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发展：路径、循环与螺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中枢。我们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尝试构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经济发展循环环环相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格局，经济发展阶段也从低级上升到高级，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在经济发展循环中，可以根据两个不同的维度将其进一步分解，两种维度的分解都能够得到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路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而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路径，体现了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因此，本章对经济发展路径的梳理，力求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本书后续篇章，特别是“微观行为篇”和“宏观建构篇” ，在分析具体经济发展问题时都采用了本章确立的理论框架，这也体现了本书在理论和实践运用上的一致性。
第一节 生产方式：两种含义上的辨析
一、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发展的本质是对立面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位于核心位置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政权更替的。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变迁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已做出深刻阐述，典型的如针对“卡夫丁峡谷”的分析。另一方面，后发经济体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提出了尖锐的诘难。例如，拉美国家被公认是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生产关系改革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工业化早期的欧美发达国家奉行的正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但这些国家都没有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英、美、德、俄、日等国家从经济起飞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其整个过程中都不存在发展长期停滞现象，其中美国和日本甚至只用了不到七十年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起飞，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1]。
“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暴露出的问题，使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直接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第三者或中介。国内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家驹和蔺子荣（1980） ，他们提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两者之间的中介[2]。吴易风（1997）则指出，应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来看待生产方式的含义，这也是最符合马克思逻辑思路的分析，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吴易风指出：马克思从早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1847年《哲学的贫困》 ，直到《资本论》（第3卷） ，都坚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原理。这个原理表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中介[3]。
二、生产方式（一般）与生产方式（特殊）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思路突破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但是，这又容易产生一种新的决定论，这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决定论，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生产方式进一步决定了生产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决定论，各种质疑接踵而来，吴宣恭（2013）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方式的[4]。实际上，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也已经表达了类似的含义，“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5]。孟捷（2016）进一步提出：生产方式是一个统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层面上的大系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其内部的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从事着不同的“目的论”活动。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生产方式下属的目的论活动，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两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在这两种因果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顺序是截然不同的[6]。为此，孟捷（2016）提出，不应当仅仅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角度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7]。笔者也曾提出，可以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具象化为“劳动—分工—所有制”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但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笔者也意识到这一分析框架是具有重大缺陷的，譬如，仅仅从分工出发无法对所有制演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十分接近的分工水平下，所有制关系的形式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反之，同样是实施资本主义私有制，欧美发达国家与东南亚资本主义政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两者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相差极大。
由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无法对以上质疑做出合理解释，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创新是以区分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作为出发点的[8]。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生产方式（一般） ，也即在抽象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区域分工、行业分工、国际分工、城乡分工等都是这一层面的反映。在这个层面上，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它影响的是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9]
除了生产方式（一般） ，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如果将生产方式（一般）称之为劳动方式，那么第二层含义的生产方式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为了将其与生产方式（一般）区分，我们将这个层面上的生产方式称为生产方式（特殊）[10]。生产方式（特殊）的含义是：任何生产过程都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11]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
两个层面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含义。对于生产方式（一般）而言，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技术与阶层之间的中介环节。当抽象掉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后，生产方式最多地表现为社会分工、职业分工和脑体分工[13]。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生产方式（一般）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不同维度上的“搭配” ，如行业分工、城乡分工、区域分工、国际分工等。
生产方式（一般）至少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这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是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劳动方式” 。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技术—经济”范式是与“劳动方式”较为接近的概念。如福特制、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生产、弹性专业化生产等都属于劳动方式的范畴[14]。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二个方面内容是指中观层面的区域和产业，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组合和搭配的。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含义，产业概念则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的含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三层内容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微观和中观的生产方式（一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为了凸显资源配置方式在宏观和总量层面的特定含义，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一种独立形态来处理[15]。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循环
