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7]

我这个人不会讲课，不会谈理论，我喜欢聊天，你们让我讲，我就讲吧。首先表明态度，我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当老师，而是要同老朋友、新同行大家聊一聊。文学讲习所恢复以后，我一直是愿意来看看你们的！

对你们我是这样认识的，你们写文章的起点比我那时要高。你们一开始就着眼现今社会的时弊，敢于大胆批评指责，这是好的。只是写完一篇，再写第二篇应该是又一个新的起点。写作同赛跑不一样，不一定就越写越好，越写越容易。我们也许第一篇起点很高，第二篇就差一点，第三篇更差一点，反倒越写越不如前了。也可能第一篇差一点，写第二篇好一点，写第三篇又写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搞写作的老是在起点上参加赛跑。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还是在新的起点上跑。虽然我写作的时间比你们长久些，但我并不比你们强，也许你们有些条件比我还好。我脱离文艺界二十几年，长时期没有时间读作品，也不接触文艺创作的问题。十年动乱中，一个时期我连看报纸的权利都没有了。二十年来我不是文艺圈子里的人，只是一个农工，一个被专政的对象。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我把农民写的太好了，问我是不是受了江青、“四人帮”的影响，是不是受了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对我的那些批评的影响。我说很遗憾，这些文章我都没有看，现在也懒得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回到北京，耳目一新，文艺方面也开始有了喜人的变化。涌现了一批人，出现了很多好作品。我当作学习看了一些好作品，但是我坦白地说，我看的不是太多。有人告诉我这个作品写的好，我看看；有的人告诉我那个作品挨批评了，我也看看。有时刊物拿在手上，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我也看看。总之我看了一些，但不是太多，也不算很仔细。所以我现在谈的可能还只是笼统的，甚至是表面的。

你们有人提到创作里面的问题。我想，现在书店里有不少专谈写作的书，有些人专门写这些文章，怎样从事创作，怎么搜集材料，怎么选择主题，怎么刻划人物。这样的书，可能比较好，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可是，也有不少的只是东抄西引，讲些空道理。我从来对这些书没有兴趣，以为不看也罢。我觉得那些空洞的、泛泛的谈论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听。至于分析作品，我们一定要听。因为这样的具体分析，可以给作者以启发。但是一个作家是不是可以在课堂上培养出来呢？在中国历史上（外国的我不晓得），没有。有几个作家是文科大学毕业出来的？似乎很少！我想：当教员、当编辑、搞理论，是需要上大学的，但搞创作最好是到社会大学去，搞创作没有什么合适的大学好上，你们没上大学呀，你们不都是作家吗？你们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初中毕业，有的跟我一样，初中也没有毕业。很多人（包括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总是希望有一把钥匙，能把创作的闸门打开，从里面找出一点什么东西来；拿着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帆风顺的创作，我想这个很难。这把钥匙掌握在谁手里呢？这要靠你们自己去找。每一篇作品，特别是好的作品，都教给我们经验，我们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东西。你们不是要我谈谈自己的创作道路么？这些我想在我死后让后人去作客观的评述吧，我不能用这个脑子了。但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讲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读书，要看作品，要从别人的作品中吸取好的东西，看出不足的东西，从那里去找窍门。你们现在有较好的条件，你们是幸福的一代，比我们那时的条件好得多。你们自然也会有你们的困难的地方。现在中国究竟走哪条路？究竟自己信仰什么？自己在国家里站什么位置？现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充斥城乡。社会主义的道理，被“四人帮”和极左思潮歪曲得不像样子，党和党员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许多人，特别是缺少革命经历的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失望，对人生的意义，感到空虚迷茫。我以为，这对你们就是困难，很大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怎么比较，你们所处的时代比我们当年的要优越得多。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饱经忧患的党，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实行民主，加强法治，并且号召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除旧布新。和过去相比，这是基本的，最大的不同，最优越的条件。我希望你们继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在复杂多变的万花筒般的文艺现象和社会现象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保持和发挥既有的优势，像鲁迅那样，战斗下去。我们那时没有很多老师，现在你们找老师还是容易的。我指的老师不仅指的人，我们有的是书么！我们那时能找到一本胡适之编的《新潮》就了不起了。我们那时投稿也不容易，谁要你的稿子啊。一篇稿子写完了送去，退回来的是常事呀！像我算是幸运儿，碰上了叶圣陶先生。有些朋友，我知道他写了一二十年，没有发表过三五篇，发表了没哪个说好，也没哪个说不好。后来他就不写了，搞翻译去了。而现在你们是有了名气的作家哩！你们的作品受到文坛的赞许，得到群众的欢迎。还有你们大部分已经是专业作家，有了专事写作条件。我在长治住的时候，文化馆的一个青年作家来找我，他没读过我的书，要我送他一本，他给我看他写的稿子，是用打字机打的。这相当现代化了。我到现在还是和陈明两个老人手抄哩！我们那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关在亭子间里写点东西，除去几个一块写文章的人，就没别人来往了。鲁迅、瞿秋白，先后都提出来到工农大众中去，我想到工厂去当女工，但就不行，上海纱厂只招农村来的不识字的小姑娘，还得要有工头担保。因为那样的工人保险，不会闹革命。如果老板知道我是一个学生，我的思想还有点不稳，他是绝不要的，所以我们想到工厂去是不得去的。到延安后，一个个窑洞住起来了，文艺协会，一二十个写文章的住到一起，又和普通老百姓离开了，所以那时毛主席说：“要到工农兵里面去。”而现在呢？你们是从工农兵中来的，你们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基础了。你们的这一条件的确比我们好。所以你们的作品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能够塑造出各行各业的一些典型人物。我说新的创作、新的作家的起点比过去的高，就是指这个。你们的文章虽然反映了社会的广度，能够切中时弊，但还不能说是很深。这意思是说，我们的作品在批判社会黑暗、揭露丑恶人性时，不是只让读者感到痛苦、失望，灰心丧气，或悲观厌世，还要能使读者得到力量，得到勇气，得到信心，得到鼓舞，去和一切黑暗势力、旧影响作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作者继续深入生活，永远不脱离生活。正因为作家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作家便应该继续深入生活，始终深入生活，努力熟悉日新月异的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如果把写自己熟悉的和深入生活对立起来，因而远离人民的生活，结果只能使作家的耳目失聪，堵塞创作的源泉，使作品枯竭苍白。你想当人民的吹鼓手的愿望，想作人民的代言人的好心，就不能不落空了。

