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
人物简介 重庆人
◎年少受苦，磨炼心志
我于1956年10月生于重庆市，那时重庆尚未成为直辖市，所以称为四川重庆。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就此中断，直到1969年才进入初中。1974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就留在家中。1976年，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上山下乡或是参加工作，最终选择了参加地质队在重庆的招工。
地质队的工作很苦，但毕竟是工人，是国家饭碗。我所在的地质队常年驻大凉山地区找矿，也就是现在的攀枝花。攀枝花钢铁厂是那时三线建设很重要的地区，也算是核心地区。攀枝花的铁矿是全世界都少有的一种铁矿，叫作钒钛磁铁矿，有着丰富的稀有金属元素，并且磁性很大。钒钛磁铁矿就是我所在的地质队发现的，当时叫作四川省地质局403地质队。我们地质队落脚的地方叫作会理，距攀枝花200多公里。中央红军曾经路过会理，而且开过一次会，叫作会理会议。
由于政策规定，地质队必须距离县镇3公里以上，因此我们就驻扎在会理县黎溪镇，那个地方是真的很苦。电视上经常报道悬崖村，但是新闻报道不完整，它只报道了悬崖村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架着钢梁爬几百米的悬崖，孩子们为了上学不得不在悬崖上爬上爬下的艰苦，但是并没有报道这些人为什么偏要居住在悬崖上而不愿下来的原因。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我知道村民为什么不得不留在悬崖上，是因为悬崖顶部是一块巨大的向阳平坝，有十几平方公里，且土地肥沃，有利于庄稼生长。在那样地势崎岖的地方，平整的地带很少，所以这样的一块平坝就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来源，成了唯一一块不能舍弃的庄稼地。并且由于地势不平修公路也很难，所以人们就不得不千百年来不停地在悬崖上爬上爬下。
在今天来看，那里确实是很美的。山海拔很高，我们站在山上看成昆铁路蜿蜒入山，火车像是一只蚂蚁缓缓蠕动。从山上看下去，金沙江就像一条线一样那么细。山到底有多高呢？高到头顶的天都已经黑了，星星都出来了，而天边还是亮的。毛主席有一首诗写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真的是这样，我估计毛主席当年在长征途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山峰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很远的天边的残阳，就像血一般红。现在攀枝花成了养生的胜地，也是因为它的冬天并不冷，我在那里几乎没有穿过棉衣，一年四季都像是春天一样。
但是那时的工作很辛苦，当地的居民也都很辛苦。彝族的老百姓建的房子都是下面是牛圈上面住人，导致有很多跳蚤、虱子。我们刚过去的时候一个月吃一次肉，后来到了1978年的时候生活才开始好一点。当时长途汽车一个星期才会从县城到我们所在的镇上来一次，来的时候会把这一段时间的信件和报纸杂志带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看报纸、看杂志、看书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我们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从大众传媒来讲，就是广播。只有在每天早上听广播的时候才能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在那种地方真的会产生与世隔绝的感觉。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沉闷，好在我很喜欢看书，我把我们单位能找到的书几乎都找来看了一遍。另一方面就是物质上的苦，那时候我正在长身体，还记得我吃得最多的一次是一顿吃了2斤4两，但我的体重实际上还不到90斤。我进大学体检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重庆养了两个月的身体，但是在人大的医务室里护士还吃惊地说我怎么这么轻。我当时虽然体重轻，但还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要带头背着50公斤的水泥袋，往肩上一压，低着头在山路上跑，也是跑得飞快。
我在地质队待了两年，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历社会最底层的苦的磨难，所以在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所有的苦都不能算作苦，当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匮乏才是真的苦。
◎参加高考，一鸣惊人
在那样苦的生活中，年轻人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脱离那个地方，考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那一次高考，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但是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我又继续参加高考，那时北大与人大都来四川招生了。高考成绩出来后，我们那里就开始有传言，说是从县城里传来消息，我们地质队考了个状元，是西昌会理的。由于我们单位消息很闭塞，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那里时已经不知道落后多长时间了。我们单位当时有个人把装着成绩单的每个信封交给考生，还让大家当场打开信封，说出他们的成绩。我当时在看报纸，因此是最后一个拿到成绩单的，打开一看，那个人说：“哎哟你是最高分。”他们走了之后我又继续看报纸。因为我觉得最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会理这样的小县得到最高分算不了什么。我当时实际上也不知道我的排名，不知道自己考得到底怎么样。
到了我们要去体检的时候，我是西昌状元的消息才真正落实了。后来填志愿的时候，我们到县上的会理一中，20多个人坐在一个大教室里等待填表，我高考就是在这个中学考的。我对自己的成绩有预感，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断地有老师来到我背后看我的答题情况，甚至有位老师专门泡了杯茶放到我面前让我喝，并且说好好考。但是因为我当时神经高度紧张，只是看了他一眼，都没有顾得上谢谢他。我考完之后，那个学校就传出言论说有一个考生答题答得特别好，我就感觉他们说的可能是我，所以我后来听说自己是所谓的“会理状元”一点也不惊讶。
