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苏联的文学与艺术
——在天津文艺青年集会上的讲演
天津这地方对于我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常常听到朋友们谈起天津文化、艺术工作的活跃，不管是在青年学生，还是工厂、群众各方面。所以我很希望到天津来和许多文艺工作者见面，但一直都没有实现，直到现在才和大家见面。不过很可惜，我来的太仓促，我毫无准备，时间也很短，而且天津文艺界的同志，一定要我讲讲苏联印象。这当然是我的义务，从情感上也有这样的需要，特别是当着斯大林元帅生日的这天，应当把我在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感想谈谈。现在就让我随便的散文似的谈下去吧。
苏联这个地方说起来似乎很遥远，从北京到莫斯科的旅程实在不短，苏联也是我们常常幻想着的地方，它是一个我理想的世界，但是也很接近。为什么很接近呢？不止因为是比邻，从满洲里车站到苏联边境阿特波尔车站，只有十八里路，而且因为苏联人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目标和同样的感情。我们的方向一致，不过苏联走得快，在前面，我们走得慢，在后面，但是所走的是一条路。譬如在苏联，我碰到许多人，虽然言语不通，但是我们感觉到很了解。我和法捷耶夫谈到中国的情形，他常常向别的临近的人说：三十年前我们也正是这样的。因此，我感觉到很容易了解苏联，苏联也很容易了解中国。尤其是苏联的文学、艺术，因为苏联人和中国人民的道路、命运、情感是一致的，因此也就受到欢迎并且为大家所喜爱。中国的文学被介绍到苏联去也是同样，因为他们也发生过这些事情，而感到分外亲切。我到了苏联，好像到了理想的，比我原来在的更好的家一样。过去旧文学常谈到的“异国情调”，我是一点没有感觉到。同样苏联人对我们也好像家里人回去了一样，招待非常亲切，而且尽可能不让我们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每分钟都有事情做，参加座谈会或参观。我到苏联去过三次，到莫斯科三次，列宁格勒一次，其他小的车站、农村也有的停过。今天时间很急促，不能谈得太多，谨关于我所了解和看到的苏联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方面的情况简单谈一谈。
苏联对艺术工作是非常珍爱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在列宁格勒，这是很有文化的城市，但是被德军包围了三年，列宁格勒的人民则努力保卫了这个城市。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城都没有电，因为除了制造武器的重工业以外，别的工厂都转移了。人们是非常艰苦的，城里没有可吃的动物，粮食很少，每个人一天只能吃两小块面包，这种面包百分之五十是代用品，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小麦。兵士和重工业的工人每天吃四片，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下饿死了很多人。希特勒下命令一定要攻占列宁格勒，把德军进城后的城防司令都发表了，宴会的菜单也准备好了，但是列宁格勒的人民不让他们进来，而且消灭德军一二百万人。详细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不过主要的我不是说这些，我只要说在这种条件下，列宁格勒人民的保卫文化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列宁格勒是一个文化的古都，有非常多的艺术珍品在这儿。（此处原稿遗失一页——编者注）一样的，每个大厅有二三十张或四五十张名画，徐悲鸿先生告诉我，他认为称得起世界上极品的有四五十张，他很久就想看的几张画家的原画，过去在法国没有看到，在意大利没有看到，在德国没有看到，而现在在这里看到了。大大小小的画布置得非常好，我们跑了一上午，整整四个钟头才跑了五十多间房。另外，我们又看见金窟，里面有金帽子、腰带与古代将军骑士的装饰等，这些都是当作研究古代艺术保存下来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人民是爱文化的。
在苏联，铜像、雕塑是很多的，街上也有。当时我想，就是让我在街上逛一礼拜我也不会疲倦的。当然不是看百货公司或袜子涨价没有。像这样的美术馆不仅是列宁格勒，就是在莫斯科或者许多其他别的地方都有，只不过小一点罢了。莫斯科美术馆我一共去了三次，连美术馆的人都认识我了，但是我还不满足，我总是想：画画的人在这里住上半年是很幸福的。
在苏联，美术品是最珍贵的，比工业品贵得多，普通一个盘子什么的，几个卢布就可以买到，但是有些带画的小盒子则要几百、几千卢布才可以买到，因为他们是把画当做美术品的。但这不是说只有有钱的人才可以看，是为少数人做的。在苏联，印的名画片很多，一个卢布就可以买到一张，而且套色很清楚，这是又珍贵而且很普及的。