你们是年轻的，你们创作的力量也是年轻的，希望在你们里面产生几个大作家。我们中国不仅需要很多作家，而且要有大作家。要有第一流的作品。现在可以说还有一点不满足，还不够味儿。我不怕以后搞运动又说我宣传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我过去对一些年轻的同行讲过：“要写一部好作品。一个人既是搞创作，不写出一本好书来算什么呀，要写。”说这是一本书主义也好，别的什么也好，我是讲过这个话。五十年代初，爱伦堡有句话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他讲：“我们宁愿只要一本好的书，不要一百本不好的书。”这个道理很简单，一百本不好的书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你们有人写的短篇小说不少了，写的有一定的水平了，但是还不够，论质量还不够，应该写得更好些。你们现在是作家，而且是名作家，你们的作品拿去都放到前头，刊物欢迎，出版社欢迎，领导欢迎，大家都议论纷纷。这对作家是最幸福的。作家最怕的是人家不说话，像一颗石子丢下河去没有反应。有人跟我谈，他写了好几本书了，一点没有反应，好坏都没有。发出这种埋怨的是老作家。现在对老作家的作品，不都是很公正的。我曾写过一篇谈《东方》的短文，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东方》写的那么好，但是文坛上对它很冷淡，对那么好的作品不重视，不正常呀！我忍不住写了那篇短文。有人问我：“你写那个干什么呀？”我说：“这么好的作品都不看，不介绍，不识货嘛！”你们的作品的命运，比较起来就好得多了，你们要抓住有利的条件，好好的苦干一番，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探索，不断地突破，写好作品。当作家不容易，当大作家更不容易。写出了好作品，人家欢迎，捧场。但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头昏眼花，更要警惕今天有人捧你，明天也可能就不捧你了。甚至在一定的时候一样可以打棍子的。经过十年大动乱，你们比我了解这个社会。过去对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我们党受到的社会的旧影响，认识是不深刻的。我挨了打还说好，说应该。检讨写了那么厚。检讨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写检讨？千万不要再写这样的检讨了。”

是不是多写几篇作品，多发表几篇文章就成大作家了，不是。好作品不是一下就能有的，要下苦功的。也许这话还是老生常谈。斯大林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就要懂得人的灵魂。不懂人的灵魂你怎么去做工程师呢？可是人的灵魂好像是各种各样多的很，有健康的，有丑恶的，有虽健康而有缺陷的，该抓哪一种呢？现在有些青年人，满眼漆黑，家人父子，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同志领导，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好人，有的对自己也厌弃，看不见什么好东西。我想：我们这个国家究竟该怎么办哪？我们作家究竟怎样去帮助年轻一代中失掉了信仰的人呵？我们有时苦口婆心，可是人家不喜欢听呵！有时看电影，一来又诉苦了，过去怎么穷呵，怎么苦呵，地主怎么压迫我们呵。这些好像对他们没有用啦，没有人爱听啦！那么究竟该怎样才能讲到人家心里去呀？我们必须得找，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能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的灵魂——时代的灵魂。找到了，才能对症下药，做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

