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错投胎？无可选择
第一节 父债子还
我曾经十分怨恨我的父亲，长达40余年。有一次梦见我的奶妈——出身贫农的庞妈，白发苍苍地寻来，当着我们农机局党委书记的面说，原来我是她的亲生儿子，应该姓庞，赵家的那个少爷——狗崽子赵大年早就夭折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局党委书记也很高兴，当场宣布：既然庞大年同志是贫农的后代，而且已经申请入党长达30年了，为什么还不吸收他入党呢？应该立刻批准！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这个离奇的梦想又拖了3年，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坚持申请入党33年之后实现了。入党者仍是赵大年，而不必姓庞。
我对父亲的怨恨并未因此而消除。他对我隐瞒的事情太多了。就说我究竟姓什么这件最起码的事情吧，至今也弄不清楚。父亲生前从来没说过我家是满族。
他冒充汉族，姓赵，我18岁参军离家，继续冒充。我28岁复员回到北京时，父母已辞世8年了，大伯才吐露真情：“咱家是正黄旗满族，爱新觉罗，你爷爷叫兆英。辛亥革命的时候满人纷纷改汉姓，兆赵同音，又是百家姓里的头一姓，你爷爷就叫赵英了。”大伯是北师大的教授，有学问，更不会骗我，他的话属于第一版本。后来，同是满族的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告诉我：“咱们满族姓赵的原属伊尔根觉罗——意译就是平民。宋朝徽钦二帝姓赵，被俘后贬为平民，所以伊尔根觉罗的满人就姓赵了。”赵书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有学问，他的话属于第二版本。大妈还为我父亲做了些解释工作，“你爸爸也不容易。民国初期，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驱逐鞑虏’的口号叫得很响，你爸爸如果承认自己是满族，就考不上北京大学。”她这话属于第三版本。看来，要弄清自己真实的姓氏还很难哩。好在姓名在当代只是个符号，那就叫赵大年吧。
青年时期，一连串的“父债子还”。
也还有比符号更实际的难题儿。1958年底，我因“家庭出身不好”外加“反右补课”之问题，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实际是清洗）了。然而又无家可归，便寄居在北京小沙果胡同寿康里2号姨母家大门洞的一间6平方米的门房里。是五姨告诉的，我还有位大伯在北京，而且有座四合院，我父亲生前并没跟大伯分家，为什么不去看看？在赵家自己的四合院里占两间房，也是名正言顺的嘛。
按照五姨提供的地址和大伯的名字，我找到了东安门河沿10号，这个带跨院儿的四合院果然是我爷爷留下的房产。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父母生前从来没说过这些事。大伯大妈已是古稀老人，还有一位更老的老太太，大伯让我叫她“姑爷儿”，是我父亲的姑妈，一辈子没“出阁”的可怜人。另有一位更可怜的女人，也是70岁了，大伯瞪着眼睛让我管她叫“妈”！我懵了，怎能随便叫妈呢？我的姑爷爷已经90多岁了，我叫她的时候还哼哼啊啊的，老糊涂了的样子，现在见我不肯认母，也睁大了眼睛，端坐在老式红木太师椅上，摆出旗人贵族和赵家老祖宗的架势，大声命令我：“叫妈！这是你的嫡母。父债子还！”
原来这位可怜的“妈”是我父亲的原配夫人，是明媒正娶的赵太太。我父亲在北大毕业之后，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嘛，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离婚不成，便离家出走，到杭州、天津等地教书，后来在天津南开中学与一位美术教员结婚——我的生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20年代的中国也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女性了。婚后他们始终不肯回老家，在外地或北京西城租房子住，过现代小家庭生活。至于我这位可怜的嫡母，虽然也是旗人贵族小姐出身，却成了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牺牲品，赵家的使唤丫头、老妈子。她“生为赵家人，死为赵家鬼”，在赵家苦苦地守活寡50多年。当我被迫叫了一声“妈”的时候，她惨笑着说：“长得真像你爸爸！我总算熬到这一天，又见到了……”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大伯对我说，“你回来的正好。咱家老的在70岁以上，小的15岁以下，就缺你这一辈儿的顶梁柱啦。你爸爸一辈子不顾家，这笔孽债就由你来还吧！”他越说越有气，把我爸爸臭骂了一顿，骂得我脖子后面直冒凉气。
大妈也帮腔，敲鼓边儿，说我爸爸当大学教授，又在好几所中学兼课，月薪330块现大洋（银元），却压根儿不顾家。又说她惟一的儿子铁柱——我的堂兄，临解放时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去了台湾），堂嫂改嫁，撂下一儿一女，女孩还有残疾，10岁不会走路……说着说着，大妈也落泪了，质问老天爷，“赵家的男子汉，怎么都是一拍屁股就走人的主儿呢？！”