会理是个老县城，有一面高高的城墙，城门洞里贴了很多学校的宣传海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大和北大。我一直想考新闻系，听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都很不错。我有一个亲戚在人大读过书，他那时就一直鼓励我考人大。我在填表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在四川是排怎样的位置。那时通讯很落后，没有手机和电话，我当时找了我们地质队的通讯员偷偷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让家人帮忙打听一下我的成绩在四川和重庆排名多少，但最终没有打听出结果。所以我那时虽然向往人大和北大，但是确实不敢填，草草填完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教室，前面那个看起来是领导，后面是他的部下。那个人进教室后问：“谁是尹韵公？”我就马上站起来说：“我是。”他赶紧走到我面前坐下来，后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招生办的李主任。李主任掏出我的志愿表说，这是你填的？我说是。他就当着我的面“哗”就撕成两半。我当时就有点懵。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填北大？”我说：“我不知道我的成绩在全省排名情况，怎么敢填？”他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的分数在我们全省排名第三，但是前两个是理工科的。我这才知道我是文科的第一名。李主任又给我拿了一张新表，当时人大和北大是混合录取中文系的学生，于是我填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李主任走的时候还告诉我，其实我去年考得也很高。
我最终被录取到了人大。当时，人民大学新闻系还归属于北大中文系，没有完全复校回到人民大学来，只有少部分人回到人大，到了1979、1980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老师才全部回来。我们到人大的第一年很多课都是在北大上的，骑自行车或者是走路，到了二年级之后就少了，三年级以后几乎就没有了。当时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的学生到三、四年级上专业课的时候都是跑到人大来上的，基本上都是交叉授课。
我后来一直很感谢李主任。我一直想再回到会理去看望他，去年我在西昌开会的时候，专门回到会理教育局去找李主任，感谢他，但是听说他已经去世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李主任叫什么，后来才打听出他叫李永辉。我很感谢他，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后来到了人大之后我发现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是状元。人大是10月份开学的，我和重庆以及重庆周围的很多学生都是坐着同一辆火车进京的。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互相不认识，第二天熟悉了之后才知道大家都是去北京读书的。熟起来之后大家就互相问成绩，轮到我时我说我考了394分，算上英语10分是404分，然后我就一科一科地报。我说完之后大家就都不再问谁多少分了，因为我已经把其它的同学都比下去了。
◎人大就读，一生无悔
到人大新闻系就读，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之一。人大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人民大学还处于恢复期，人大的校园条件还比较差，二炮占领人大的地方大部分还没有退回来，所以我们在学习与生活方面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979年我们学生为争取校舍进行请愿活动的时候，第一张大字报是我们宿舍写的。因为我喜欢书法，所以那一张是我抄的，大家一起写完就贴出去了，当时一下就闹开了。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刚刚发表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偏偏又不懂事，没有意识到这次事件会给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在1977、1978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法制思想，不像现在，所以这个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两面性的，好处就是促使了二炮退房，使人大师生学习条件、教学条件改善了很多；坏处就是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这是事实。我们几个新闻系的学生也算是始作俑者，我认为不能一味地否定这个事，也不能一味地肯定，要从两面来看。
在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教我们如何写消息。他会拿很多素材出来，让我们写导语，因为任何一则新闻报道消息的导语是很重要的。导语只有一句话，却是消息最核心的部分。他鼓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份素材，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事件，来提炼信息。这对我们的能力有很大的锻炼，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提炼，写出最合适的、最能表达立场的导语。
◎扎实研究慧眼明辨，发表《赤壁之战辨》
我读本科时曾经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过一篇历史方面的论文，叫作《赤壁之战辨》，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因为那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是很困难的，而我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就做到了这一点。
