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及变动原因

1.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现状

2017年，全球经济形势复苏向好，贸易与投资回暖，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巩固，新兴市场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强压下保持稳健，新动能更加强劲，增长表现好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年内连续四次上调我国GDP增速预测。综合国力提升，改革开放有序推进，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市场需求巩固回升，摆脱“恐慌”回归理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原动力。在此基础上，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体系以及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为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创造了便利条件。总体来看，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消化前期负面冲击与预期，在波动中显著回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地位。截至2017年四季度，RII为 3.13（见图1-1），同比上升44.80%，强势反弹，接近2015年的水平。

1.1.2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

2017年，我国经济稳健增长，汇率企稳回升，“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国际合作有序开展，金融开放再下一城，市场信心显著增强，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基础、触底反弹提供了强劲动力。

第一，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新动能注入新活力。2017年，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我国经济实现稳健增长，景气情况明显上升，超预期实现6.9%的GDP增速。全球经济同步复苏改善了外部需求，供给侧改革进一步缓解了过剩产能，推动了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新动能逐渐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引擎，不断推动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30%，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70%。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新兴消费增速达32%，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分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迅速成长，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在创新战略引领下，我国新旧动能持续深度转换，实体经济焕发出新活力，2017年对全球经济贡献率约为1/3，位居世界首位，为人民币国际化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市场预期回归理性。2017年，在美元走弱、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等因素作用下，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CNY）和离岸价格（CNH）分别上涨6.7%和7.0%，扭转前期单边贬值态势与市场恐慌情绪。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调整报价参考时段，引入“逆周期因子”，进一步稳定汇率预期，缓解跨境资本流出压力。相较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92~95区间窄幅波动，为贸易、投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总体来看，2017年人民币汇率波动体现了较强的稳定性，市场摆脱恐慌情绪，回归双向波动的理性预期，微观主体汇率风险管理意识与能力均有所增强，人民币国际使用信心显著反弹，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再度回升至2015年“8·11”汇改前的水平。

专栏1—1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将2020年到21世纪中叶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来做出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不断推动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完备的对外开放思想理论体系，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科学指引和基本遵循。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意味着扩大开放的范围、拓宽开放的领域、加深开放的层次，还意味着创新方式、优化布局、提升质量。为此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明确新时代的开放布局、开放方式、开放重点，加强发展的内外联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

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我们要加快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品质、中国品牌、中国服务，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总的定价权，推动外贸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变，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到2020年前，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经贸大国的地位；到2035年前，基本建成经贸强国；到2050年前，全面建成经贸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相关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便利贸易计价结算，防范汇率风险。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对接，做优做精重大项目。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培育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投资领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再上新台阶。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我们要坚持推动完善西部口岸、跨境运输等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开放平台，努力打造平等协商、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增添动力。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过去我们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利，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当下全球发展失衡的情况下，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顺风车”，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型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要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联动，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升级转型。认清在“一带一路”地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和优势，鼓励人民币“走出去”，强化人民币在沿线国家贸易中的计价结算功能、投资功能，提供公共物品，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企业发展，实现沿线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

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实现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人民币成为最主要的三大货币之一，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职能，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以大宗商品计价为突破口发展人民币金融计价职能，深化央行间的国际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发展人民币的储备职能，使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的实体经济地位相匹配；第二步，到2035 年，中国建设成为货币强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金融安全度大幅提高；第三步，到2050年，人民币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中国拥有国际金融话语权和货币治理权，金融安全获得制度保障。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成为人民币融通使用的关键板块。“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众多领域，承载了庞大的贸易、投融资需求，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凝聚全球共识，一系列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对外开放新格局日益巩固，为人民币国际化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搭建了使用与流通的广阔平台。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金额达144亿美元，双边贸易规模为7.4万亿元，同比增长17.8%。随着“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深化，我国在沿线6个国家建立了清算安排，哈萨克斯坦等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使用呈现较快增长势头，逐渐形成资本输出与贸易回流的良性通道。同时，我国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向沿线21个经济体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支持，对沿线小货币直接报价交易增多，人民币的锚货币职能显著增强。

专栏1—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凝聚全球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响应，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推进之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进一步凝聚共识。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也是1949年以来由中国首倡、中国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 500多名代表参会，形成了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了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 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 000亿元人民币；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此外，中国还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展现了合作诚意，担当起大国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兼容契合，相互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作为资金融通的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作用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逐步体现，极大地便利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随着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稳步提高，主要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开始拓展“一带一路”沿线业务，开展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等业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投融资和跨境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币种错配问题，控制了汇率风险，服务于中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国内金融市场的稳步开放和投资便利性的稳步提高，为“一带一路”沿线配置人民币资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全球性战略过程，需要各国开展全方位的深入合作。我们也应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互促进作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境贸易计价结算功能，推动涉外经济活动统计使用人民币计价，支持我国大宗商品进口以人民币计价；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融资功能，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发挥人民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产配置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与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离岸人民币市场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一方面可以为多边贸易投资更便利的跨境清算支付服务，节省换汇成本，便利贸易投资，提升国内金融业对国际贸易投资等实体部门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投融资活动提供便利，通过使用本币开展对外投融资并形成合理回报来调动当地储蓄资源和全球资金，提升与沿线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第四，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吸引力上升。金融市场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不仅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而且是实现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巩固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一环。2017年，我国多措并举，在防控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债券市场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债券通”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为外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提供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渠道。我国债券市场位列全球第三，基于实体经济、利率水平与安全性，对国际各类投资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将大大增强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职能。另外，放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限制，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我国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3年后该比例不受限制；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3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5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金融开放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拓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了新能量。

1.1.3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2017年，在外部环境上，全球货币政策酝酿变局，金融脆弱性上升，货币竞争加剧，人民币国际化面临较大挑战。在内部条件上，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与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资本流动管理保持趋严基调，国际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相对滞后，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

第一，全球货币政策酝酿变局，金融市场波动性与溢出效应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转向，美联储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退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上升，将对汇率、利率以及资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短期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当前全球金融资产相对单一，风险传染性和溢出效应增大，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货币“竞争”加剧。美元波动性加大，依托核心货币地位，仍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复苏、政局落定，欧元大幅攀升，夺回部分原有份额；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面前，作为避险货币，日元国际需求旺盛。全球金融风险上升、货币竞争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形成了阻碍。

第二，人民币金融产品尚不丰富，金融市场体系有待健全。一方面，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进入成长阶段，需要足够多样、足够规模、交易活跃的产品来激活与发展。然而，2017年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仍处于萎缩低位，香港人民币存款较2014年高峰几近腰斩，流动性收紧，离岸人民币利率飙升，点心债形势低迷，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规模、流动性、开放度等因素影响，境内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较美元、欧元等仍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汇率风险管理手段难以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度、管理水平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非居民缺乏充足便捷的人民币使用渠道和使用方式，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产生了负面效应。

第三，资本流动管理“宽进严出”，跨境资金流动通畅度有待提高。在全球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加强资本项下管理。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多项措施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奠定了2017全年资本账户管理趋严的总基调，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不免对人民币跨境流动形成一定障碍。资金进出境手续增多，难度加大，人民币跨境流动不通畅，对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四，人民币国际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国际化程度较低。目前，人民币国际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与人民币国际使用需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业务量不及预期，业务种类相对单一，证券清算结算体系存在割裂问题，证券交易流程与资产服务缺乏与国际惯例统一对接的流程与政策。尽管报文规范注重与国际对接，但在和其他境内系统联通时则面临转换问题。此外，与国际先进支付基础设施相比，在货币政策传导、资金周转优化、金融监管和经济预测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