我28岁回老家，没想到初次与姓赵的亲人见面，收获就如此丰富。返回寿康里2号时，李家的亲人们却炸了营。寿康里这座四合院，原先是我父母长期租用的。我母亲是河北省无极县大户人家李举人的四小姐，娘家的亲戚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七七卢沟桥事变，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去南方，李家的亲戚们则避难进北京，我的大姨、二姨、二舅、五姨，和他们的孩子全都挤住此院，简直可以称为李家院了。一听说我到赵家的四合院去认了个“妈”，岂能忍受？几位亲姨舅轮番把我训斥一顿，好像我触犯了天条。尤其是五姨最动感情，她跟我的生母是挨肩姐妹，最亲，也是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且东渡扶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很有学问的人，她声泪俱下地说：“那个老文盲怎么配当你的妈？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母亲是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大学图书馆的馆员，那个老文盲只能是个弃妇！你大伯也是老糊涂了，父债子还——这是封建主义的流毒，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谁再讲这一套就是老封建！你要是再到东安门去认那个妈，就甭认我这个姨，还有你大姨、二姨、亲娘舅，全甭认啦！”
五姨态度坚决，势不两立。只是忘了大伯的名字和住址都是她提供的。
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大伯那边我只能偷着去看望。直到今天，老一辈的亲人全都过世了，对东安门河沿10号那座赵家的四合院，我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继承权的问题。就让我堂兄留在北京和台北的子女去过问吧。既然我父亲当年“一拍屁股就走人”，我还掺什么乱呢。
遗憾的是父亲对我隐瞒得太多，以至于我18岁离家参军时未能彻底交待鄙人乃小老婆所生，老家还有位嫡母，甚至还有个堂兄跑到台湾去了——“文革”中查三代，就算我有一百张嘴也坦白交待不清了。这给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带来许多灾难，抄家、批斗、五花大绑、“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一连串的“父债子还”，再加上林彪提倡的“子承父业”，“忠字舞”，“万寿无疆”，搞得太不像话了，这才使一部分同志认识到咱中国人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长哩。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年。对于未成年的子女，父母是否可以有点个人的“隐私权”呢？想到这儿，我对他似乎也该有所谅解吧。
第二节 回想起母亲
1997年7月间有两件大事——香港回归祖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60周年纪念——这使我常常回想起自己的母亲。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卢沟桥隆隆的炮声。那时我还不满6岁，是北京师大附小一年级的学生，正值暑假，只见大人们往窗子上粘牛皮纸条，防备炮弹震碎的玻璃伤人，还挂起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弹片飞进屋里。除此之外，市民们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御措施了。不久，我在胡同口看见了过伤兵，市民们争着给伤兵送茶水，送鸡蛋，还上前搀扶，拉起人力车把伤兵送往医院。妈妈说，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在英勇抵抗日本鬼子。
夜晚，爸爸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把我弄醒了，爸爸说，“乖，听妈妈的话！”说罢提起一只小皮箱，妈妈就匆匆地把他送出了四合院。后来我才知道，爸爸跟着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妈妈不让我和弟弟出四合院。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膏药旗，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北平第38小学的校长，那边的情形也一样。她愤然辞职，也叫我退学，含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
我的生母李静轩，是北平第38小学校长。
我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曾任南开中学美术教员。父母都是教书匠，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拿我当实验品，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妈妈给我制定了读书计划：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去美国留学，24岁获取博士学位。这个计划她对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就能做到。这种望子成龙的亲情，既深且重。可惜，当我刚刚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迫退学了，妈妈怎能不伤心落泪？