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是“赤壁之战不是个大战，而是个小战”。我是用倒推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历史上的大决战皆是一战定乾坤，只要这一战输了，政权与王朝就会基本上垮掉，就像袁曹官渡之战打完了之后，袁绍基本上就垮掉了。我认为如果赤壁之战按照传统的说法来说是打败了曹操83万大军，那么既然曹操主要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消灭，为什么孙权和刘备他们不趁此机会把曹操消灭，把许昌拿下，恢复汉室？一般来说军队失败之后，军心很容易涣散，战斗力和战斗意识也会迅速垮掉。就像党史上毛泽东认为三大战役结束，只要渡过长江，蒋介石的政权就很容易被打垮，因为它的主要精锐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除了白崇禧的桂军稍作抵抗外，国民党的其他嫡系部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既然曹操的主力都在赤壁之战中被消灭了，为什么之后还那么难打？只有用赤壁只是一场小战来解释，因为曹操的主力并没有受到损伤，才会对最终的局势没有很大的影响。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也是辅证，他把曹操一生的错误、重大的军事过失全部都列举出来了，但就是没有列举赤壁之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认为赤壁之战不能算是重大的军事错误。当时我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关于赤壁之战的讨论也持续了很久。
◎对范长江西北采访提出质疑
我读硕士的时候是1982年，那个时候国家的硕士教育、博士教育还刚刚起步，大家还在摸索怎么写论文，用什么方式进行硕士考核。1985年正好是范长江采访西北角50周年。当时新闻系的郑兴东老师和我们提出，能否借范长江走西北50周年的契机，去重走西北，我的导师听了这个想法后也比较赞同。我们的硕士导师蓝鸿文老师为我们联系了《经济日报》，就像《经济日报》的前身《大公报》以特约通讯员的方式刊登采访范长江西北角的连载一样，让我们以《经济日报》特约通讯员的方式在走西北的过程中写一个连载。就这样，1984年，我和蓝鸿文老师的三名硕士研究生一起开始了重走范长江西北采访的道路。
我们沿着范长江的足迹，于1984年3月从成都出发，经过四川、甘肃，后来又去了新疆——范长江当年没有去新疆，我们结合当时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又想到国民党也提出过开发大西北，想看看在这样的历史比较中，党采取了什么样的做法——回过头到了宁夏、陕西，另一位同学去了内蒙古。
走了大概半年时间，最后我们将西北行的调研结果和随行手记中比较精彩的部分结集，出了一本《西北采访万里行》。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和社会上都比较轰动。因为篇幅限制，一些我们觉得也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放进书里，比如对一名当年长征遗留在甘肃的红军的采访，就反映出长征中比较人性化的一些东西；还有当时路上的一些见闻，都非常有时代性。
重走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道路对我来说不仅是对新闻采访能力、写作能力大的提升和锻炼，也是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范长江当年采访西北角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他想考察西北西南当时的现实状况；第二个是想探寻红军北上后中国的政治动向。我在走范长江北上之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和学界原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范长江到松潘后见到胡宗南，接着并没有追随着红军的脚步向西走，而是选择向北走到兰州。如果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目的是研究红军、关心红军命运，为什么不追随红军而是另选道路呢？我就对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动机有了一些怀疑。我又从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时间与红军长征的时间差、不同版本的范长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对他采访西北角的目的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在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接受。
◎研究明代新闻史
读博士时我主要是做了关于明代新闻史的研究。因为当时台湾有学者写过一个《宋代新闻史》的断代新闻史，我是大陆第一个在这个空白领域写《明代新闻史》的人。研究明代新闻史的主要问题是它的资料过少，因为明代新闻史没有人写过，论文很少，也不知道如何写这个体例。后来我通过查阅台湾的报纸、拜访我国的一批明清史的学者，费大力气搜集相关资料、明代的邸报，但都收效甚微。
我在无路之下，只能下苦功，把人民大学图书馆的明代史书全部翻遍，部头最大的《明实录》我主要翻看了崇祯和天启两个朝代。我把《明实录》、明代邸报、《明史》中的同一个事件进行对照和反复验证，发现《明史》是最简略的，邸报比较全，《明实录》就相对少一些，基本上就了解了一件事情的全貌。我也到故宫档案馆去查了很多资料，看完了13个明代兵部提刑稿缩微卷。我在史料上下苦功夫、笨功夫，基本上看完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明代新闻史的资料，做了几千张资料卡，选择最好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最终写出《明代新闻史》。外界对《明代新闻史》评价很高。
工作之后，我从传播学、新闻学的角度继续明代新闻史的研究。之前在写《明代新闻史》的时候看过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一次无意拿起来重翻，发现《急选报》藏于北京图书馆，正好和我工作的中南海离得比较近。我在工作之余到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急选报》的原件，之后写出文章，发现明代的《急选报》就是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报纸，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急选报》是我国最早的邸报类的报纸原件。如果没有我的传播学、新闻学背景，我可能会很难发现《急选报》，这体现出一个学科的差异。可能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个史料，它才是有活力的，而从政治史、经济史的角度看待，它可能是死的。跨学科的思维、不同的视角让我把有些史料激活起来。
◎为全世界妇女大会起草国家报告
我在中南海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帮助政府起草了很多文件和讲话。在中南海的工作经历对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全局意识、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如何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段工作中我最难忘的是1977年我国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我牵头起草了我国作为主办国需要提交的国家报告。