当我们仔细考察“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理论架构时，就会发现，三者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只是通过作用与反作用来表示。很显然，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都无法完整刻画人类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真实图景。为此，我们初步考虑从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的差异性这一视角出发，引入“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路径”等术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一、经济发展进程总览
在本节，我们将使用循环的形式来表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见图1） 。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图1中的循环进行分解，第一个维度的分解是横向的，这将图1分为两个部分。路径Ⅰ为：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路径Ⅱ为：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路径Ⅰ和路径Ⅱ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在路径Ⅰ中，生产力是率先发生变化的，而在路径Ⅱ中，生产关系率先发生变化。
第二个维度的分解是对图1进行纵向分解，这将经济发展循环分解为两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子系统，也即图1的左半部分；第二个子系统是“生产关系—职群阶级”子系统，也即图1的右半部分。
二、经济发展的路径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对经济发展循环的第一个维度的分解，从这个维度来看，经济发展呈现出两条路径。由于经济发展中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两条路径的讨论中得到解释，因此，我们会在后面的讨论中简要地谈谈对第二个维度的分解。
经济发展的第一条路径是经济发展循环的上半部分，这条路径的起点是生产力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劳动者自身素质、劳动工具改善以及劳动对象本身质量的提高等多个方面，但这些因素的独立变动都无法实现生产力进步，换言之，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后果是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一般）变革。我们将这种由生产方式（一般）决定的分工群体称为“职业群体” ，也即由于从事同一种职业而聚集和组织起来的群体[16]。当生产方式（一般）发生变革时，其直接后果便是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这将造成职业群体数量的增多。可以从两方面把握职业群体的特点。一方面，职业群体已经具有等级分层的含义，因为即使抽象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职业群体支配资源的权利也是具有很大差异的。但另一方面，职业群体之所以不同于阶级概念，也正是在于它并不体现经济主体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的差别。
然而，职群分裂如何改变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职业群体的形成如何改变所有制并促成阶级的产生，这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鲜有涉及。恩格斯自己也坦言：“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 ”[17]。这就涉及经济发展循环中的“生产关系—职群阶级”子系统（图1中的右半部分） 。当然，历史考古方面的资料在这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新阶级的源泉在于分工演进和职群分裂，但是，从职群分裂到阶级分化却是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最终达成的。第一条途径是职群分裂直接导致阶级分化[18]。这里的第一种情况是指，在原始部落中出现了一个承担魔法宗教活动的巫师和通灵群体，这个群体最终演变成为奴隶制僧侣贵族的前身[19]。在古代，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萨满（巫师） ，萨满是灵物的代表，他可以交往于人神之间，他拥有法术的力量，可以为病人驱鬼，为猎人祈福。萨满最初只从事无偿的巫术活动，萨满本人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随着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萨满在巫术活动中开始索取报酬。由此逐渐以此为职业，萨满逐渐演变成无偿占有劳动产品的社会寄生虫，并演变成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中的“巫、尹、史”[20]。这些职业角色，在统治阶级取得政权和维护统治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其特殊的阶级地位也被巩固下来[21]。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态中，都存在着巫师、通灵脱离直接劳动的考古证据。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即使在现时代仍然可以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描绘了巫师祈求动物神灵保佑族人狩猎时能满载而归的场景。这些都表明，巫师们已经从生产食物和制造工具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为族人祈福并施展巫术[22]。
职群分裂直接导致阶级分化的第二种情况是，那些承担部落氏族公共事务的“领导者” ，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逐步占有公有的剩余产品，成为一个脱离直接生产活动的阶级。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虽然承担了一些公共管理的事务，但是其本人还是参加体力劳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诸子文献中都有尧、舜、禹本人参加体力劳动的记载[23]，在这个时期，部落首领与一般劳动者并没有形成阶级对立。然而，随着禹的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开始谋取具备暴力特征和镇压能力的国家权力。治水之后，禹号令部落首领在会稽集会，但放风之君迟到，被禹处斩，这表明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已经出现。这同时也揭示出：最初的阶级分化并不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差别，而是剩余产品的多寡。恩格斯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 ”[24]
而职群分裂导致阶级分化的第二条途径中增加了所有制变迁这一关键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直接参与体力劳动的职业群体意识到：仅占有剩余产品只是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只有进一步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更有效地占有他人劳动。专业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部落、氏族领导者也开始从仅占有生活资料和少量生产资料逐步转变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25]。生产中的领导者们，可以假公社之名控制生产资料支配权，这又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利用领导地位逐渐夺取部落和氏族“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甚至包括在战争中掠夺而来的奴隶本身） ，二是利用领导地位直接形成对部落和氏族大部分成员的剥削关系[26]。在此基础上，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墓葬考古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大量证据。在我国历史上，氏族社会初期的殉葬品仅限于骨器、蚌壳和石珠等装饰品，但是到了氏族社会晚期，已开始出现将生产工具和家畜等作为殉葬品的现象[27]。典型的例证包括：在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3500—前2200年）的成对男女合葬墓中，男方一边放置了大量生产工具随葬品，在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500—前2900年）的墓葬中，早期墓葬中的公共储藏生产资料的窑穴消失了[28]。这些墓葬遗迹都表明：从职群分裂到阶级分化的第二条路径是间接的，存在着生产关系演进这一中间环节。
职群分裂导致的社会矛盾斗争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在人类历史早期，占卜等宗教迷信活动是与各种科学活动混合在一起的，如天文、地理、医药、动植物学等，这些活动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由某些特殊人物专职从事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在奴隶制社会早期，由原始社会神职人员演变而来的“巫、尹、史”不断发展和分化出一大批专业化的职业，如天文、地理、礼节、祭祀、军事、教育、音乐等，这些专业化的职业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专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对内处理生产组织、产品分配、账务管理等事务，对外代表公社行使争夺资源、交易商品、战争决策等职能，逐渐与公社的其他成员形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29]。更为有趣的是，早期人类社会的迷信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发现，祭司们不仅主持各种宗教活动，还管理着大量公共活动，譬如，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对于防御洪水具有重要作用。他们还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和维修等[30]。