二舅一家人从河北省农村逃到城里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二舅说，日本鬼子在农村烧杀掠夺，轮奸妇女，无恶不作，农村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妈妈说，日寇在城里虽然有所收敛，不公开杀人，但是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奴化教育，同样是暗无天日啊。每天夜晚，他们都偷偷地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妈妈还经常叫我起床，学唱广播里的《义勇军进行曲》，又把歌词抄下来，教我读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年冬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到天津英租界，然后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青岛、上海、厦门、汕头，来到香港。一路上，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妈妈的心情很好，常领着我在甲板上，或在客舱里，给乘客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再就是每到一地，妈妈都带我上岸看看，给我讲当地的物产、地名、历史故事，“咱们地大物博，万众一心，中国不会亡！”如今回想起来，这真是一门爱国主义的地理课呀，使我没齿难忘。
来到香港，举目无亲。妈妈这年29岁，带着两个幼儿，生活极其艰难。她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到棚户区（贫民窟）低矮潮湿的破屋，洗衣做饭，坚持给我补习功课，待我和弟弟睡下之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亲友，四处寻我我的父亲……
在香港的困苦日子里，妈妈也曾挤出一些时间，带我出去看看，给我讲过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还说，“这儿为什么叫维多利亚港湾？因为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人反而住棚户区！”
父亲终于赶来香港，把我们接到江南，又赶上敌机对广州的大轰炸，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贵阳大轰炸……我们辗转逃难，流离失所，我和弟弟频频辍学。为坚持那个梦想中的教育计划，就是跑警报时坐在荒郊野外，或者躲在桂林七星岩的大山洞里，妈妈还在给我补习功课。
稍为安定一点，她就逼我插班、跳班去上学。我还真争气，“按计划”在10岁半的时候考上了中学，换来母亲两行辛酸和欣喜的热泪。此后的情况就更艰难了，我们参加了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徒步走向云贵川“大后方”……抗战八年，我14岁时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直到日寇投降，我才第三次重读初中一年级。日寇的侵略战争，虽然无情地粉碎了母亲对我的“教育计划”，但她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仍然担任中学教师、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她身患重病的时刻，还要仔细查看我的学习成绩单，唉，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重访香港，这是母亲给我讲过的维多利亚港湾。
父母在九泉之下，已经无法知道，我20岁的时候，并没有去美国留学，而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兵打仗。岁月飘忽，斗转星移，几十年后，当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我重访香港，再去看看依然存在的棚户区的时候，母亲含辛茹苦的面容，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她“不当亡国奴！”的话语，也响在我的耳边。作为那一代的知识妇女，她爱祖国，爱教育，饱经战乱，历尽艰辛，年仅4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妈妈！今年（1997）7月，庆祝香港回归的时候，今年7月，纪念全民抗战60周年的时候，您一定也能看到天空升起的彩虹和万朵烟花。
女儿文燕长得非常像奶奶！2000年夏摄于巴哈马首都拿骚。
第三节 虚实 忘性 空白
朋友邀稿，指定谈谈文学艺术与人生。好大的题目！只能在大帽子底下作小文章。好在“文学就是人学”，范围宽泛得很。我首先想到了虚与实——古今中外，为文和为人，大概都要周旋于这虚实之间吧。
从儿时说起，谁都有许多趣事。某年春节，妈妈给我穿上新棉袍，一再叮嘱别弄脏了。我去茅坑出恭，大黄狗总是跟着，我就把新棉袍脱下来给狗穿上了。谁知待我解手完毕，回到家里，大黄狗早已跑回门口蹲着，新棉袍却不知被何人扒去。妈妈气急败坏地要打我，还要打狗。爸爸赶紧拦住，哈哈大笑，说孩子没错儿，怕弄脏了新棉袍嘛。大黄狗也没责任，它哪儿穿过袍子呀！大年初一，就别打啦，高高兴兴过年吧。
