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发生歧见到进行反叛
马克思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大学里谋取教职，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离开了校园。这时一份引人注目的报纸于1841年9月创刊了，这就是《莱茵报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che Zeitung fu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简称《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它马上成为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发表的园地。马克思先是为《莱茵报》撰稿，从1842年10月15日开始接任该报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这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由于把思考的焦点投向现实问题，这段经历对马克思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进入现实社会生活，问题便不再虚幻而宏观，相反，它们很实际和具体。马克思遭逢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出版自由问题。1841年12月24日维廉四世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借口“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要求任何机构“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为此，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揭露了检查令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虚伪”本性，认为它只制造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造事物本身。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令所谓“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实际上使书报检查官更加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不严肃”和“不谦逊”来压制和破坏出版自由。针对检查令加于写作的种种限制，马克思强调了写作风格的多样性。他认为“风格如其人”，限制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就是侵犯了人的权利，限制了人的精神的形式。最后，马克思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特别引用了塔西佗的《编年史》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1]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密切关注会议动态，特别为会议所辩论的议题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对书报检查令所进行的评论的继续，马克思把符合普鲁士政府意志的出版物与“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渴望的英勇善战的出版物”进行了对比，他坚决捍卫报纸所拥有的讨论任何问题的权利，指出，不论是宗教的哲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都应允许自由发表，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而在当时的德国，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政治，而在政治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治问题就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通过讨论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问题的实例，马克思还引申出对莱茵省议会本身存在的合法性的质疑；据此他更进一步阐明了“使革命前的德意志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感到激动的另一问题，即代议制问题”[2]。马克思指出，省议会捍卫的是等级特权，违背的是人民利益，它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化，马克思觉察到省议会辩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各种物质利益的对立；不同等级的思想和行动，原来都受着一定物质利益的制约。社会生活因利益的对立而激起的波澜，在马克思内心世界形成强烈的冲击，他开始触摸到社会结构的内核及其深层本质。
如果说，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的论文里，马克思还只是初次触及物质利益问题，那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更深入地探讨了物质利益及其同等级、国家、法的关系。早在1821年6月，普鲁士法律就规定了有关盗窃林木的刑罚。但由于农民破产、生活贫困，林木盗窃案件逐年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政府审理的20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件中，约15万件是属于林木盗窃方面的。于是一个更为严厉的新法规被提交到了省议会审议，要求把捡拾枯树枝也列入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马克思在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捍卫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首先，马克思从习惯权利为贫苦群众的利益进行辩护，认为自古以来，农民就有在森林里捡拾枯枝的权利，这是一种习惯法，是合法的；与此相反，贵族的习惯法则是与普遍的法律形式相抵触的，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的不法行为”[3]。他公开声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4]其次，马克思驳斥了省议会把捡枯枝视为盗窃林木的偏见，指出捡枯枝与盗窃林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最后，马克思还借助于自然界的现象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辩护，他把捡枯枝看成是自然界对于穷人的怜悯，并用自然条件的肥沃贫瘠现象来比附社会中的贫富对立。从这些辩护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求助于法律，而不是求助于经济分析；求助于自然，而不是求助于对社会的深入剖析。这清楚地反映了开始摆脱思辨哲学的青年马克思所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
几个月后，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触摸到了由社会利益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活动起着制约作用。摩泽尔地区的葡萄酒业主大量破产，农民生活异常贫困。《莱茵报》记者彼捷尔·科布伦茨为此撰文做了报道，引起了政府的不满。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文章的报道失实，是对政府的恶意中伤，并要求记者用具体事实做出答复。科布伦茨迫于压力致信马克思表示“离开战场”。于是，马克思起而应战，为摩泽尔记者进行了辩护。他收集了丰富的材料，阅读了大量文件，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做了考察，驳斥了沙培尔的指责。通过论战，马克思加深了对国家问题的看法。针对普鲁士当局所认为的摩泽尔地区酒农的贫困状况同政府管理毫无关系的说法，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5]因为，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6]，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管理原则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识到，“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7]。
此外，在编辑《莱茵报》期间，马克思还同《科隆日报》进行了斗争。该报的政治编辑、政论家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8日的社论里，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说它违背传统，竟然在报纸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说它动机不纯，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的另外的目的”[8]；呼吁政府禁止这种讨论。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论调，称海尔梅斯是一个“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的人”，正当整个思想界力求摆脱书报检查制度的桎梏时，他竟然还呼神唤鬼地向书报检查制度求助，硬要和它结成同盟。马克思揭露了海尔梅斯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认为这种可悲的立场是和维护基督教国家相适应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它以基督教为精神基础，因此，必然禁止对宗教的任何批评。而现实的、理性的国家，则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才得到发展的。
不仅如此，在同《科隆日报》论战中，结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马克思大大深化了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和认识。他主张意识和生活、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他深深感到，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陷入抽象思辨之中。它“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9]，“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0]。而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实接触，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源自现实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产生于现实斗争。“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1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对哲学对各个时代的作用做了思考之后，马克思指出，“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3]。就是说哲学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的东西，它要深入现实生活，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成为实践的哲学。同时世界也并非与哲学相对立，而是通过与哲学相结合，世界将成为合乎理性的世界。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他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突出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及对世界的改造作用，这预示着他某种程度上对黑格尔的超越。