我们中国人不是画画的人，就没有人会画。在旧社会里，只要能够画几棵竹子、兰草、梅花就是才子，所谓“佳事”了。干那行就是对哪一行感兴趣，学问是很窄狭的。但是在苏联不同，在美术馆里很多人去模仿那些名画，画得非常好，在中国就可以说是画家了。有些人穿着西装，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脑子里想，这大概是学美术的学生。后来又看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也在画，我问了一下招待我们的人，他告诉我：这是兵士。他的态度是很安详的，一个兵士会画画，在他们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后来我明白了，每个苏联人最少要受十年教育，在学校里画得很好的学生，毕业后喜欢学什么，就仍然可以继续，因此，一个普通人能够画那样好也不稀奇，直到我参观儿童宫才更加证明了。这是苏联政府给小孩子办的，是小孩子从一年级到十年级课外学习的组织。为了办儿童宫，国家是用了许多钱的。列宁格勒的儿童宫是沙皇过去的宫殿；莫斯科的儿童宫是沙皇时代大资本家的房子，都是非常好的。小孩子到这里，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化学就选化学，喜欢飞机就选一门飞机课。这里都是苏联的专家来指导的。在学画方面有三班，最低班的小孩不过七八岁，主要是学画的基本练习，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正在画蝴蝶，先生告诉这些孩子看颜色，画得非常好。到了高级班更使我们奇怪了。那时正布置圣诞节，准备画很多历史画、作家像，普希金诗里的故事。我们看这些小孩们只用铅笔涂几下，就开始用色笔，很快地涂出一个骑士或很多军队出来。这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有人教育他们，在小时候就培养专门的人才，他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
音乐也是如此。我这次没有去参观。有一个小孩子的音乐学校，马思聪同志看过后非常满意。小孩子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制曲子，唱得好更不稀奇了。这些小孩子都是非常有天才，而又喜欢音乐的才选到音乐学校来的。除了音乐外，别的课程也是重要的。中国也讲究技术，“坐班”，可是翻斛斗就是翻斛斗，怎么翻得更好，使翻斛斗能表现人民的生活就不行了，因为缺少学问。在那里学音乐外，还要学文学、音乐的知识等，这是非常普及的。但是在苏联，我们看了很多音乐会，所有指挥几乎都是大胡子或白头发，都是非常有经验，年轻的人是没有的。因此我说它是专门的，但又是普及的。
我感到很奇怪的，就是不管到了哪一个村子，人们都会音乐的。有一次在一个飞机场等飞机时，很多苏联人欢迎我们唱歌给他们听。可是我们还没唱人家就唱起来了，所有的人都会唱，老头子、老太婆、男人、姑娘、小孩。一个陆军兵士弹钢琴，一个海军兵士跳舞，都非常好。后来我们没办法才勉强乱凑了一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乡村，人们很多都会手风琴的，收听机也很多。汽车里有收音机，上了车一转音乐就播出来了。就是我们住的旅馆，在每层楼梯口管房间钥匙的人，在他旁边一个小桌上都有一个收音机，他可以看小说，听收音机，写东西。流行的歌曲像《民主青年进行曲》、《祖国进行曲》，这是经常播的。在苏联，业余的俱乐部也是很多的，工人工作完了可以去学音乐、唱歌等。每个工厂都有乐队，剧团也很普遍，因此在苏联，一个人不会唱歌是很奇怪的。
在苏联我们看戏最多。莫斯科有几个著名的大戏院，像莫斯科戏院，艺术剧院、丹琴科等。在这些大戏院中的演员都是固定的，在艺术剧院表演的演员就总是在这个剧院表演。苏联的剧院是非常多的。譬如我们到了新西伯利亚城，这里有八十万人口，但是这里剧院的好是无法形容的，比莫斯科大戏院还好。莫斯科大剧院有二千个位子，但是宽得很，一共有六层楼，整个戏院只有两种颜色，比较凸出来的东西是金色的，椅子背、门窗的帘子是大红丝绒的。在楼上的座位是包厢，每个包厢后面还有休息室，里面有沙发可以休息、外间有门通大厅和走廊，可以散步，同时走廊和大厅里展览着古代戏剧的衣服，演员照片、戏剧的照片等。剧院虽然很大，但是在六层楼顶也可以听到，看更容易了，用几个卢布就可以借到一个望远镜。但新西伯利亚的剧院更好，走廊都是大理石的，每个包厢都有个门通着，路很多，人们很难碰到一起的。几个包厢就有一个放衣服的地方，这样在散场的时候是看不见纷乱、拥挤的情况的。形式更近代化，也更单纯一些。苏联戏院的戏码是每天都换的，当然也有例外，像演《安娜·卡列尼娜》就可能演一个月，不过一般的都是天天换的，虽然布景舞台装置是很困难。主要原因是熟练得很，而且演员多得很。话剧演员较少，歌剧一上台就是一百多人，但是一个剧院的演员是不止一百多人的。一个演员一个月里只演十几天戏，其余的时间是排新的戏。
