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第一程”

在云台山与大陆连接之前，郁洲与海州在地理概念上，是两个相互依存、密切相连的独立主体。在海陆丝路发展进程中，郁洲有其独特的地位。

鹰游门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航海中水手主要使用岛屿导航法，以岛屿为地理坐标，确定航线。无论岛屿经济是否发达，在古代的航海中都具有特殊功能。

在靠近东亚大陆的海洋中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岛屿，如今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东南亚诸岛国的诸多岛屿，直到中世纪以前，都还一直被国人视为“蛮荒”之地。但无论荒蛮与否，这些岛屿却是古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人类航海活动的天然落脚点。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航海技术发展的情况下，没有这些岛屿，人类要远航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航海技术发展起来后，这些岛屿又成为航海家导航、识途的重要标志物和取得补给的中继站。正是这些可能还是十分蛮荒的众多岛屿，使人类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远航由不可能变为可能。

古代的航海技术比较有限是客观的，直航距离与区域只是航海活动中的少数。大多数商船在初期主要的形式是接力棒式的接替航行，这样的航行都需要贴着海岸前进，因为需要随时增加补给品或进行频繁的转手生意。郁洲是中国东部“海上大州”，位于郁洲山脉最北端的鹰游山，是今日东方大港连云港港口的屏障，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中，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沿海地区间交往及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和日本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停泊、避风、增加补给品的中继站。

鹰游门位于琅琊郡的赣榆县境内，与朐县隔海相对，从鹰游门沿海向北，有许多横渡东土的海口，如因徐福入海求药而名的徐山、徐福岛、斋堂岛、登瀛村以及密州、登州、济州等，因而鹰游门处于“海上第一程”的特殊位置。据李洪甫教授的研究，“海上第一程”的称呼来源于《山东通志》:“海道第一程也，东为鹰游山，西为孙家岛，两山对峙为门，船所必由。谓之‘应由’门。”

“第一程由鹰游门起”，大珠山不宜泊船候风。因此，经由鹰游门的海上航行是一条经过数次实践优化的成熟海路。

对外交往通道

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日本交往的中继站。无论是东晋时期的建邺（南京），还是西晋时期的洛阳，在中国与朝鲜间的交通贸易往来通道中，海路最为便捷。东晋时期由建邺至朝鲜半岛的航行线路，是由建邺出发，经广陵浮海北上，经过郁洲鹰游门出海，横渡入汉江，至南汉山城。特别是魏晋至南朝时期，郁洲作为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和倭国交往的停泊、避风、增加补给品的中继站充分显现出来。

魏晋至南朝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存在着陆上、海洋两条路线。陆路，即倭人从海北道中到达弁韩，沿马韩的海岸，顺各岛屿海湾北上，到达乐浪郡，取道陆路辽东至建康。这条交通线也是汉文化输入日本的主要通道。海路，经由百济跨渡黄海到山东半岛，然后沿江苏海岸南下，过长江口以达建康，这是沿大陆近海航行的路线。自晋安帝时倭王赞遣使朝贡到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有史记载的倭国朝贡来往即达10次之多，这些来往大多是通过朝鲜半岛经由山东半岛进行的。

考古材料证明，在这条航线中，郁洲是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和日本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停泊、避风的中继站。建康以及长江流域到山东半岛魏晋之际的墓葬中曾发现大量的三角缘神兽镜，这种形制的铜镜在朐县、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古坟墓中都有发现。海州南门砖厂二号墓为东汉晚期遗存，其出土文物的风格下限到魏晋。这座墓中发现的铜饰件、漆器和朝鲜半岛乐浪郡古坟中完整的铜质砚盒，造型几乎完全一致。从建康经朐县至山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迄日本岛屿，如果把这些轨迹联结起来，就形成了一条由建康经朐县北上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沿海岸航行的“东海路线”。秦汉以迄魏晋，中国文化包括农耕、蚕桑、稻作、建筑、漆器、玉器的制作等对日韩传播，这条“东海路线”是一条重要的海上之路。

东晋时期，北方战事频繁，东晋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依靠由鹰游门出海的水路。太元八年（383年），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338—385年）曾发兵90万南下攻打东晋。鹰游门作为东晋与东夷诸国交通的“海上第一程”发挥重要作用。

在南北政权的对峙时期，鹰游也始终是南北交通的要塞。尤其是北方处于战乱而交通中断之时，位于“东海隅”的鹰游实际上成了南北交通的咽喉。南北对峙时期，江南政权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则充分依靠鹰游岛。南北政权之间的使节交往也通过鹰游这个门户。如宋明帝时，高丽使节被北魏太守鞠延僧扣留，刘宋王朝派驻鹰游地区的地方官和军事将领刘怀珍、明庆符、王广之击退了北魏军队，护送高丽使节至南京。统一王朝至朝鲜半岛的路线也多经鹰游横渡。