三、经济发展的路径Ⅱ：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领域，一个长期以来得不到完整解答的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不是仅存在“作用—反作用”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定是生产力进步。然而，在大量经济发展的现实案例中，推动发展的原动力都来自制度变革，换言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关系是先动并且独立于生产力运动的。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循环中，这体现为第二条经济发展路径，也就是图1中的下半环，此时，系统中出现了一条“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的路径。
应该说，这里的第二条路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上的“重塑” 。生产关系演进的最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结构的改变，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身份的转变，将直接导致经济主体的阶级地位发生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31]在这个对阶级的定义中，尽管经济主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仍然被视为决定阶级地位的首要因素，并且，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上升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法典第六条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 ”该法典第203条、第205条规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32]。
阶级分化将极大地改变生产方式（特殊） 。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本·法因和艾伦·列泼德将前者称为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将后者称为具体层次上的“社会形态”[33]。对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34]，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35]。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36]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社会阶级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对抗性的集团，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将资本作为纽带将工人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方式，从而塑造出与以往私有制社会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特殊） 。在这种生产方式（特殊）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服从资本家的控制和管理，劳动成果也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收入和消费都服从于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需要。生产方式（特殊）的重构将极大地改变生产力。由于资本家利用资本纽带将实现工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有可能通过空间和时间上的逻辑化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机器大工业所迸发的巨大生产力，其源泉正是在于生产方式（特殊）中各要素的重新分配和组合。
之所以需要强调经济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因为这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新理解。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都受到西方新制度学派的诘难，这种诘难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技术决定论倾向” 。诺思就此认为：“马克思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忽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 ”[38]而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论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往往率先发生变革，由此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四、历史案例：生产关系变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决定性作用
在本部分，我们整理了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两个历史案例，来说明生产关系变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这同时也是对第二条经济发展路径的注释。
战国时期，诸侯裂土封疆，为增强国力乃至统一中国，变法图强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先后主持了各国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这些变法运动通过调整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奴隶主与地主以及君主与贵族等之间的生产关系，适应了当时日益发展起来的“封建租佃制”生产方式，推动了以农业科技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初步完成了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在这些变法中，尤其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评价》中所指出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
商鞅为适应秦国的“战”“农”需要，着力推进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首先，在政治方面，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确立军功授爵制度。“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 ） ，使君主摆脱贵族集团的干扰，逐渐掌握绝对权力，方便独断国事。君主可以直接任命丞相、将军、卿大夫和郡县官吏。行政上实行郡县制，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 ） ，使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权。军事上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度。“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 。这些改革措施调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阶层的积极性，给奴隶主旧贵族势力以沉重打击，扫清了旧的上层建筑对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
其次，在经济方面，建立起封建土地制度，巩固新兴小农经济。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 ） 。废除井田制，建立起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允许土地买卖。 “粟爵粟任”（《商君书·去强》 ）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 ）等措施激发了新兴农民和奴隶的生产积极性。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 ） 。强制人们分家析户，建立起个体化的小农经济社会。商鞅还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促进了土地交易和商品交换，这些举措为新兴地主阶级通过生产资料获取财富以及奴隶改变身份地位开辟了渠道，同时，也引导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增强了社会流动性，激发了社会活力，巩固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经济基础。
最后，在法律制度方面，为保证变法措施有效推行，商鞅还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对于贵族阶层，他提出“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 ） 。这使奴隶制时代的“刑不上大夫” ，“有罪可以得免”成为过去。对平民阶层进行严格控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 ） ，“重刑而连其罪”（《商君书·垦令》 ） 。这些法律制度为生产关系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降低了变法改革的阻力。
商鞅变法所推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进步。强制分家析户，不得自由迁居，把人们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通过精心耕作，奴隶可以赎身，农民可以捐爵，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促使人们提高劳动强度，应用铁犁、耕牛等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田律》《厩苑律》《仓律》《徭律》等经济法规促进了农业发展。其次，军功授爵制度刺激了军事、冶炼、手工业等技术发展。秦军的战车、弩机制作精良，便于拼装。青铜铸造、冶炼技术以及手工业技术都得到长足发展。最后，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商品交换，有助于社会公平。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尤其是币制统一，便于货币计价，避免了乱征赋税。这增强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还削弱了底层平民对奴隶主、地主的人身依附，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