苏联的演员和我们中国旧戏的演员不同，咱们的演员就是演戏，而苏联的演员社会活动很多，他们可能是州苏维埃的委员，也可能是市苏维埃的代表。同时，演员们也有自己的学习。譬如要演《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剧，他要看托尔斯泰其他许多著作，以及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情况与贵族的生活，同时还要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组。这种学习组织是没有一个机关没有的。演员都是薪水制，头等演员薪水很多，而且有“人民艺术家”或“人民演员”的称号，这种称号是经常冠在他的名字上的。这种演员是到处受欢迎的、受尊敬的，我们曾在布达佩斯碰到；在和平大会上碰到；在苏联高等干部的晚会上碰到，他们在社会上是有地位，人们是尊敬他的。当他表演时，每演完一节拉幕三四次，全部演完拉幕七八次甚至十几次。这些演员很少是年轻的，大都是四十岁以上。乌兰诺娃是苏联最有名的舞蹈家，跳得非常好，在她表演的时候，脑子从未想到她跳得好，长得漂亮，而只是跟着她的情感走，把你平常而庸俗、琐碎的情感提高了。她是国际民主妇联的代表，我在会上碰到了她，看起来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但是在表演时就像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艺术不是容易的。我们中国演戏首先看条件够不够，嗓子好不好，有了这些条件就当演员了，上过几次台自己感觉演得不错，名演员们包袱就背上了。事实上演得好不是技术问题，而且他彻底懂得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够表现这些东西。
当然也有普及的。工厂里有剧团，学校里有剧团，就是小孩子也有剧团。在那里，小孩编剧、做舞台工作、演戏，都是小孩子自己的事，观众也是小孩子。这种专门戏剧学校是很严格的，是把在学校中有戏剧天才的小孩子选出来的。我和法捷耶夫谈起，说中国有很多文工团。他问我，这些团员从哪里来的呢？我说，有学校的学生，剧院的演员，农村剧团的演员等。他又问，所以使他们做文工团员是不是因为有天才或者感于兴趣呢？是由于对戏剧有兴趣，我回答。事实上，有兴趣不过是一个条件，而在学习中如果看不适合，也是不能做个演员的。特别是我们的文工团员，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演戏都是对它有兴趣，而有的可以向前发展，有的就不能够；有的能坚持下去，有的就不能坚持。因此就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专门人材。像苏联的跳舞学校，七八岁的小孩学跳舞，在小学时要考试。这些孩子们对音乐的领会，懂不懂节奏，合格后入学，但一二年级后发觉了不适当学跳舞，则改行学别的。
我们在苏联看了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当演到骑士骑马走到河岸时，台上则满了水，而且一步一步地高起了，水上的波浪也是不停地掀动，像真的水一样。在演员方面也是一样，我们这次看了《安娜·卡列尼娜》，我们是五月到了列宁格勒，可是演戏是在六月，但是戏票却已经卖完。扮安娜的演员只这一个戏就得过斯大林五次奖金。在幕刚一拉开的时候，我们看扮演安娜的演员一点也不漂亮，很胖，像程砚秋似的。特别是在她家里的那一场，很多贵夫人、小姐都穿得很鲜丽漂亮，安娜只穿了很简陋的墨绒丝袍。托尔斯泰在小说里是尽量形容安娜的服装是漂亮的，可是我们乍一看真不好，但是越看下去，越感觉安娜好看，越觉得安娜高尚，而且因为她的正派，而那样同情她，感觉到别的贵夫人都不如安娜。我过去是喜欢看美国演员戈勃的戏的，但是她演的是一个浪漫的女人，那么造成那样的悲剧的结局是没有人同情的，可是看到了这个演员安娜的戏，因为她的高尚、正派而那样的同情她。很多苏联人都哭了，女人都哭出了声音。苏联人之所以同情她是同情这种人物在那个社会里所受的压力，这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特点完全表现出来。戏演到了好的时候，负责给我做翻译的同志也出了神，忘记了给我翻译，其实我也不需要，因为我是完全了解的。
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是停留在教科书上，总是告诉人家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才对。在农村里的剧团演戏，像《白眼狼》描写土改斗争地主的戏。所有这样的戏一定是地主耍花样，而且一定有狗腿子，一个富农，一个中农，一个贫农，一个工作干部。这些戏是教育了群众，因为看了戏群众知道了不要上当。我们总是拿这些事情告诉人家。但在苏联看过了一个戏，人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美，可是心里想这种戏和实际有什么联系呢？但后来又看了两三个戏，才明了人家比我们高一级。苏联的艺术是提高你的思想、情感，使你更爱人类，更爱人民一些。