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方法论与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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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解说

1.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

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是供给学派的开端。萨伊对萨伊定律的详细阐述,集中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十五章“产品的出卖或需求”,他引出了购买手段解释供给决定需求。因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除非别人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否则便不会有人赏鉴,出价购买这价值。他认为:钱的全部效用,在于把顾客想买你的货物的价值移到你的手中,销路呆滞绝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产品是通过生产创造的,所以“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1]。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可归结为三点:第一,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第二,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普遍的生产过剩,供求失衡只可能出现在国民经济个别部门,而且这种个别部门的供求失衡也是暂时的;第三,货币流通不会使商品的买、卖出现脱节,因为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反而货币能使供给和需求更高效地匹配。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无须从需求侧进行管理[2]

2.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

(1)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现实对萨伊定律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并需要加以刺激的凯恩斯主义一度取代了萨伊定律,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制定需求管理政策,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陷阱”三大规律的存在,使得供给不能创造与自身相等的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把有效需求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并证明当总投资小于总储蓄时,社会总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得到充分的价值实现,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此时,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刺激社会投资,都能弥补这一需求不足的缺陷,使经济恢复增长[3]

(2)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与供给学派的兴起。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往往只是短期有效,长期效果会递减、趋于无效,甚至产生负效果。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第一,只考虑短期经济问题,而不是对经济系统长期运行的动态考察;第二,凯恩斯理论实际上内含一个假设条件,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完全相互替代的,政府通常通过刺激投资来代替消费不足,但如果长期用投资来替代消费,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该理论并未给出分析,实际上,基于国内外诸多经验教训,可以发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4];第三,由于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是人为刺激需求,试图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的不足,最终出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生产停滞、失业严重、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现象(stagflation phenomenon),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需求引起的负面效应。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受到经济学界的近乎全盘否定的挑战,经济学界又开始致力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从而形成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非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一系列错误的政府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紧缩货币、国企私有化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见图4-2)。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5]

图4-2 西方供给学派典型政策

撒切尔主义中,国企上市以加强社会保障,供给方面的措施如减税等,是中国特别可以借鉴的地方[6]。中国居民长期的高储蓄、低消费的状况,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对未来没有信心。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这里,撒切尔主义就有启发,如国有企业上市。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变通,将原国企的股份注入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这样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又为经济增长增加了新的动力,还解决了民生问题。中小企业在促进就业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生存环境堪忧,税务等方面负担也很重,对小企业减税,可以促进投资,活跃经济,进一步促进就业。谈中国经济就不得不谈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倾向十分严重,最好的办法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根本性地解决供给问题,但土地改革短期内难以突破。这时,为了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和系统性风险发生,只能限制需求。其实,房地产领域的改革,可以通过分类征收房地产税,投机性需求征重税的手段来加以实现。所以说,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都有十分经典的思想精髓,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进行合理借鉴与应用。

(3)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能自动实现均衡的。供给端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企业家发挥创新性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环境,在市场的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作用下,各种经济变量都能自动趋于均衡,保证经济长期地稳定发展。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和自动稳定器功能,而且往往会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因为政府干预需要财力,财力有总量限制,增加需求刺激必然会减少对供给的投入。

供给学派十分重视智力资本,而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他们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与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因为,当代智力资本在不断地推动着科技革命发生和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从而迅速改变着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的面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所以说,智力资本是人类福利的源泉,应当鼓励人们加大智力投资力度。只有当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达到最大化时,人类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若资本不足,过多的福利只会产生不良作用,削弱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增加投资,不利于扩大就业,不利于创新进取,不利于刺激供给和供给升级,社会财富的创造因此会大大减少,难以达到真正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过多的福利扩大了政府的社会性支出,不利于消除赤字,不利于增加生产性投入和生产增长。

(4)供给学派的典型代表——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当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那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即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供给学派的典型理论代表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线(见图4-3),它是一条“倒U形”的“税率—税收”关系曲线。拉弗认为,当时美国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约为50%,已经超过了最大限度,处在曲线下行的一边,因此主张通过大幅度减税来刺激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拉弗曲线核心含义是,政府的税收总额与税率的关系并非一直是正向关系,而是先上升后下降,其中存在着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政府制定高税率并不一定就能得到高的实际税收额。因为税率太高,意味着企业要付出的代价越大,企业就有可能缩减投资规模,导致政府所得到的税收反而减少;只有税率处于一个合适水平时,政府才可能获得最高的实际税收。同为供给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对拉弗曲线做出了扼要解释:“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活动都会停止,因为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作为税收被政府无偿占有,他们肯定会放弃一切货币经济中的活动,生产活动自然会停止,结果政府税收只能是零。”

图4-3 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资料来源:Arthur B.Laffer.The Laffer Curve:Past,Present and future.Heritage foundation,June 1,2004.

3.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再到供给管理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在供给学派指导思想下,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供给管理和变革,使宏观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但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且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外贸“双重”赤字。由此,供给学派不再赢得民心,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得以“复辟”。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承大统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不仅在凯恩斯革命时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主要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复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思路。

虽然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继续得到支持,但是经济界已经开始提倡从需求侧调节来刺激宏观经济增长,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主张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一直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及其导致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实质上是采用“供给管理”手段来进行救市,供给侧学派又一次进入政界、学界的视野[7]。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正是在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下所提出的伟大方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流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的交替式演进过程(见图4-4),这也说明了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历史性、实践性与发展性的特征。

图4-4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流框架


[1]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许小年.供给侧的源头:“萨伊定律”[EB/OL].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consume/Practice/201512/t20151212_240216.htm.

[3]许小年.供给侧的源头:“萨伊定律”[EB/OL].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consume/Practice/201512/t20151212_240216.htm.

[4]王小鲁.对“三驾马车”需求理论的再认识[EB/OL].http://mcrp.macrochina.com.cn/u/54/archives/2015/2539.html.

[5]姜超,顾潇啸.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EB/OL].http://www.cs.com.cn/xwzx/hg/201512/t20151202_4853708.html.

[6]戴险锋.重读撒切尔主义[J].中国经贸,2012(8):18-21.

[7]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