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意旨、逻辑与主要观点
五种解读模式为理解马克思中后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多重角度，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占据主流的是综合了“研究重心东移说”和“唯物史观应用说”的“唯物史观发展说”。按照这种观点，“晚年马克思”不仅对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通史工作提供了全新材料，而且对构建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本土学术话语提供了重要支撑。回归学术发展历程可以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写作和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研究的三大基石，它们在冲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禁锢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在于21世纪初“回到马克思”的学术转型，它要求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基础上深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和思想历程。经过近20年的学术积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阐释、西方思想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融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全新发展、激进左翼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开掘等为国内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基础。伴随这一过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成为关注最多的文本，这为一种专门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文献清理—思想阐释—当代性重估”工作准备了条件。在此种学术思潮的推动下，许多原以为“不成熟”“不完整”“不逻辑”的文本成为重构马克思思想的一手材料。学术界力求不再为了刻意维持马克思的整全形象而歪曲马克思本人的思考，一个更丰富、更鲜活因而也更真实的马克思形象被逐渐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开始引介MEGA2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思想阐释的重要参照。
正是在上述学理背景和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本书尝试对“晚年马克思”重新进行学术清理，力求以一种学术化的方式厘清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较为模糊和混乱的19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为了明确问题意识并聚焦讨论范围，本书选取篇幅最大的“人类学笔记”加“历史学笔记”作为切入文本，阐释过程中的思想参照系是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资本论》研究工作，而非19世纪70年代末关注东方社会问题的线索。这一想法根源于上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学术判断——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研究者将有可能是依据《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马克思思想形象展开重构的第一代人。为了推进这一构想，本书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文本学的学术清理。当解释学（Hermeneutics）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在20世纪被正式确立时，思想的客观性凸显为有主体介入的认识活动中亟须重新确立的东西。在此过程中，文本逐渐上升为思想客观向度的重要支柱和表征。回到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文本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思想阐释尽可能多地依据马克思写就的文本，哪怕这种文本是研究手稿、读书笔记或与他人的通信，而其他人对马克思的解读只作为研究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解读者在文本面前都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合法地位。就“晚年马克思”的研究来说，文本学清理首先考问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马克思写作了怎样的文本，进而通过文本内容本身提炼出马克思探讨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时间设定而言，本书研究的“晚年马克思”主要集中于1877—1883年。以此为依据并借鉴MEGA2的研究成果，我们将知道马克思在此间主要围绕《资本论》的进一步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文化人类学与启蒙主义历史学三大主题展开思考与写作。因此，厘清“晚年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基于三组文本：一是《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二卷、第三卷手稿及相关书信；二是与维·伊·查苏利奇、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等革命家的通信；三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
第二，人类学的问题视角。当进入“晚年马克思”的对应文本之后，研究的困难在于如何从文本内容中提炼出问题视角。由于两部笔记以极少的评论或夹注形式摘录大量书籍，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归纳马克思的摘录主题，并判定与他此前的思想是否存在关联、如何发生关联；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工作将进入对马克思摘录对象的思想线索和学术背景的研究，以此探求马克思思想与摘录文本之间的互相参照关系。通过上述两个步骤，我们发现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从史前时代到资本主义产生的人类历史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梳理，这与《资本论》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化的历史背景在时间上正好衔接。进一步考订这些文本内容将不难发现，它们都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本书因此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以此和《资本论》刻画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史”[1]相呼应。由此，我们便进入了作为马克思摘录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的讨论议题——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人类历史。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在19世纪都着眼于人类范围（而非某个民族或国家）书写历史，区别在于前者涉及成文史以前的史前时期，后者关注希腊罗马至启蒙运动以降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此需要注意，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他们都注意到资产阶级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社会进化论、世界主义中的欧洲视角即对资本主义既成事实的确证。以此为基础，本书受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方法[2]的启发，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提炼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三大因素——经济、政治和宗教，进而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的分析模式，逐步深入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前史、政治史前史和宗教史前史。
第三，历史学的写作顺序。在具体讨论资本主义史前史中的经济、政治、宗教因素时，如何概括提炼马克思摘录文本的思想内容并赋予其逻辑结构凸显为新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充分考虑到了两部笔记内容中明显的时间性，即遵从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和标榜世界主义的启蒙主义历史学都按照历时性的思路展开历史叙述，这与20世纪文化主义或结构主义人类学以及全球主义历史学重在研究共时性结构中诸因素的关系有明显差别。因此，分析资本主义史前史三大主题的最好逻辑是材料本身呈现的时间顺序。按照两部笔记提供的材料，它们在时间上的分界大致体现为四个时段：史前社会至希腊罗马社会解体（5世纪之前）、中世纪（5—15世纪）、近代（15—17世纪）、现代（18世纪以后）。与此对应，我们从马克思重点摘录的资本主义经济史前史中提取了财产观念的古今对比、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英国农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外殖民，从资本主义政治史前史中提取了政治观念的古今对比、卡罗林王朝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解体过程中的王权争夺战、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政治性，从资本主义宗教史前史中提取了宗教观念的古今对比、十字军远征、宗教改革、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性，共十二个论题。通过上述三大主题及其各自的四个论题，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系统书写。