因此苏联选了很多古典的东西来上演，像《青铜骑士》、《安娜·卡列尼娜》等戏都是提高人民的情感的。像《乡村女教师》这个影片中，其中没有安心工作、服从组织的东西，而且她有一个思想，为着实现它而努力工作着，因此使人感动，印象也就深了。有人说我们的艺术不好，那我们一定要保护。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宣传，人们还不懂这是新的人民文艺。为什么不懂呢？因为我们常常顾到自己小范围的事，而不爱关心别人，今后应当广为宣传。但是当我们要求自己的时候，是要提高一步，能使人家印象深一点才好。我碰到一个小孩是在延安长大的，我问他：“愿意看戏吗？”他说不愿意，愿意看《红楼梦》，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红楼梦》里的人物我看得见，戏里的人物是模糊的。但是我们提高并不是叫人看不懂，实际上提得更高是更普及，是使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关于苏联的文学，我们翻译了很多，我在这里不想谈了，只讲讲苏联作家一般的生活。我是一个不愿意做工作的人，可是第一次从苏联回来以后觉得不做工作没有办法。在苏联写文章的就是写文章，只莫斯科就有九百个作家。但是他们写文章也不是容易出版的。即使一个人写一本书，那么一年就是九百本了，虽然出版条件好，也是要选择的。现在苏联只有作家协会出版的四个大杂志，当然其他别的杂志也登文艺作品。作家都是靠稿费生活的。法捷耶夫告诉我：作家收入很多，一个作家的收入要等于四个工程师，在苏联工程师的薪水是最高的，但我想这不是每个作家都如此。稿费分作很多等级，以稿子的好坏来算为哪一等。一个剧本上演得经作家俱乐部讨论，交艺术委员会去上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为青年所拥护、欢迎的，而写剧本的对这些好的作品一定要排成戏和电影的。不过，普通的作家的薪水不过比一个工人多一点。读者爱作家，并不像我们叫他签个名字，而且给他的作品提意见、讨论。《青年近卫军》出版以后，法捷耶夫收到两万多封信，是讨论他的作品的。这是表示人民关心作家的活动，并给作家以鼓励和帮助。
苏联作家彼此批评的工作比中国好得多。中国批评工作很难展开，大家都知道这是武器，可是却拿不起它。当然，我们理论水平差，几个人讲一讲还可以，可是写文章就不敢了。因为自己没有把握。一个作家得不到批评是最痛苦的，因为没有反映，但是他仍然要写下去。苏联作家经常开批评会，每三个月讨论一次作品，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对我说：我们把批评看得很重的，当然也有人因为是朋友而不加批评，这对他的朋友很好，可是对作品是很坏的，对读者是很坏的。
我的一本小说被译为俄文，这并不是我的小说好，而是苏联人关心中国的东西，我那本书被译过去的比较早些。因此我走到了哪里，就有人对我说看过我的书，内容如何如何。VOKS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读过我的作品并且讨论过。勃尔诺娃是做工会工作的，她告诉我，她是和她女儿一齐读了我的小说的，并且把她们读的那本半旧的书，签上名送给我。苏联作家协会为了我的小说召开一次座谈会，巴夫连柯、爱伦堡等都参加了。在我感觉到作为一个苏联的作家是幸福的。
我写的这样的小说，在中国很多，因为被翻为俄文早些，因此苏联人民就把爱中国人民作家的情感放在我的肩上，我感觉到很惭愧。所以我想到一定要把苏联人民对我的关心告诉中国的作家，使他们知道并能得到鼓励，使他们不要恢心，到了我们的政治、文艺、情感提到那样高的水平时，也会有那样的生活实现的。
我曾参加了作家协会编辑的座谈会，是一个专门批评我的作品、提意见的会。他们并不是看一个中国作家怎么样，而是进去坐下就谈，就像在延安开小组会似的，立刻提出问题叫我解答。记得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名字，俄国人不好记，是不是给这些人物起一个名字？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名字，我是不能起的，因为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受压迫，连名字都没有。他们很了解，也很满意。
他们尊重作家，并不是看人，而是看作家的工作。譬如我临回来的时候，碰到人向我说，你回去写了什么文章，下次带来。因此，我感觉到应该告诉中国的作家，他们对我的关心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有时自己一个人顾及这些，可是今天很高兴，我就讲出来了。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要学习关心别人，不要净看见自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孟帆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