《莱茵报》时期所获得的这些认识，使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开始凸现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经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与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过从甚密，但他们在哲学、宗教和政治观点上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分歧。随着马克思深入实际生活，这种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马克思沿着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向，研究复杂的社会理论问题，一步一步走向“新哲学”。与此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坚持应有和现有、主体和客体相对立的观点，片面鼓吹“批判”，试图通过“纯批判”来改变现存事物。
1841年底，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立了一个无神论组织，即“自由人”小组。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尔·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施蒂纳等。“自由人”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宗教问题上仍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要在国家生活中确定自由原则，主要是通过宗教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一切现实生活问题都变成了神学问题。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把对宗教的批判服从于迫切的政治斗争。针对“自由人”的这些观点，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立即撰写文章进行批评，但他在1842年11月30日给阿尔诺德·卢格写了一封信，专门谈了“同‘自由人’有关的‘纠纷’”，强调要“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14]。同时，马克思提出一个观点：“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亡。”[15]这不仅反映了马克思的宗教观，而且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化，他认为，谈论哲学，用哲学来批判宗教，并不是挂着“无神论”的招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
1842年3月29日，布鲁诺·鲍威尔由于过激的政治言论被政府当局撤除了教职，“自由人”认为这是世界性的事件，是普鲁士反动政策的一个象征，于是反政府倾向和政治情绪更加激进。马克思对他们这种不分场合、不分时机，空谈批判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自由人”“号召进行评论；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将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评论（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评论），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16]。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些人的“作品不是从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17]。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到达英国之后，在经商的同时特别注意对英国现状的了解和调查。他来到工人居住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18]，又考察了英国的政党和阶级结构，比较透彻地看出英国统治者面临的危机。他先后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伦敦来信》《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总题目为《英国状况》的一组文章等。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9]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恩格斯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和学说做了历史的追溯和初步的分析。他特别指出，由于欧洲最先进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情不同，这三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各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在英国，人们是直接从经济问题出发去研究社会变革问题的，例如欧文就是这样。在法国，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如果不具有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就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在德国，一切革命活动都首先表现为理论活动，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民族。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成果，书中简略地回顾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具有的“私经济学”的特征，即额角上都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造成的种种后果，论证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最终得出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应该把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某种永恒的东西，而应该看成历史的产物，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来批判它，把这个制度的消灭看作它本身辩证发展的结果。
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中，恩格斯研究了历史观问题。英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腐败和种种弊端已是有目共睹，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病，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是一个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当人们还把假象当成真理时，是不能猜中这个谜的。卡莱尔由于受到表面现象的迷惑，未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没有落入过去的圈套，他明确指出，英国目前的各种祸患是社会的灾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它不能像废除王权或特权那样被消灭。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才能摆脱社会的灾难，建立起人类利益一致的合理社会，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和平等。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把历史与人的活动，特别是与劳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一步研究了劳动的特殊形式——工业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在欧洲大陆，摧毁了整个旧世界，而英国却依然风平浪静，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18世纪中叶以来，却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社会革命（即工业革命）。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工业革命是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结果。工业革命革新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的发展还带来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英国社会分成了三个主要阶级，即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无产阶级。同时，工业革命也是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基础。
1844年夏天，恩格斯结束了在英国的经商活动，离开曼彻斯特返回故乡。回国途中他来到巴黎，再次拜会了马克思。此前他曾去科隆拜会过马克思，但由于马克思怀疑他与柏林“自由人”小集团有密切联系，对之比较冷淡。不过，当时他们还是达成了共同战斗的协议。这次他们一起交换了意见，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在广泛的领域进行了探讨，终于彼此兴奋地发现：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但在一切理论领域的意见完全一致，共同的见解和理想使他们开始了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非常意义的毕生的合作。
注释
[1]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4-135.
[2]Сочинения К.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примечания 11,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647.
[3]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4]同①248.
[5]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
[6]同①376.
[7]同①363.
[8]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8.
[9]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10]同①.
[11]同①219-220.
[12]同①220.
[13]同①220.
[1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15]同①4.
[16]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大约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
[17]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18]恩格斯后来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文中说：“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73）
[19]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