那时我还只有30多岁，只是一个处级干部，他们说我笔杆子比较好，所以就点名让我牵头来做这件事。我对妇女问题不太了解，就去找妇联、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卫生部、教育部等20余个部门要材料，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出了4万多字。经过反复的更改，删减到两万多字，最终提交到联合国去。我们中国是第一个提交国别报告的国家，当时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联合国担任大使，他看了报告之后说，这是他们看到的国内最好的一个报告，既写了好的一面，又写了需要改进的一面。国内的报告过去往往是只写好的一面，不写不足的地方，但由于我是学新闻的，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如何从改进的角度写问题。因此之后写的很多关于妇女工作的文件都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内参研究
我应该算是我们国家研究内参的第一人。我们之前一直倡导的“光盘行动”，其实是一个内参行为。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报给了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参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批示。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全国大力提倡“光盘行动”以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可见内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内参机制作用的文章，这在新闻传播领域可以说是第一个。我现在在湖南师范大学兼任新闻学院院长，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内参研究中心。内参机制在很多国家都是没有的，西方国家的批评大多都是通过报纸报道，而我们国家的内参很多是报忧不报喜的，负面的批评大多都是通过内参上传到上层。我们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参治国的，习总书记每天都会批示很多内参。所以我专门就内参方面写了一篇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在新闻传播学的范畴内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
◎党史研究
在党史研究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粉粹“四人帮”的关键群体》，第一个提出粉碎“四人帮”的首倡人物不是叶剑英，而是华国锋。这是当时我在一场会议上发表的会议论文，反映比较好，在场的很多学者对我的观点很感兴趣，在会后和我交流。学者们问，看我引用的材料，应该是找了很多年了吧。我说确实，我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寻找材料证明这个观点，寻找材料的过程中在找证明人和核实上都经历了一些波折。在整个社会都不敢承认、都在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想办法尽可能还原出这段真实的历史。后来中央肯定华国锋起了关键的作用，我很高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承认。
因为我对党史方面比较感兴趣，爱人也是做党史研究的，我还写了十来篇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文章。大多是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新的东西的研究，比如早期红军宣传工作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过去的人虽然也写过，但谈得不够、谈得不深；比如毛泽东早期已经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比如毛泽东怎么渡过人情亲情关，这是根据十八大以后的反腐倡廉要求借史说当下事，反响还比较大。
◎新媒体研究
我在新媒体研究方面走得比较靠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论网络文化》，篇幅不长，只有1500~2000字，但是因为对新媒体现象和趋势概括得比较好，影响颇大。
◎寄语年轻学子
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与低谷，没有挫折的人生可以说是不完整的人生。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心态，举得起、放得下，遇到事情要想得开、过得去。我在读博士期间写过一句话：向真理屈服，向命运下跪。现在看来这就好像是我人生的写照，在我的一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信条和信念的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应当坚守党的宗旨，想着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做事。这个社会不能靠少数人，还是要使多数人得到美好生活的满足才行。未来社会主义最好的特点、最大的优势还是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无论是胸襟还是境界，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样的境界对做学问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写的、看的、思考的东西才会大开大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才会站位很高，才会视野更广。
人民大学已经做得很好了，希望人大能够一直保持它的学科优势。希望人大继续发挥它独特的文科优势，把这些学科做大做强。我想人大是有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与实力的，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10年当中，人大一定能够办成这样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