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扩张的威胁和压力。在中国，儒家秩序是如此之强，它能够遏止政治上或观念上的变革，并最终形成国内保守势力日益壮大、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局面，这也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民族革命的进程。而日本“以夷制夷”的国家战略获得了成功，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建国方略，最终成长为一个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
对于“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井野边茂雄（Inobe Shigeo）认为二者是对外国威胁最终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是他自己的（也是令人满意的）理想社会得以创建的手段[39]。对于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变动，高桥龟吉（Takahashi Kamekichi）的观点如下：资本主义因素在19世纪中期的德川经济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其发展受到了日本经济孤立的限制[40]。在这一局面下产生的结果是封建主义被削弱，但并未完全瓦解；出现的是动荡不安而非革命。这样一种局面受到来自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揭露出幕府和上层武士统治集团的软弱无能，由此引起人民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维新运动加速了日本成长为一个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而这个社会的种子在旧的德川社会中早已播下。
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日本的明治维新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国家治理机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和重构[41]。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重构社会成员的身份标识，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治理秩序。譬如，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强化了以天皇为名义元首、首相为实际领导者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改革传统的、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简化社会阶层。此外，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强科学技术引进和学习，重视教育发展，增强整体国民经济实力。这些举措都为日本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政治组织和经济物质保障。
明治维新从国家治理主体权力配置、以神道教为基础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物质与军事力量建设等多个层面开启日本国家治理机制的现代化进程。其对于国家形态和治理机制的重构和改进主要从行政管理体系、主流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物质基础与治理工具等方面入手，为实现日本的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为日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奠定了基础。
明治政权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42]。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整合全国资源，为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有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以政治改革为首，明治政府相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变革，并引进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加速了日本的发展。
从以上对经济发展两条路径的分析来看，经济发展循环的路径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这个理论逻辑就是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并最终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而经济发展循环的路径Ⅱ反映了制度演变的真实历史，也即在很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恰恰是生产关系首先发生演变并最终改变了生产力的演变通道。最近的一个案例可能不需要我们再加以赘述，那就是，在1949年到1956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生产关系变革的激烈程度。事实上，两条路径统一在一个大的循环中，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一贯要求。
五、经济发展循环的第二个维度的分解
在前文有关职业群体分裂如何导致阶级分化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探讨了经济发展循环的第二个维度的分解问题，也即从纵向上将图1分解为两个部分，即右边的“生产关系—职群阶级”子系统，左边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子系统。
在第二个经济发展维度上，“生产力—生产方式”子系统的演进过程是：生产方式（一般）变革—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对于这个过程需要做出解释的是，生产方式（一般）是如何直接引发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的？我们的理解是，这种变迁是生产方式（一般）首先发生变革，在不改变生产关系性质的前提下，推动生产方式（特殊）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譬如，由福特制向精益生产模式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中资本控制劳动的具体方式。
相应地，“生产关系—职群阶级”子系统的演进过程是：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职群分裂。对于这个过程需要解释阶级分化是如何直接引发职群分裂的。由于阶级是生产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而生产关系网络在另一个层面上表现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因此，阶级分化有可能引发职业群体的分裂。譬如，企业内部的管理层员工掌握一定生产资料所有权后，就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阶级分化在现实中表现为职业上的分裂，企业中开始出现基层工人和管理层，管理层实际上发挥了资本的监督作用。
在第二个维度的经济发展循环划分中，两个子系统表面上来看是独立运转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独立运转的两个子系统揭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协同运动的另一种方式。不过，由于这两个子系统独立发挥作用的场合并不常见，因此，我们并没有将其界定为经济发展路径。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螺旋
“发展”本身就内含有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意义，前文我们使用了“循环”这一术语，意在表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职群、阶级这些概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是，由于循环中的各个经济范畴是水平并列的，所构成的循环也是一个“平面” ，因此“循环”一词的使用有可能产生历史循环论之嫌，无法体现出发展的本质含义。因此，我们在本节使用“经济发展螺旋”来表达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的演变过程。
一、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式
发展的螺旋式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曲折性的形象概括，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对形态的哲学描述。它表明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即由自身出发，仿佛又回到自身，并得到丰富和提高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见图2） 。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43]
综合图1和图2进行分析，图2中的每一个横截面都代表图1中的“循环” ，而这种由小到大的螺旋结构，目的是要表现两种含义：第一，经济发展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也即经济增长） 。每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比旧有经济发展阶段拥有更大的产量、价值量或劳动量。第二，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提升。每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都包含了旧有经济发展阶段的某些特点，但同时又在本质上不同于旧有经济发展阶段。