去年我住医院，发现有乳腺瘤，医生要给我开刀，我没有同意，想拖五年，五年之后八十岁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可是今年非动手术不可了，因为发现了癌细胞。那就下决心动手术吧，结果很好。这里我体会到了，有病不能讳疾忌医。拖只有让病更厉害，不是长久办法，该动手术就得动手术。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有病，我们很多人有病。有人说非动手术不可；有人说可以慢慢的“好起来”，开刀总是不好受的。朋友来看我，我开头总是说，能不开刀还是不开刀的好，动手术并不舒服。可是我知道了一些病情的变化，我还是同意做了手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勇气。我看到一些作品，揭发了很多现实中不好的现象，还是有深度的。好像是王蒙同志写的吧，讲一个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喜欢他的秘书，这个秘书是个女的，对他巴结得很好，能言善道。“文化大革命”中带头打他的就是这个秘书。粉碎“四人帮”以后，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位干部官复原职了，打过他的这个秘书又凑上来了，又时兴了。另一个他原来不喜欢的秘书，“文化大革命”中给他送过饭吃，到了他官复原职以后，这个秘书还是吃不开。我们就有这样的干部，落实政策以后，官复原职，他忘了原来受苦受罪的那个时候，又同以前一样，老毛病，喜欢人捧的老毛病又出来了。

我们的作品给人看了以后，要吸引人家同情书里面的某些人。如果不能这样，那这作品可能就是缺少感染力，不能感动人。我们看《红楼梦》，曹雪芹就是写得好。我们现在再去读，还是同情林黛玉，讨厌薛宝钗。现在，我们的小说一大部分还停留在讲故事，讲事、讲人，这个人怎样，那人怎样。这些人物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显现出来的，所以看后，对人物的印象不深，甚至很快就忘记了。我国的很多古典小说的好处就在这里。作者常常用一件小事几句话把一个人物烘托出来了。我们要借鉴古典作品的长处，创作时想办法找那么一点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把人物烘托出来，这个作品读起来就有味了。如果你不能把那些人物写得像活的一样，不能使读者和那些人物生活在一起，不能把自己放进去，这个作品是不会动人的。如果老是在那里讲，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人怎么不好，那有什么趣味？即使讲解得清楚，也只是教科书。

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十年大动乱的教训，使我们痛定思痛，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在我们党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非常严重。为了扫除四化进程上的这一障碍，党正领导人民从思想上，体制上，制度上，作风上等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革新。我们的国家曾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古国。清朝打倒了是民国，实际还是老一套。民国以后，换来了蒋介石，变本加厉，封建加法西斯。蒋介石被打倒了，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至今已有三十一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人民的思想，还不能不遭受着封建残余的毒害。建国以来，我们吃的封建主义的苦头还少吗？一言堂、终身制、家长制，这种玩意儿不少呢。要发表一篇文章，如果稍稍不合某些领导人的口味，或者与某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相左，就不准发表，发表了的刊物就会有停止发行的危险。经过十年动乱，人人都看透了那种风派人物，讨厌那些风派人物。看风的是些什么人？吹牛拍马是些什么人？戏曲舞台上的白鼻子小花脸很多就是这样的人。可惜的是这种人不只是在舞台上出现，而且有的还在生活中指指点点，我们真是太惨了。我们不只是要竭尽全力，从体制上，作风上，领导上清除封建主义在生活中的残余影响，也不要忘记用我们的笔，在我们的作品里，塑造反封建斗争的战士和不朽的英雄，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需要批评家。我们应该感谢批评家，应该欢迎他们。现在我们还是缺少批评家。你们比较幸运，你们的作品发表以后，还引人注意，还有人叫好，有评论。现在大部分的老作家，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从事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问世，就几乎没人理了。有的人想找个创作组都不可能。有个人跟我说：“我实在想有个搞创作的地方，人家不要，我只好找个地方做点事务工作。”有的人说：“我实在不会做那些事务工作，我找出版社，拿点稿子给我看看吧，大部分来稿乱七八糟，眼睛都不行了，还拼命地看。”这些同志还在不断地写。出版社也出了不少他们的书。但是评论界，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冷淡。如骆宾基，他的短篇写得好，他的《夜走黄泥岗》，现在我的印象还很深。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舒服，他写那个大车队，大车店，那种生活，那个气氛，那个北方的院子，那个房子，那个桥头，我至今还有印象，但你们好像并不重视他，这个不怪你们，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你们没有读他很多作品。评论界没有宣传过他，没有人说他哪个写得好，哪个写得不好，所以你们不知道他。听说你们只有两个人请骆宾基做辅导员，你们可以多找他谈谈创作上的具体问题，是可以有所得的。前年我看过李准同志写的一篇，谈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写的非常好，是真正的作家写的创作经验。我们实在需要真正的批评家，不看风使舵的批评家。

