立足。郝摇旗、刘体纯等不得不拉出队伍，北上回到荆襄山区，继续抗清。以后就只有李过和高一功的队伍，仍和南明合作下去，但是留下来的大顺军继续受到南明的歧视和打击，同样也不可能合作到底。
金声桓、李成栋等倒戈以后，全国抗清形势大好，可是永历政权内部却热衷于什么“楚党”与“吴党”的派系之争，什么“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60]的各路军阀的权力之争，当然就无暇顾及将胜利局面继续扩大。大顺军先后都卷入这些矛盾斗争，模糊了农民军的阶级性，严重影响抗清斗争的进展。一六四八年十一月，正当何腾蛟联合各部大举收复湖南各州县准备进攻长沙的重要时刻，归何腾蛟管辖的马进忠部收复常德，堵胤锡和马进忠有隙，堵即调派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大顺军自夔州进驻常德，要马进忠撤防让地。马进忠骄纵成性，不理会堵胤锡的调动，又惧怕大顺军“并其军”，“乃焚刍粮廨舍从间道趋湘乡”[61]，“驱百姓出城，纵火不遗一椽”[62]，“焚城庐舍及沿江船”[63]，大掠常德西走。等到李、高大顺军开进去，常德只剩下空城一座，无法防守。大顺军于是引兵东向，十二月收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进而围攻长沙，由于清军的增援，未能攻下长沙。
马进忠洗劫常德西走，其他明军“守将皆烧营走”[64]，使新收复的州县为之一空，湖南局面顿时混乱不可收拾。何腾蛟闻讯赶至湘潭，湘潭已成空城。一六四九年二月，清军乘虚而入，何腾蛟坐守湘潭，被清军执杀。永历政权在湘北的官军全部溃败，湖南的地盘也丢失了。四五月间，李、高大顺军由湘西分道退入广西。是年冬天，与李自成共同揭旗举义的农民军领袖李过病逝。大顺军又一次受到重大损失，剩下十万人，由高一功及李过的养子李来亨统领。
抗清形势江河日下，而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斗争却日益加剧，“朝端吴楚党局，哄如水火”[65]。他们热衷权柄，互相倾轧，徇庇同党，朋比为奸，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清大局上面。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初，清军打到广东南雄，韶州守将弃城潜逃，广州被围攻。永历帝吓得急忙收拾行装，想溜入广西。瞿式耜闻讯上疏劝阻，认为：“粤东水多于山……赋财繁盛，十倍粤西。材官士兵南北相杂，内可以自强，外可备敌。且肇庆去韶千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将退至何地邪！”[66]可是瞿式耜的见解没被接受，疏再上，永历帝早已奔抵梧州了。
为了挽救垂危的局势，一六五〇年六月，高一功、党守素专程赴梧州朝见永历帝，向南明诸将倡议：“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67]大顺军领袖太幼稚天真了，事实已证明这个腐朽透顶的永历政权已无可挽救，相互对立的各派官僚军阀也绝无团结抗清的可能。这个倡议一经提出，“朝廷翁然歆动”[68]，不被采纳。“必正（指高一功）知事不可为，意大沮丧”[69]。当时准备派大顺军入粤支援抗击清军，可是军阀陈邦傅等千方百计阻挠，不让入粤，还要想方设法袭击大顺军，“潜遣兵袭其老营”[70]。这才使高一功等认识到已不可能同这些军阀继续合作下去。
十月，清军破全州，十二月陷广州，并兵临桂林城下，守御桂林的各路明军弃城溃逃，督师瞿式耜成为光杆统帅，“危坐府中”，桂林陷落，他终于壮烈就义。瞿式耜、何腾蛟等是汉族地主阶级中坚决的抵抗派，最后不屈而死。瞿式耜的绝命诗：“从容待死与城亡……头丝犹带满天香”[71]，正是反映了这些人慷慨悲壮的激情。这时永历帝已逃到南宁，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复被清军占领。高一功率大顺军由浔州退至庆远，再由庆远西撤贵州。在进入贵州途中，由于陈邦傅的恶毒挑拨，受到大西军孙可望部队的袭击，高一功不幸阵亡。大顺军在李来亨领导下，由贵州的施州卫到达四川巴东的西山屯。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与郝摇旗、刘体纯的队伍会师，“连寨相结”，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注释
[1]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2]陈鹤：《明纪》卷五十九，《唐王始末》。
[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一。
[4]《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5]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6]《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
[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六。
[8]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四。
[9]《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迹》。
[10]邹漪：《南北遗闻》。
[11]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12]参见《龙门县志》卷十七，《县事志》。
[13]《广东文征》卷七十二，《赖其肖及王兴传》。
[14]参见《韶州府志》卷二十四，《兵事》。
[15]钮琇：《觚賸》卷七，《粤觚上》。
[16]钮琇：《觚賸》卷七，《粤觚上》。
[17]《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
[18]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19]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20]《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21]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2]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4]参见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七。
[25]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7]《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
[28]乾隆《曹州府志》，《杂志》。
[2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30]《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31]《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2]《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3]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4]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5]《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7]参见乾隆《商州志》卷十四，《纪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孟乔芳》。
[38]《清代档案·贼匪类》，三号，顺治四年二月初四日天津巡抚张炘奏。
[39]康熙《河间府志》卷十九。
[40]一九一六年《交河县志》卷十，《事略》。
[41]《清代档案·贼匪类》，十七号，顺治四年八月初四日直隶巡按宗教一奏。
[42]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3]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4]同上书，《谋士胡澹献策》。
[45]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二。
[46]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7]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48]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49]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50]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5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
[52]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53]《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54]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55]魏源：《圣武记》卷七。
[56]《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
[57]《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
[58]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59]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60]“扈驾元勋”指驻守浔梧的陈邦傅一派军阀；“反正功臣”指在广东倒戈的李成栋、李元胤一派军阀。
[6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九。
[62]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63]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一。
[64]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九，《列传》二十二。
[65]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八，《列传》二十一。
[6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6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6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69]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70]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71]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八，《列传》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