二、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螺旋式是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回复性的统一。事物的自身发展，经过肯定、否定和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但实质上是在高级阶段上反映出某些低级阶段的特性。人类发展过程中第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而未来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职业群体、生产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重复着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但却又远远超越原始社会。
譬如，在生产力方面，由于原始人类是以部落和氏族的形态聚集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原始人类的联系是天然而快捷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拓展未知区域的能力也在提高，人类逐渐从一个联合体走向地理上的分散。但是，随着新型通信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又逐步回到了一个联合体的状态。人类本身就包含了分散和开疆拓土的动力，这个过程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而探索未知世界使得人类必须开发更为便捷的通信方法和技术。这个矛盾的展开推动着生产力发展，在未来社会，人类将如同在原始社会时期一样，互相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又是在更高生产力层面上实现的。
在生产关系层面，未来社会的“复归”更为明显。经典作家对这种复归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由私有制向社会共同占有复归，在这里，否定之否定规律获得了一个经典的诠释。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44]另一方面，在分配制度上，与原始社会相同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是按需分配，“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5]。但是，与原始社会资源极度匮乏条件下的按需分配截然不同，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社会资源精准计划调配基础上的，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生产和消费的无序性。
在生产方式上，原始人群劳动的整体性极强，因为任何原始社会的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生产活动，而是必须依赖原始人群的整体才能存活下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分工也主要是建立在性别、体格、年龄等基础上的自然分工。在未来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的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工人已经不再被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生产工序和劳动部门，而是作为“整体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相对于第一个阶段“人的相互依赖”和第二个阶段“物的相互依赖” ，“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46]这就表明：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将不仅仅是运用生产工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而是对整体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将自然过程改变为工业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个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工人能够在不同工作岗位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锁得到解除[47]。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一特点与原始人群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其技术基础又是远远超过原始社会的。
在职群和阶级层面，由于原始人类面对着严峻的生活挑战，每个个体都需要掌握各种生活技能和劳动方法，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职业”概念，更没有等级观念和“阶级”一说。到了未来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巨大涌流，人类通过掌握整体生产力，使得自身从分工和专业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仅实现了职业上的流动性，同时彻底消灭了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这又是一种向更高层次的复归。
第四节 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一个历史视角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它不仅在横截面上关注欠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甚至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这种演变，非但不是罗斯托笔下的“起飞前—起飞—后工业化”的三阶段，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本章试图通过分工演进的历史脉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金钉子” ，以对分工阶段的划分解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对未来社会做出一些猜测性质的构想。同时，本章将重点探讨人类发展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阶段性特征，特别分析了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经济新常态。
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五阶段论”
一般来说，《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断往往被认为是马克思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经典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48]根据这段论述，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划分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第一，以上“五阶段论”中， “亚细亚”形态与原始社会形态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亚细亚”这个概念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东方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时所提出的特殊概念[49]，它与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叠。第二，如果说以上“五阶段论”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阶段划分，那么显然还缺乏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反过来说，这里的阶段划分可能并不是对整个人类发展阶段的考察。基于这些疑问，学者们对“五阶段论”中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进行了辨析[50]。
辨析的主要结论是“五阶段论”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 ，也即德文“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应直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 ，1995年出版的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已对此进行了修改[51]。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两者之间的内涵是有差别的，前者更多地指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形态，这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而后者则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文化形态、社会政治形态等是并列存在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这些形态特征，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确切地说，这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 》（伦敦手稿）中所提出的第二种社会形态，是包括前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异化的社会” 。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是“非经济的社会形态” ，这包括前私有制社会的原始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2012年出版的第三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原文已经被翻译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52]