第四，思想史的分析方法。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写作习惯可以知道，摘录读书笔记往往服务于新的思想创造，例如“克罗茨纳赫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意义。[3]遗憾的是，马克思通过“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将缔结何种新思想我们不得而知。并且，从目前学术进展来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与马克思存在很大差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们尝试将分析视角转向思想史：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然后是与马克思面临同样时代问题而做出相似或不同诊断的19世纪思想史，最后是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或发展的整个西方思想史。通过上述三个方面，马克思在两部笔记中渗透的思考能够以一种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判定，这既能够具体呈现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关联，又能够厘清马克思思想为什么在20世纪之后不断凸显“当代性”。在借鉴思想史资源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史前史主要参照《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而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所谓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理论”两部分；资本主义政治史前史主要参照19世纪以来充分展开的英、法、德三国政治谱系，特别是20世纪涉及较多的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宗教史前史主要参照启蒙运动以降对宗教的批判态度，及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推动的对西方文明的深层反思，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所引发的理论效应。通过以上述三个层次的思想史为参照将会发现，“晚年马克思”在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中只在时段上有独立性，就思想内容而言，它承接了马克思此前诸多方面的思考；而且，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图谱中也并非横空出世的“异端”或“反叛者”，他毕生的思想创作具体展现了西方思想传统如何介入对资本时代的塑造、反思与改造。
具体而言，本书以“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重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理论主题的论述将按照导论—五章正文—综论的结构来展开。在此，将主要论点陈述如下：
导论集中指出重新研究“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必须厘清由多条思想发展线索交织而成的“晚年马克思”。为此，我们首先从研究史出发，指出文本在不断重构马克思思想形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深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人类学家”身份建构“晚年马克思”的特殊背景，进而评述受劳伦斯·克拉德影响而凸显的五种“晚年马克思”形象（即“思想衰退说”“回归早年人类学说”“放弃《资本论》说”“研究重心东移说”“唯物史观应用说”）；最后基于“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思潮和MEGA2的文本图景，指出对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理解必须要将其置入《资本论》研究这一更大的思考图景中。
第一章以导论为基础研究“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创作背景，我们主要关注两条线索。其一是文本线索，即两部笔记关涉的文本学问题，主要讨论写作进程、主要内容、主要版本及出版情况。其二是思想线索，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曾分别三次书写人类历史。通过比较将会发现三者之间具有内在思想关联——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理论地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运用，而“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对史前社会至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史前史）的重新书写体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此前《资本论》研究的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两部笔记的写作与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的《资本论》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研究一脉相承。
第二章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之资本主义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只具备“历史性”而非“永恒性”的指认。论证过程分为四步：第一，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为参照，阐释他解剖现代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批判性阅读黑格尔法哲学、旅居巴黎的理论和实践经历、解释历史的唯物主义尝试、区分经济与政治的分析话语、思索资本主义的复杂面相）；第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明资本主义基于内在矛盾必然解体（即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必然性论证）；第三，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说明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可能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所取代（即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可能性论证）；第四，以巴黎公社对现代国家之极端腐朽形式的颠覆提出公社在现代条件下能够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建立公有制社会的历史选择（即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替代性方案）。
第三章结合“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内容展开关于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第一项专题研究——经济史前史。我们以史前社会至希腊罗马社会解体（5世纪之前）、中世纪（5—15世纪）、近代（15—17世纪）、现代（18世纪以后）为大致分期，提炼出两部笔记中与之对应的四大主题——财产观念的产生、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的殖民拓展。通过以上四项研究，两部笔记提供了理解《资本论》第一卷中“商品和货币”“所谓原始积累”“现代殖民理论”等部分的深层历史背景，厘清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所遭遇的一系列理论难题。
第四章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第二项专题研究——政治史前史。我们以同样的时间分期概括出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四类历史事件——政治观念在希腊罗马社会产生出国家但在此外的广大地区演变为各种各样的公社样态、卡罗林王朝的详细历史、14—17世纪欧洲的王权争夺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这部分议题超出了原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模型，但从资本主义内含的政治属性来看，它们孕育了与资本主义政治形态密切相关联的四类政治制度——国家统治与公社自治、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历史主义，并且与英、法、德、意、俄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政治密切相关。
第五章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第三项专题研究——宗教史前史。在同样的历史分期中，我们归纳出马克思对宗教观念（特别是作为一神教现代代表的基督教）的发展、十字军远征、宗教改革、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的宗教世俗化这四类现象的特别关注。通过研究我们将知道，马克思在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过程中对宗教问题的集中关注，既与他早年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而进行的宗教批判有关，又展现出对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具体而言，基督教开启了心灵秩序作为西方文明演进的全新空间，十字军远征以集结中世纪主要社会因素的方式构造了近代历史的基本主题与演进方向，宗教改革催生了参与资本主义建构的启蒙精神和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三十年战争的宗教矛盾凸显了政治、宗教、经济三类最主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分化与重组。最终，位于社会生活表层的经济与深层的宗教在新教伦理、政治经济学、议会政治等现代因素中实现了融合。
综论集中从学术研究层面总结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所规定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将产生何种理论效应。通过五章正文内容的详细论证，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整体上重构马克思中后期思想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从细节上回应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遵循由小到大的论题发展线索指出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本论》的历史化解读模式，凸显了人类史和世界史研究向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的全新指向，产生了一种由人类学和历史学所建构的马克思历史理论。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历史理论”在当前的学术背景下正以一种历史问题研究的视角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僵化区分，进而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问题化重构。
[1]“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史”的区分来源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的区分，考虑到“形成史”具有从后思索的“强目的论”色彩（主要见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和《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本书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按照时间顺序从更广层面考察资本主义形成的诸因素称为“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1页。
[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基于进化论假定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因而进化方式也相同，并指认发明与发现、政治观念、家庭观念、财产观念是人类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进化中的四种因素。
[3]王莅.求解“现实之谜”的理论批判与历史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向《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问题式过渡.哲学门，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