由于多年来我们缺乏民主，有的人习惯于把评论当成打人的棍棒，当作法庭的终审判决，所以至今有的同志谈虎色变，一听到批评就紧张，把一切批评当成棍子，那怎么办呢？就只好不批评了。这对文学创作也是不利的。如果文章有了问题，还照过去的旧办法，开个会讨论，一开会就把作家开倒了。由领导或几个人来商量，来决定，来判决，作者本人还不知道呢，可是上下左右，却已经风风雨雨，传说纷纭了。这种事过去是有过的。这自然是很可怕的。某篇作品真的有什么错误，我如果以个人名义写文章，我与作者是平等的，我是评论家，你是作家，我批评你，我把话讲在当面，文章写在纸上，不在背后叽叽喳喳，制造影响，那没有什么嘛！那很光明正大嘛！我们就欢迎这样的批评家。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批评家。你们有谁不希望人家给你们的作品提意见呢？我的作品出来了，有人给我提意见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说明有人关心我了吗？最怕的就是寂寞，冷淡。

有些人不喜欢批评家，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们欢迎批评家，欢迎真正的批评家，公平待人的批评家。如没有别林斯基，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杜勃罗留波夫，没有那些人，俄国十九世纪的作品怎么能写得那么好，怎么能那么繁荣？冯雪峰死了，现在要出他的文集，因为他做了一些具体的批评工作，他评论了一些作品。评得对也罢，评得错也罢，我冯雪峰负责，我爱这些作品，我尊重这些作家的劳动。冯雪峰这个批评家和作家是平等的，他不是指挥，不是下命令，不是作结论，不是写判决书，不是高人一等，这样的批评家，作者和读者就都欢迎。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里，应该有很多著名的大作家，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出现很多的为人民，为全世界欢迎的大作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我碰到几个外国朋友，他们谈起，现在世界上文学水平不是太高，总的讲不如过去了。文学上的创新永远是需要的。但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浅薄的，作者自己也看不懂的，不扎实的，时髦的东西弄得眼花缭乱。我们得相信人类的未来，得相信将来的世界。有些东西变是要变的，但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是不可能的，回到契诃夫，回到托尔斯泰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更新的，更好的东西出来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要超过契诃夫、托尔斯泰，要反映现代生活，但绝不要赶时髦。

去年文代会期间，我遇见一位美国朋友，他从美国探亲回来。他曾经在中国坐了两次牢。比我坐牢的时间要长十来年，但他还是要回中国来。在美国时有人笑他，说：“要是我非烧他几幢房子不可，中国真是岂有此理，还回去干什么？”但他还是回来了。他对我说：“中国最有希望。”我问他希望在什么地方，他说：“中国最有希望，因为中国人目前对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都不满，而不满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不满就要提高，就要改进，就要变革，就有个目标，就有个方向，就要努力去达到目的！”他说美国不一样，美国生活很好了，但是精神生活空虚，因此很多人吸大麻，还有集体自杀的。报纸上登过的跑到拉丁美洲去集体自杀的事件我们都知道了，是古今少有的世界奇闻。他们很文明了么，还要去信上帝信天国，因为心里空虚得很。前两天有一个搞农垦的同志，从美国考察回来。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聂华苓欢迎我到美国去，问我去不去。他说，你去吧，你去了解了解做做调查工作吧。他说美国只有一样好，就是工人的生活的确提高了。他说，有人说美国没有黄色东西，你去吧，街上的电影院只要是打三个×的，你就进去看吧，全是黄色的，美国没什么好看的。我说音乐不是很好吗？他说，古典的东西好，现代音乐没什么好东西。他到美国考察好几个月了。我想他也许有些保守，他是个老党员。陈明有个亲戚在美国，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申请出国的。现在一个月大约有几千元的收入，生活还可以，有汽车，住在较好的住宅区，不敢住普通的住宅区，普通住宅区就容易有强盗敲门抢劫。所以他们要拿很多的钱，租很贵的房子。业余的文化生活有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去听音乐呢，美国音乐不是很好吗？不能去听，入场券贵得很。最困难的还不是票价，最困难的是听音乐会汽车没地方存，存车可不像我们存自行车那样方便。我说那个地方我不能久住，我们的文化生活固然也很贫乏，但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传统剧目，还可以坐到一起聊聊国家大事。最近《收获》杂志上发表了美籍华人李黎写的小说《天凉好个秋》，你们也可以看看那里的生活。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我和李黎在北京见过面，作家很年轻。她回国后写的，她笔下的挨了整的人生活得很充实有朝气，而在外国置了房产有了儿女的那位老朋友，却生活得很空虚。这篇小说很值得一看。我就希望我们在小说里着重抒写有朝气的，健康的，充实的人。我们的作品不能给读者带来灰心、失望、颓丧或绝望，这个不是我的思想僵化，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人，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我们要有些幻想，实际上不是幻想，就是有点浪漫主义，作品完全写实，只起照相机的作用是不行的。