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三阶段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所谓“五阶段论”并不是一个规范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实际上，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中，马克思就从另一个视角，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53]这里，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都是指人在生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关系，因此，这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其实质是以生产方式作为依据的。由于分工是生产方式最为重要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可以根据分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然分工的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强制性分工的私有制社会经济形态和自觉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 、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 ”[54]在这种纯粹“自然分工”的历史条件下，原始社会形成的是财产的公有制，这是因为，由于原始人类主要从事集体性的狩猎、捕鱼、采摘等活动，原始人类并未有意识地进行劳动分工，当从这些活动中获取生活资料时，并没有个人因其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而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在传统解释中，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以供分配，因此无法产生私有观念。这一解释的缺点就在于，如果存在有意识的劳动分工，那么即使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也不能排除单个人在其专业从事的劳动活动中获得超过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私有观念仍然有可能萌发出来。当我们从无分工状态或自然分工状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分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发展起来。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分工在原始社会末期逐步产生，人们通过狩猎活动学会了饲养家畜，通过采集活动逐渐掌握了种植方法，火的使用使人们开始食用熟食，毛皮、织物开始成为人们制造衣服的材料。生产活动种类的丰富，使得劳动分工开始突破纯粹生理分工的界限，出现了相对比较固定的分工形式。劳动分工的发展，逐步瓦解了原始社会的财产公有制，这种财产公有制开始采用部落所有制、氏族所有制的形式，当父权真正确立下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财产制度也随之确立了。这种所有制形式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分工程度越高，私有制实施范围越小，私有产权越是牢固。部落所有制相对氏族所有制、氏族所有制相对家庭所有制，都具有这种特点。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种植和养殖开始逐步取代采集和狩猎活动，原始部落中完全由性别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分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男性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逐渐增大，生产中增加的物品和财富也逐渐被男性所掌握，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原始社会末期母系文明和“共产制家户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55]。在随之树立起来的父权制文化中，男性通过“专偶制”生育出确定为自己的子女后代，也同时瓦解了原始社会部落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尽管此时的分工仍然带有性别分工的痕迹，但已经从自然分工转变为强制性分工了，与之相适应的是最初的私有制形式。“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私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 ”[56]
强制性分工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历史阶段。在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分工都具有强制性特征，人本身在养成特定技能的同时，也就被固定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某个特定职业中，在不同职业和岗位中流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以私有制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很多论述中都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单独的分析。究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更在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三种私有制社会经济形态而言，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强制性分工发展到了极点。“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 ”[57]
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将具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特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第二大形态。与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分工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打破了以往私有制中通过各种不同纽带联结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各个人只有通过分工和交换才能集合在一起。在前资本主义私有制中，部落、农庄、行会都可以称为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这些纽带都遭到了无情的瓦解，甚至家庭的血缘关系在强制性分工的冲击下都逐渐退化为工人代际传承劳动力的场所。
第二，不仅分工从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两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而言被牢牢锁定在强制性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分工特点是：在社会分工继续发展的同时，一种新的分工形式产生了，这就是企业内部分工，也正是这种新的分工形式，将强制性分工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在企业内部分工中，工人被固定在专业化的工作岗位上，所形成的劳动能力单一且固化，这使得工人作为一个整体阶级，丧失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流动的可能性，不得不从属于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分工结构，比以往任何私有制社会的分工结构都要固定，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也比以往所有社会的私有制关系都要稳定。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描述的：“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 ”[58]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觉的社会分工是其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所谓自觉的社会分工，是指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大大缩短，劳动者可以不必被束缚在狭隘固定的职业和岗位上，而是可以在不同的分工部门自由地流动，并且，人们可以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合理分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段震古烁今的描述：“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59]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需要建立在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之上，分别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组织的深刻变革以及对人类劳动习性的正确引导。第一，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了。1877年，恩格斯在批驳杜林时指出：“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60]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实际上就已经宣告了那种束缚人、限制人和异化人的旧式分工的破产。
第二，共产主义的自觉分工还需要建立在消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于生产关系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任何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都是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障碍，同时也是阻碍劳动者“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障碍，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自觉分工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公有制的建立， “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61]。很显然，要实现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促使其了解整个生产系统，就必须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62]。
