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支持 英明的预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的教导
今年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他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以及革命的纲领、策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指南针。经历了100多年历史实践的验证，马克思主义历久而常新，并不断地丰富、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指导革命、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
马克思一生从事巨大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他和恩格斯撰著了卷帙浩繁、包罗宏富、光辉灿烂的革命文献，给全人类留下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积极参与并研究、指导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关心与注意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社会状况和解放斗争。他们从全世界相互联系和无产阶级革命总的发展来考察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写了一系列有关印度、波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光辉论文，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列强对这些地区的野蛮侵略，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些论文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一直具有重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论文共有20多篇，都写于19世纪5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多数文章登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该报的社论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中国，要获得关于中国的消息是很困难的，不得不利用欧洲国家派往中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送回去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不少出自传闻或经过掺假、歪曲。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极其关切，对一切细节十分注意并仔细分析，能够透过不很确切的报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观察到事件的本质。他们在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满怀同情，热烈地支持和歌颂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以深邃的智慧洞察究竟，预见到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之后，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论著写于120多年前，今天重新温习，仍感觉到强烈的现实感、新鲜感。它是我们研究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理解中国国情的理论根据，也是鼓舞我们继承先驱者遗业、奋勇前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巨大力量。
一
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资本主义列强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文明古老、历史悠久的封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起因、过程、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推脱罪责，胡说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英国不友好，歧视、迫害了外国商人，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马克思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谰言，他说：“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2]。马克思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指出这场战争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坚持进行肮脏的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极端不义的战争”[3]。
为了揭露英国的侵略罪行，马克思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英关系和鸦片贸易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写了题为《鸦片贸易史》的两篇文章，列举19世纪上半叶中英贸易的状况和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谴责这种贸易不道德的、非人道的性质。马克思转引了一位英国人的话：“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4]，因为奴隶贩卖者的直接利益要求维持奴隶的生命和思想，“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5]。主持这项贸易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政府，它从这桩肮脏的贸易中一年即可获得2 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它总收入的1/6。中国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输入，但英国资产阶级则千方百计，破坏禁烟命令，借助走私和贿赂等卑鄙手段，使鸦片在中国日益泛滥。“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6]，“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7]。正是英国进行的鸦片贸易，使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马克思指出发生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当局不愿意让他们的人民为了东印度公司和英、法、美各国少数不法商人的金钱利益而被鸦片所毒害”[8]。英国自诩为文明国家，把中国看作半野蛮的未开化者，可是，“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9]。在这里，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寡廉鲜耻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
英国侵略军在这场非正义战争中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暴虐手段，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恩格斯对此揭露说：“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10]“英国人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里抢走了大宗银两……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11]。
一百几十年前，当落后贫弱的封建中国遭到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笔墨为刀枪，讨伐侵略者，声援中国人民，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某些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一直在歪曲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性质，企图掩盖侵略罪责，说什么战争是由中国人民野蛮不友好的行动引起的，或者说这类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文明，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论断是对这种谰言最有力的驳斥。
二
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伙同法国挑起的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亚罗号”事件，这是中国人的划艇，为了走私的方便，曾买了一份船籍登记证。1856年10月，广州水师在“亚罗号”划艇上缉私捕盗，英国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竟以此为借口，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指责清政府侵犯了英国船艇，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英国军舰竟驶入珠江，炮轰广州。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派遣远征军到中国，一件小纠纷扩大蔓烧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火。
帕麦斯顿内阁借“亚罗号”事件，对中国大兴问罪之师，手段实在太卑鄙了，引起舆论的不满和反对党（托利党）的质问。1857 年2—3月，英国议会就此问题辩论4天之久，并进行了信任投票。结果，以263票对247票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而帕麦斯顿却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议员作为报复。大选的结果，帕麦斯顿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够控制议会，强行通过侵华战争的军事拨款，派出远征军。这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轩然大波。
马克思密切地注视着英军在广州的挑衅活动和伦敦议会中的激烈辩论，他利用议会辩论中揭露的材料，对帕麦斯顿内阁的好战行径进行严厉的批判，给中国以巨大的同情和支持。马克思断言：“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12]英国政府称“亚罗号”划艇是英国划艇，以划艇遭到侵犯、英国国旗被扯落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马克思引用了反对党领袖、曾3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得比伯爵的演说词进行驳斥。得比伯爵承认：“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13]因此“亚罗号”划艇是中国船，根本谈不上对英国的侵犯和侮辱，“这只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14]。