最后，我再讲一点。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参加的党。入党时关于党员标准这一类的读物都没看到过，支部生活也不太懂。我感到惭愧，这些知识是到了延安才逐渐知道的。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听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最有兴趣。读书只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比较有兴趣，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经典著作什么学，什么论，我觉得太难懂了，便不想读。我想懂得一点就够了，懂得那么多干什么。好，到了一九五八年，我成了右派反革命了，帽子很大。“四人帮”时代，又把我投进了监牢，关了五年。就在监牢里头，我通读了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简直以为我坐这个牢是幸运的。到了一九七五年，我知道我隔壁牢房的人都放出去了，我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唉，让我读完这部全集再放我出去吧。难道你出了监狱不能读吗！脑子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世界上什么是最好的书哇？我看就是这本书。什么人是最好的人哪？你们不是要写好人吗？写英雄人物吗？写可爱的人吗？写最高尚的感情吗？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听到有些人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时兴了，共产主义也不时兴了。可是我读书的时候就想，过去没有读这本书实在太可惜了。马克思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全家都是痛不欲生。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精神本来是垮了，但我想到我还要和你一道工作很多年，我们还要在一起研究很多问题，我就又有力量了。他们的感情就是这样深刻。恩格斯为了帮助马克思写完《资本论》，他干了几十年买卖，每天应付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意，挣钱养活马克思一家，自己也写了很多文章。马克思应《百科全书》编辑部的约请，答应写一些条目，但是自己没时间，又是恩格斯帮助写。写完了用马克思的名义发表。马克思那时还不能用英文写作，他的英文程度只能看，马克思写的还交给恩格斯修改，改完了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再寄出去。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啊！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什么都要物质交换的时代，你想想这种感情是何等高尚、可贵吧。多少年了，一直到马克思《资本论》一卷出版了，恩格斯才回到写作上来。他自己计划要写好几本书，材料都有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如《德国的农民问题》《爱尔兰的历史》等，但都没有写，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没有完成，他要整理、续写。马克思的底稿，别人不能辨认，字迹潦草得很，只有恩格斯能认得，很多很多的小笔记本呵，这里记一条，那里录一段，恩格斯得先把所有的文稿都收集在一起，自己念，他的秘书帮他抄，抄完他再整理。很多朋友劝他说，不要搞这个了，太麻烦了，你也能写么，你不如自己写，这样整理他的东西太费时间。恩格斯说不行，他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一定要用他原来的句子才能表达他的思想。第二卷写了十来年啊！他那时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了。恩格斯老了，他逝世前一年才回到德国去，离开自己的祖国几十年了，原来德国统治阶级把他赶出来，他没有国籍了。他回国后德国工人阶级开大会欢迎他，他很谦虚地说这个欢迎并不是给我的，而是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马克思！讲起来现在的人恐怕都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人！可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的呀！所以我说，我读了全集，自己的思想、感情都提高很多。可惜在牢里没有条件作笔记。可是你们呢，不要像我等坐监牢才读，你们现在可以偷一点时间，挤一点时间，一年读不完两年，两年读不完三年，一年读他三本四本，这个书很好读。当然有些问题我们不能一下子读懂，像《资本论》是比较难懂呵，这个我们不管它。我们是作家，不一定系统研究经济学。这部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真是百科全书，最好的书。我提这么一点希望，你们里面有一个人愿意看的也好。看的时候，看他们的文章。同时参看他们的通信，通信的内容和文章内容是有联系的，对照来看，更容易懂。我看你们要是真的看了是舍不得丢下的。我保险你们有收获。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