第三，共产主义自觉分工还需要对人类的劳动习性进行引导。早在1843年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就叙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自由劳动”以及“劳动和享受同一性”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精神是：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某种劳动，所以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人类本来就具有活动的要求，绝对懒惰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人类的这种偏好劳动的习性进行正确引导，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63]
第五节 物的依赖性阶段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转变
新科技革命中涌现的人工智能、3D制造、“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已经开始将“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由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中的可行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已呈现向“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某些先兆特征。
我们以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在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业机器人、信息物理系统（CPS） 、智能制造体系（IMS） 、物联网和务联网等方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将为人类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提供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机械性、重复性、危险性工序环节完全可由工业机器人操作。工业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可以接受人类指挥，也可以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运行，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所有工作的完成都具有高效性、持久性和准确性。工业机器人的参与，使得工人从第一线的直接操作活动中摆脱出来，不需要直接接触劳动对象就可以完成生产活动。
第二，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交换可由智能系统掌握。在人工智能控制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 、物联网和务联网，能够实现不同工序之间、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自动交换，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在信息通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CP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CPS使计算、通信与物理系统的一体化设计得以实现。CPS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和物理进程的交互，使用网络化空间以远程的、可靠的、实时的、安全的、协作的方式操控一个物理实体。物联网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实现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但物联网中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设备、资源及通信等）都是个性化和私有化的。务联网是依托互联网实现的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融合的网络化应用服务形态，它以服务的形式支持网络环境下的各种生产性商务服务、生活消费服务、社会服务、信息服务、软件服务等，实现软件化服务系统的互联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的互联。
第三，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决策活动也可以由人工智能辅助处理，智能制造体系（IMS）的发展甚至已经部分地替代了生产中的脑力劳动。IMS是一种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IMS有效地更新了制造自动化的概念，将其扩展为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
第四，生产与需求的对接可以更多地通过信息网络来进行，这将极大地减少产品设计、生产调节、市场营销的工作量。随着自动化从刚性自动化到柔性自动化再到智能自动化的转变，制造模式也实现由单件生产模式向大批量生产模式再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最后到变品种变批量模式的转变。企业的生产动力来自消费需求。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对企业的运作管理的参与度正逐步提高，生产制造活动也由内部封闭的运营模式向开放型的智能生产变化。
第五，在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下，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消灭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而是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全新的就业岗位对工人提出了更高的知识要求，工人劳动的智力强度提高，工作时间反而减少。全新的协作方式使得工作可以脱离工厂，通过虚拟的、移动的方式开展，员工将拥有高度的管理自主权，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和调节自己的工作。同时，员工角色由体力型、技能型向知识型、管理型转变，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需求。据麦肯锡咨询估计，智能化生产替代传统生产将带来原有的1个劳动力需求变为2﹒4个新劳动力需求。在智能制造体系中，将形成包括大数据分析、模型建构、在线咨询、远程监控在内的众多服务需求与就业机会[64]。
本章小结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引用了摩尔根的一段话，我们认为，将这段话作为本章小结是非常合适的。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65]
与五阶段分类方法不同，本章没有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来考察分工的历史演化，而是从自然分工、强制性分工和自觉分工这一视角探讨了分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在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中，人类社会总体和人本身是混沌地一体化发展的，而在强制性分工发展的阶段，人类社会总体和人本身的发展是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特别是在强制性分工发展到顶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人类自身因分工而产生的“异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本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得到解决，这就是自觉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导历史阶段，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单纯提高生产力就不应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来理解，取而代之的应是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
注释
[1]1790年，美国工程师仿制出英国的水力纺纱机，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到南北战争（1861—1865）前，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参见：周绍东，钱书法．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新诠释与再思考：基于“劳动—分工—所有制”框架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4（11）．
[2]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80（6）．
[3]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7（2）．在这篇论文中，吴易风根据对“生产方式”的文本考证，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资源配置。
[4]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J］．当代经济研究，2013（3）．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
[6]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7]同[6]13-27．在该书中，孟捷教授将生产方式界定为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但这一点我们并不认同。
[8]高峰（2013）对生产方式进行了文本和现实双重层面的详细考察，他从“社会生产的类型或型式”“社会生产的劳动方式”两种含义上理解生产方式，并认为后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实际上，这里的“劳动方式”更接近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概念。但高峰（2013）一文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他指出马克思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劳动方式” ，也即在“社会生产的劳动方式”这一层面上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但我们理解，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是在生产方式（特殊）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这在后面我们分析经济发展的第一种路径时还会继续讨论。参见：高峰．论生产方式［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5．