“亚罗号”为了进行走私，在香港购买了船籍登记证。但是登记证并无法律根据，因为登记证是根据香港地方立法机关的命令颁发的，可是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条约，而且与英国的现行法律相抵触，“因此，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15]。
即使抛开法律根据不谈，该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船籍登记证已属无效。这一点，连策划“亚罗号”事件的香港总督包令也是承认的。至于英国国旗被扯落云云更是无中生有，马克思引用了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中华之友》上刊载的证词说：“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16]可见，所谓扯下英国国旗完全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捏造的借口，香港总督包令供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17]
马克思对英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报刊文章以及英国议会中的辩论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摘引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自己的话来驳斥他们的谎言，揭露他们的罪行。他的揭露和批判不仅尖锐严峻，而且有理有据，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叫嚷，诬蔑中国违反条约、侮辱英国国旗、侵犯了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马克思说：“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而英军却以这种捏造的口实，开炮轰击广州，“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8]，到底是谁侵犯了谁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马克思义愤填膺地揭露英国政府和报刊掩盖事实真相、挑起战争的可耻行径，他写道：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19]
马克思坚决站在被侵略的弱者一边，谴责了策划和发动战争的英国侵略头子。他指出，中国官员在“亚罗号”事件的交涉中，“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20]，而英国官吏却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广州的英国领事巴夏礼首先挑起事端，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竟“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21]，而指挥军舰，炮轰广州，制造惨案的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态度专横，大肆恫吓”[22]，还有自称人道主义者的香港总督包令夸夸其谈，是个“偏执狂”，“完全自行其是”[23]，至于罪魁祸首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他亲自煽动发起侵略战争，其他人都是帕麦斯顿的战争政策的执行者。马克思揭露，早在1849年，当帕麦斯顿还在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就给香港官员发出指示说：“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24]英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炮轰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正是巴夏礼、西马糜各厘、包令等人执行了帕麦斯顿所说的对中国人民的“惩罚”。所以，马克思指出，“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5]。他直接称呼帕麦斯顿是“广州大屠杀的英雄”[26]。
三
英法联军借口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占领广州，又北上攻陷天津，于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赔款、增开通商口岸、修改税则以及外国人享有在中国内地通商、游历和传教的权利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戴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
1859年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赴北京交换已批准的《天津条约》，这本来是国际间签订条约后的例行手续。但英国政府决心乘机进行武装示威，命令普鲁斯前往北京换约，“必须有一支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着”[27]。随同英法公使北上的有海军上将贺布率领的远征舰队，包括英舰19艘、法舰2艘、士兵2 000人。同行的还有美国公使率领的3艘美舰。
英法公使来到大沽口外，坚持要从白河上溯，前往北京。白河口是清军的设防地，已被障碍物堵塞。清政府敦请三国公使改道，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并表示负责沿路护送。英法公使蓄意挑衅，拒绝由北塘登陆，竟悍然闯进白河口，斩断铁链棕缆，拉倒铁戗等障碍物，并开炮轰击清军。守卫在祖国大门口的将士们忍无可忍，发炮还击，一场激战延续了一昼夜，“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3艘英国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而参加作战的60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28]。
白河口战斗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咆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29]。伦敦《每日电讯报》写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30]
就在这样一片疯狂的叫嚣声中，马克思挺身而出，坚决支持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驳斥。马克思说，对白河口战斗“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引者按：指英法公使）”，“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31]。
白河口战斗怎么会发生？究竟谁是衅端的制造者？马克思根据英国政府的文件和议会辩论的记录指出：“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32]，英军的挑衅完全是按伦敦发出的训令行事。关于这一点，英军的两党首脑都供认不讳，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迪斯累里说：“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国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帕麦斯顿回答说：“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33]英国政府借换约的机会，训令侵略军强行闯进白河口，当然要引起中国军队正当的抵抗。马克思说：“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件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34]
白河口战斗发生之后，帕麦斯顿鉴于两年前议会曾否定对华发动战争，因此干脆抛开议会，直接写信给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35]。马克思指出，按照英国的宪法，只有国王拥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只有议会才能批准军事拨款，而帕麦斯顿独断专行、僭越，窃夺了宣战、媾和、拨款、征税的权力，这是违宪行为。英国以“法治”“民主”相标榜，可是，“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36]。议会在帕麦斯顿的控制下，对之俯首听命，这就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法治”和“民主”的虚假本质。
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海上进攻中国，沙皇俄国假惺惺地同情中国，冒充调停者，实际上却趁火打劫，窃夺中国的领土，它得到的利益最多、最大。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37]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见。
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的东段边界已明确划定。外兴安岭以南及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历代沙皇野心勃勃，企图“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38]。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侵华的贪欲更加迫切，1847年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这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以侵占中国的黑龙江地区为自己的最高任务，一面加紧训练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一面派遣所谓探险队、考察队潜入我国境内，直至黑龙江江口。从1854年起，穆拉维约夫派出大批军队，乘船闯到黑龙江上，非法建立哨所村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给沙俄造成了割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机。“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39]。就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两个月，俄国悍然宣布在我国黑龙江下游设立滨海省，穆拉维约夫叫嚷：“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的分界线，依然坚持阿穆尔（引者按：即黑龙江）是中国的，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40]