盛唐时，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尽地记载了遣密使船经过鹰游的航路：入唐朝时，从鹰游岛开始，船即离海而入内河航行，循淮河至涟水、楚州、扬州……回归日本的去路，则也从鹰游开始进入“海上第一程”。

南北海上航路

吴国伐齐海上通道

战国时期，郁洲是吴国从海上征伐齐国必经的交通要道。吴王夫差在西破楚国、南降越国后，经过数年精心准备，于公元前485年春联合鲁、邾、郯等国，正式出兵北伐齐国。夫差将吴军兵分两路，自己亲率主力搭乘内河战船由邗沟入淮河北上，直逼齐国南部边境。同时，为确保侧翼安全并夹击齐国，分散齐国兵力，夫差派大夫徐承率海上主力舰队从海路绕道齐国后方，实行远航奔袭进攻山东半岛。由于之前内河接连的胜利，使得吴国海军过度自信，忽视了齐国这个老牌的临海国家的军事力量，最终黄海海战以齐国的胜利告终。

这次吴、齐黄海海战说明，当时中国海洋作战力量在武器装备、船舶建造、战略战术以及航海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成熟，并进入大规模运用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战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国灭掉吴国后即北渡淮河，沿着吴国曾经走过的线路挥师北上，通过北上，越国与齐、鲁、郑、陈、蔡、宋、卫、晋、楚等国或战或盟，成一时霸主。

1977年，连云港市发掘西周末春秋初墓葬群计40余座，其中既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也有一般的平民墓。墓葬出土器物约200多件，除了一件已残破的青铜鼎属西周晚期外，其他物件都具有明显的吴文化风格，而青铜剑、戈、矛等器物的吴文化特色更为明显。随葬的陶器组合一般为鬲、豆、罐；随葬青铜器有鼎、斧、戈、矛；随葬的石器主要有石镰、砺石等。此外还发现用于熔炼浇制铜斧的属西周晚期的陶范。

清理的墓葬依出土器物可分为三期，一期为西周晚期，三期为春秋晚期，墓葬群跨越年代300多年。西周晚期的青铜鼎为第一期，第二期鼎有3式，1式鼎为敛口、折沿、立耳、柱足，下腹外胀，腹间饰一周云雷纹和乳丁纹；2式鼎与1式鼎较为相近，不同的是口为卷沿和有一对附耳。3式鼎，敞口、浅腹、立耳、蹄足，腹间多饰以回纹、窃曲纹、环带纹、条带直线纹，明显晚于1式鼎。三两期均为吴文化遗存，但1、2、3式鼎之间有发展和过渡的特征。出土的青铜剑、戈、矛属第三期，最具吴文化特色。其中有一件矛头两侧叶硕大，近似树叶状，与溧水洪兰凤凰井所出几为一体。另一件无筒，中脊起棱，而形似柳叶的矛，更是典型的吴文化器物。另有农具青铜斧和斧的铸范，是吴族先民在云台山一带定居开发农业的地下物证，也是连云港地区早期对外交通往来的有力佐证。

这一史料结合出土文物说明，吴从海上伐齐时云台山一带交通区位的重要，既是征伐齐国必经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吴所要并已经夺取的战略要地，处在战争的前沿，与齐国相对峙。从春秋后期的海战活动中可以归结出一条以郁洲为基点，南起浙江、北至辽东，长达数千里的沿海海上航线。

孙恩浮海北伐战场

东晋时，封建王朝内部矛盾尖锐，公元339年，会稽（今绍兴）等地民众因不堪苛政，推举孙恩为首，起义反晋，这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时间长达12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连云港一带也曾为孙恩与东晋官兵交战的重要战场。

孙恩祖籍琅琊，是五斗米教教主孙泰之子。东晋隆安初，孙泰被晋宗室司马道子诱杀，孙恩逃亡海岛为盗，举兵造反。

无论是孙恩占领郁洲还是东晋军队攻打郁洲，都是为了控制这个海上门户和南北交通枢纽。在南北政权对峙的形势下，鹰游门的地位尤其重要。攻打郁洲之前，东晋王朝将领祖逖、桓温都曾把苏北作为北伐的前沿。

联系建康海上通途

郁洲四周环卫沧海，“苍梧飞落碧云流，天畔神山古郁洲。花竹千家双去棹，烟波万里一浮鸥。”（孙在丰·送张毅文归郁洲）南北朝时，隔20里海峡以南就是魏政权的领域。岛上集结的大量军队和给养，各级政权公文的传递，郁洲和建康的贸易交往，全靠海上航线。

这时的南城港是郁洲的一个重要口岸，供船舶停靠的码头及上水和生活供应设施一应俱全，由南城港启碇南下经淮河口入楚州，可经运河入洪泽湖至建康。在连云港的出土文物中，郁洲的朝阳砖厂等地时有六朝青瓷天鸡壶、青瓷圆砚和青铜鐎斗等文物出土，而海州地区迄今还未见六朝青瓷出土，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郁洲和建康有着紧密联系，两地之间有一条稳定的海上运输线。