[10]本·法因和艾伦·列泼德将前者称为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将后者称为具体层次上的“社会形态” 。参见：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The World of Consumption［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3．
[11]周绍东，钱书法．以“劳动—分工—所有制”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兼与刘刚、于金富两位同志商榷［J］．当代经济研究，2013（1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13]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分工和脑体分工还不是同一个概念。参见：吴英．对马克思主义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J］．史学月刊，2004（5）．
[14]也有学者从劳动过程视角对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进行了界定，如谢富胜（2012）考察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效率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将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已经不同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抽象性质了，而是更接近于具有所有制特征的“生产方式（特殊） ”概念。
[15]周绍东，解勇．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政治经济学报，2017（1）．
[16]涂尔干将这种职业群体又称为法人团体（corporation） 。他对职业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职业群体的建立和完善将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各种失范现象的重要组织形式，并有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 。但本章借用“职业群体”这一概念，仅仅是出于界定这一范畴的方便起见，并不打算探讨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深刻含义。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103：17-22．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18]有关职群分裂导致阶级分化的过程，我们在本书后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更为现代意义上的阐述。
[19]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J］．文物，1979（9）．
[20]秋浦．鄂温克族的原始社会形态［M］．北京：中华书局，1980：67．
[2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488-495．
[2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13．
[23]“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 ） ；“舜勤民而野死” ，“稷勤百谷而山死” ，“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 ）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 。
[24]《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04．
[25]如早期的家长制公社中，公社家长的权力仅限于“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
[26]刘景华．领导者的地位与阶级的形成：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3）．
[27]此处案例选自大甸子墓地。该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的西拉木仑河以南，距今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695年，相当于历史纪年的夏代末期。参见：课题组．从大甸子等地出土文物看历史上的阶级分化［J］．文物，1976（1）．
[28]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J］．文物，1979（9）．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2．
[3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2．
[31]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82-383．
[3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2．
[33]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The World of Consumption［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3：191．
[34]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81（6）．
[35]从宏观上来看，生产方式（一般）比较接近于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如果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源” ，那么，两者的结合方式在宏观上就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但是，生产方式还包含了微观层面上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一含义，而这一点是无法通过资源配置方式进行理解的，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其组织生产的方式必然是计划调节和层级管理的，不存在一个“市场组织”的企业内部结构。参见：周绍东，钱书法，王昌盛．分工与创新：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48．
[36]周绍东，解勇．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政治经济学报，2017（1）．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38]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9．
[39]William G﹒Beasley．明治维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38-140．
[40]大限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65-66．
[41]保建云．论明治维新对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及启示．教学与研究［J］ ，2016（3）．
[42]1868年4月6日，日本天皇发布“五条誓言” ，定下了国策方针。其中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反映了日本明治政权的进取精神和实行对外“开国”之基本方针。1868年6月11日，发布《政体书》 。1869年6月和12月，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 ，废除中下级武士、大夫之称，改称“士族” 。同年7月，对政体进行第二次改组，目的在于强调“祭政一致” ，以加强神的观念。1870年，准许平民拥有姓氏。同年9月，向各藩下达藩制改革的命令，要求各藩“务除旧弊” ，以使“政绩相显” 。1871年8月19日，发布《废藩置县诏告》 ，实行废藩置县。同月，禁止武士任意刀伤下民，废除贱民的称谓。同年12月，准许各阶层之间的通婚和职业自由。1872年，颁布禁止人身买卖，准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的法令。同年12月28日，发布了《征兵告谕》 。1873年1月，颁布《征兵编制及概则》 ，并于同年11月整顿警察制度。在此期间，还进行了第三次政体改组，设外务、大藏、兵部（后分为陆、海军两部） 、司法、文部、宫内和神抵诸省。在1872年增加教育省（后撤除） ，在1873年增加内务省。
[43]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1．
[4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0．
[47]王立胜，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路径［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1）．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49]尹树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58，191-192，193-194．
[50]张凌云．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J］．学术研究，2008（9）．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四个发展阶段，就意味着“亚细亚”阶段并不是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原始社会阶段，商品经济并未发展起来。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54]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55]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这个过程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尽管学界对原始社会末期是否存在母系社会阶段仍存有争议，但在这一时期男女之间分工角色发生了转变这一观点上是一致的。
[56]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
[57]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8．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3．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70．
[62][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1．
[64]周绍东，解勇．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政治经济学报，2017（1）．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