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晚年马克思”：一个有待突破的界域

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展开“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首先遭遇到“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但从学术用语的使用现状来看，“晚年马克思”并不具有明确内涵，它主要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与“青年马克思”相对应，表示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生涯中的最后探索。大体说来，“晚年马克思”对应的时间段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根据弗兰茨·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或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马克思传》的划分，将1873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之后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称作“晚年时期”；其二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发现之后，学术界将两部笔记合称为“晚年笔记”，进而将1877年之后集中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著作的马克思称为“晚年马克思”。事实上，不论是以最后十年还是最后五年界定“晚年马克思”，我们都不能将“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视为两个孤立的文本，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呈现为多种线索相互交错的复杂状态。为此，下文将以文本作为思想研究的切入点，详细剖析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以“人类学家”形象建构“晚年马克思”的特殊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五种“晚年马克思”形象，从而为重新研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提供必要性论证和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