海漕必经之地

唐代海漕航线中继站

唐代南北海漕航线的起航点在江浙沿海，主要是位于长江口附近的扬州。在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时，一方面进行江淮挽输，千里不绝的河漕；另一方面又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有诗句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海船出长江口后转樯沿岸北驶，经现在的江苏省与山东省沿海水域，绕过山东半岛西行，再“泛海凌蓬莱”，历渤海的莱州湾和渤海湾，经沧州沿岸（现河北省黄骅、盐山一线），入今海河，至军粮城卸漕装仓，待继续转运。其中，郁洲是重要中继站。

元代北洋漕运航路必经之地

南元朝时，全国海上漕运发达，淮口在当时为全国主要起运点之一。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河南省阳武县大决口，黄河水改道南徙，夺泗、淮，致使泗河、淮河的下游河道受阻。元统一中国后，由于黄河夺泗、淮的影响，从江南征收的漕粮运输十分困难。元初，漕粮仍从长江经扬州运河到淮安城北入黄河（黄河夺淮前为淮河）逆流而上，再经陆运后，又改御河船运大都。但这个运输路线既不方便，运输时间又长，且费用巨大。因此，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起至泰定二年（1325年），用了36年的时间修通了从杭州直达大都的大运河，把过去由今河南地区的航线改作经由山东，以便漕粮运输。

虽然元时重视运河漕运，但由于北方连年旱情严重，新开河道水源不足，岸狭水浅；而徐州以南的泗河、淮河下游河道又被黄河所夺，水流湍急，航行多险，所以运河漕运仍然不能顺利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元朝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辟了海上航道运输漕粮，以弥补河漕运量的不足，“胶莱河与海运相表里，昔从淮口起运至麻湾，而经渡海仓口，则免开洋转登、莱、长山一千五六百里。”

海州为元代海上漕粮运输的必经之地。

北洋漕运航路自朱清、张瑄首航开辟后，在元代航海者的长期实践与艰辛探索中，进行了多次重大改进而渐臻成熟。其航路是：“自平江刘家港（今江苏省大仓县浏河镇）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澳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才抵成山”；“转过成山，西望行使（驶），到九皋岛、刘公岛、诸高山、刘家洼、登州沙门岛，开放莱州大洋，收进界河（今海河）”。至直沽杨村（今天津市武清县）码头泊定。

由于海州为漕运所经的中继站，经常有船舶避风，上下增补供给，因而有力地刺激了海口集镇商业经济的发展。南城和板浦在当时已成为商船帆集，商旅熙攘的海口集镇。

明清海漕航路重要口岸

由于明代对民间实行海禁政策，较大规模的国内海运都是由政府组织的承运官方的漕粮与军需物资。明代海漕航线比较错综复杂，航向与航程变化甚多，孙光圻教授据资料分析归纳出如下8条航线：刘家港—天津航线；刘家港—辽东航线；广州—交趾航线；淮南—天津航线；登莱—金州航线；天津—蓟州航线；天津—辽东航线；永平—天津航线。其中第四条航线，即淮南—天津航线，明确指出历经鹰游山：这条航线是自淮河入海，沿岸北上。白寿彝版的《中国交通史》记载：“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斋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这条路线首尾约三千三百九十里。”

清取代明朝后，出于海禁之考虑，大量的南粮北调主要取南北大运河进行。但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也组织过一些在政府严格掌管下的海上漕运。

据《清史稿》载，嘉庆年间，因“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清廷曾拟“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然因运河历来是沿线各地关卡巧取豪夺、盘剥民财的摇钱树，故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抵制，嘉庆帝只得以“海运既多窒碍”为由，做出“断不可轻议更张”弃海治河决策。到道光四年（1824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于是时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的英和上奏：“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唯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利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然而唯恐有违“祖宗之法”及触犯统治阶级利益的清宣宗仍不敢决断，只是诏令“有漕各省大吏议”。

当时安徽巡抚陶澍“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并附上一份非常详尽的航路指南，“恭呈御览”。这份航路指南是古代航海者长期北洋航行的实践总结，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对于云台山鹰游门有确切的记载：“又北至安东县灌河口对出之洋面，约九十里，系佃湖营所辖。又北至海州赣榆县鹰游门对出之洋面，约一百八十里，系东海营所辖。计自余山大洋以北至鹰游门对出之洋面止，约共一千五六百里，统归狼山镇汛地。……行过鹰游门对出之洋面，往北即山东日照县界，山东水师南洋汛所辖。”

清代末期，海州是北洋航路的重要口岸，在白寿彝版的《中国交通史》中有明确记载：“中国沿海航路，以上海为全国航路的枢纽。上海之北，为北洋航路。上海之南，为南华航路。北洋航路，以海州、青岛、威海、烟台、天津、秦皇岛、营口、大连、安东为主要口岸。它的航线，可分为：上海烟台天津线，上海海州线、海州青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