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供给侧改革研究现状
自2015年11月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政策方针以来，有关学者和政界人士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成一致的定义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供给经济理论起源与发展
供给经济理论历史久远，它与整个经济学理论相伴成长。比如，18世纪后半叶重农学派（Physiocrates）强调恢复“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A.Smith，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和“非生产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r），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990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环境。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基本上都是从供给侧研究经济问题。比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作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 & Domar，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驱动因素是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和有利的社会制度，制约因素是资源或物力、人口和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沿着索洛的理论思想，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du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P.Romer，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R.Lucas，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1]。Jovanovic和Yatsenko（2012）基于供给侧技术要素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供给侧技术创新升级对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2]。Foster和John（2011）从演化增长理论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提升或结构优化，也是知识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3]。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有关论著评析
在如火如荼的国内供给侧改革研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以及新供给主义代表滕泰、贾康等知名学者，分别出版了有关供给侧改革的著作，这为供给侧改革政策制定实施和下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和文献基础。《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吴敬琏等，2016）一书从“中国需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前世今生”、“供给侧改革改什么”和“供给侧改革进行时”等四个部分阐述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缘由、背景和重点领域及战略方法。其中不乏一些精彩论断，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的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4]。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吴敬琏、厉以宁等，2016）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是“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该书从三个层面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第一个层面的改革思路是，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新增资本、新增劳动力、效率提高是关键因素，而且，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要着重在效率提高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第二个层面的改革思路是，改善供给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第三个层面的改革思路是，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推动，三方协同能够创造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5]。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一书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四个角度深入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思路和路径。其中，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思路；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包括土地制度、金融体制、创新驱动、简政放权、社会服务体系等；做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重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怎么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包括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6]。
《供给侧改革》（滕泰、范必等，2016）一书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仍是供给侧抑制。结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太多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些阶段的要素供给自身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供给结构，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软财富行业，同时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下决心加大减税力度，从供给侧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供给，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降低资源成本；提高劳动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制度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以新供给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7]。
以上有关供给侧改革的几本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形势，都有一定的实践性和指导性，但笔者认为有两点不足之处：第一，有“形散”的倾向，这可能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完成过程时间紧、内容量大，二是内容完成涉及的学者多而导致取向、观点较分散；第二，缺乏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供给侧改革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机理。因此，从理论价值上看，供给侧改革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系统研究。
3.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阐释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也处于不断演化和动态调整之中，从侧重供给管理到侧重需求管理，再到侧重供给管理；而且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需要协同进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二者要有不同的平衡[8]。近一两年，国内学者对供给侧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解说、历史事实和未来发展等方面。
贾康（2016）指出，供给侧改革必须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一是“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三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现实挑战。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他还建议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立即调整人口政策，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金融改革，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释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升级”式增长[9]。贾康、苏京春（2014）梳理了“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发展中已呈现出的两轮“否定之否定”演变轨迹。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表象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表象为：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10]。戴慧（2016）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和背景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无论是供给经济学，还是里根经济学，都与当前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大区别[11]。胡希宁（2016）也认为，我们不能把当前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在背景、目标、战略重点方面二者有所差别[12]。黄凯南（2015）从演化增长的视角深入剖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考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演化，并探讨两者的共同演化，阐释深化制度改革是推动供给和需求有效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原因，并指出该理论视角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启示[13]。盛朝迅、陈蕾、王颂吉（2016）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政策演进过程，他们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包括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第二阶段为1992—2012年，以需求侧改革为主，包括“宏观调控”、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政策；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今，供给侧改革再次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新供给改革政策[14]。卢锋（2016）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供给改革，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延续[15]。刘元春（2016）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能持续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16]。
4.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路径
供给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破坏性创造”的体现，因为要想实现供给体系升级与供给质量提高，就必须通过创新打破原有的供给框架，获得新的增长动力[17]。
邵宇（2015）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加强供给侧改革，需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以互联网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以提升有效要素供给的总量和质量，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改善供给侧[18]。刘霞辉（2013）在分析供给管理概念误区的基础上，从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未来走势、国外供给管理经验及中国供给管理政策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对策[19]。文建东、宋斌（2016）研究认为，让经济增长处于不断增长的生产潜能水平，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鼓励创新创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前提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为人们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他们利用经济增长理论预测，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最终和发达国家趋同[20]。林卫斌，苏剑（2016）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存在“有供给无需求”、“供给体系低效率抑制有效需求”和“有需求无供给”等三个方面供需失衡，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他指出，实现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求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和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完善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冯志峰（2016）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2]。刘伟、蔡志洲（2016）研究认为，当前供给侧改革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实现区域间生产力布局的均衡，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23]。罗良文、梁圣蓉（2016）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核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对供给端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供给侧和消费侧共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24]。李翀（2016）认为，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时期，只有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等供给侧管理，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在短期内，我国政府还需要通过适度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增加货币供给等需求管理手段来防止经济过大幅度的收缩[25]。王博（2016）研究认为，制度供给侧改革尤其要从企业微观层面推进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权一揽子权利束进行有效的分割与重组，以实现在不损害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福利的前提下增加某些成员的福利，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双重帕累托改进。
以上学者围绕我国供给侧改革，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思路和实施路径，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制度改革，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框架，这也是本书力图实现的重要突破；另外，现有文献鲜见从行业层面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由此很难得到有针对性的具体行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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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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