1858年5月，正当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时候，穆拉维约夫亲率军舰，入侵瑷珲，在黑龙江上鸣枪放炮，逼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和1860年，又趁英法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机，以调停者自居，要求得到报酬，强迫清政府接受《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俄国侵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俄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41]。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指明俄国在这次战争中获利最多，显露出沙皇的狡诈手段和贪婪本性。马克思说：“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42]。恩格斯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43]。
沙皇俄国的野心很大，扩张主义的贪欲永无止境。“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44]在1858年俄国诱迫清政府成立一个俄中委员会来勘分两国的边界时，恩格斯就敏锐地指出：“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45]。果然，不出恩格斯所料，以后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勘分西段边界，俄国用种种手段进行鲸吞和蚕食，将中国西北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沙俄通过对中亚细亚和中国的掠夺，“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46]。
五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烈谴责英、法、俄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歌颂、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镇江碰到驻防旗兵的殊死抵抗，损失很大。恩格斯高度赞扬镇江军民的英勇精神，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 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47]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广东人民奋起抗击占领军，他们采用各种斗争方式，或组织团练，规划收复广州，或诱敌出动，进行埋伏狙击，或经济封锁，断绝粮水供应。许多被诱拐贩卖出洋的中国劳工也在途中暴动，夺取轮船，宁肯放火烧船，与侵略者同归于尽，也不肯投降。恩格斯说：“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48]，“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49]。
外国资产阶级辱骂和诋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指责中国人采取非正规的作战手段，野蛮落后，行为残暴。恩格斯满腔热情地为中国人民辩护，他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50]。恩格斯充分肯定各自为战、分散伏击的人民战争是对付强大侵略者唯一有效的战争形式。他为中国的人民战争而欢呼，指出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51]。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他们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来考察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世隔绝，是什么力量打破了中国人孤立而平静的生活，把他们投进了斗争的激流？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2]《资本论》中也写道：“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53]。西方资产阶级越是对殖民地、落后国家采取高压手段和战争政策，便越是激起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54]。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1851年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了，马克思对之十分注意、关心。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东方的封建大国现在沸腾起来了。“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55]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除了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以外，外国的侵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56]，“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57]。
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难得到有关太平天国的准确报道，但他们十分关心这场农民革命的发展，仔细地研究传教士、外交官发回去的消息。马克思的论文中谈到了太平天国废除私有制，重新分配财产的要求；谈到了太平军北伐对北京造成的震动，咸丰皇帝准备逃往热河；谈到了宁波太平军的活动；谈到了太平军的品德、作风，“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58]。并且，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预见到列强必定会干涉中国革命，他说：“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列强”，将会“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59]。不久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果然向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帮助清政府重建反动秩序，把太平天国革命推入血泊中。
那时候，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刚刚开始，力量很弱小，思想很幼稚，组织很涣散，在强大的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尚无取胜的可能。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对这种斗争十分同情，全力支持。在他们看来，这场正义的、革命的事业必然会壮大，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火热的斗争中，旧的中国将会死去，新的中国将会诞生。他们满腔热情地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60]。“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61]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估价中国革命将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巩固其统治，穷凶极恶地侵略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是事情将会走向反面，殖民地人民日益猛烈的反抗必将削弱和动摇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征服中国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62]。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革命热烈歌颂，充满信心，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助力。马克思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63]。
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光辉灿烂的思想财富，其中也包括他们对列强侵华的谴责和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仍然感到十分新鲜、亲切而富有教益。
注释
[*]原载《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584页。
[5]同上书，585页。
[6]同上书，5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587页。
[10]同上书，19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86页。
[12][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12页。
[13]同上书，149页。
[15]同上书，149页。
[16]同上书，150页。
[17]同上书，1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19]同上书，178页。
[20][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21]同上书，176页。
[23]同上书，153页。
[24]同上书，159页。
[25]同上书，159页。
[26]同上书，163页。
[2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8][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73页。
[32]同上书，571页。
[33]同上书，582页。
[34]同上书，5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6]同上书，1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66页。
[38]同上书，625~626页。
[39]同上书，233~234页。
[40]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4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6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5页。
[47]同上书，189~190页。
[48]同上书，232页。
[49]同上书，23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232页。
[51]同上书，22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25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54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545页。
[58]同上书，54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234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7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51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