小事一桩，却使我记到了今天——它必定给我脑子里增添了若干艺术细胞。瞧，家母处理问题太实，如果真的打我一顿，尤其是打了大黄狗，岂不冤枉！爸爸是国文教授，懂文学，深知“虚”的魅力，哈哈一笑便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推向了艺术的境界，此后多年都是我们家庭和睦温馨的一则趣谈。
弟弟在家里受宠，每次与我发生争执，妈妈总是唱高调儿：“大的应该让着小的！”全无是非可言，这简直要危及我的性格了。爸爸的方法却不同，只要弟弟抓我、咬我，或是弄坏了我的东西，爸爸便拿出个笔记本来，郑重其事地记上一笔“账”，说是等弟弟长大了，懂事了，再叫他按照“账本”给我赔不是。每次记账，弟弟小眼睛瞪得溜圆，知道错了，而且有点儿害怕，我也感觉受到了公平待遇。
我和弟弟大业
有一次，我和弟弟带着大公鸡睡午觉，把鸡蒙在被子里，用枕头压严实，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待到妈妈叠被时，可怜的大公鸡差点儿没憋死，还拉了一被窝稀屎。妈妈气昏了头，恨不得跑到学校去把我俩打一顿。还是爸爸超脱，非但不让打，还夸我俩富有想像力。
呀呀，父亲几十年前的话语居然言中了。虽然他未能亲眼见到，但弟弟这位高级工程师设计的许多建筑物的确不俗，别具一格。而我写小说，也是相信“文无定法”，不落窠臼。大公鸡怎么就不可以睡午觉呢！但愿天下做父母的人，千万不要从小就砍掉孩子们富于幻想的翅膀。
幻想就是“虚”。“文无定法”也是一种超脱。电视剧《西游记》的毛病，我看主要是拍得太实。《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和结尾“宝玉出家”也拍得不够虚幻，难怪萧乾老先生感叹地说它“红楼非梦”了。我还看过一部戏曲片《徐策跑城》，本来，在京剧舞台上，演员撩起袍子，甩着胡须，边跑边唱，是一段优美的歌舞，然而电影导演却让他到真实的八达岭长城上表演，跑得呼哧带喘，那艺术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虚构。观看舞台剧我们都能接受其“假定性”，而影视作品又有个特点叫“逼真性”，怎样处理这虚实之间的关系呢？尤其是改编《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这样的神怪小说，逼真，恐怕也只能是艺术的真实，而不可囿于生活的真实吧。
人皆有记性，同时也有忘性。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两大功能，缺一不可。培养良好的记忆力并不太难，而要淡忘那些无用的、无益的个人恩怨，却是很难很难的呀。
我这个人从小就“记吃不记打”。孙伏园伯伯是第一位用筷子夹浙江糟蛋喂我品尝美味的人，我便记他一辈子。家母打过我许多次，为什么挨打？也许当天就忘了。倒是父亲不让打孩子的情景历历在目。成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我几乎都要挨整，“文革”中擅长给人罗织罪名的家伙，抄家打人的恶棍，我早把他忘到爪哇国去了。何必记住那些一文不值的丑陋嘴脸呢。
淡忘就是“虚”。该虚的地方就要虚掉，不背包袱，做人才豪迈，作文才潇洒。谁要是把所有的事情统统记在脑子里，我看他不累死也得发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郑板桥老先生那幅墨宝：难得糊涂。
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国画多以山川花鸟虫鱼为主体，且留有多处空白，空灵优雅，讲究含蓄；西画常把人物乃至人体作为主题，喜欢用油彩将整块画布涂得满满的，不肯或不敢留有余地，讲究实惠，却限制了观者的想像力。
北师大的文怀沙教授讲空白，讲得好极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博闻强记，名篇华章，经典著作，可以背诵下来，学问却不见长。步入老年，记性差了，许多文章忘掉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两种，反而有了独到的见解。听罢这一席话，我对文老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数学奇才陈景润是深知“空白艺术”的高人，他在生活中留有多处空白，诸如吃饺子蘸墨水，走路撞在树上还要说声对不起等等，似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然而，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将精力高度集中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深入钻研。
鄙人当然不敢与陈氏相提并论。不过，我也有个座右铭：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打倒“四人帮”不久，恢复了我发表作品的权利，便废寝忘食地写起来。阔别30年的弟弟从新疆来北京看我，我却去上影修改剧本了，他又追到了上海。我说，惟一的亲兄弟远道而来，我陪你上街玩半天儿，吃顿饭，然后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分手之后，弟弟来了封信，大骂我六亲不认，当心累死。
赶完剧本，我给弟弟回信说，你应理解我有20年不准发表作品的苦衷，今天一旦打开闸门，也就欲罢不能了。我不顾家，不关心弟弟和女儿，不争获奖，不争调级，不争出国，只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多写点儿。
再见面时，弟弟笑话我：做了多少牺牲，你还是个聪明的功利主义者。
其实，空白与功利，好像是一对儿矛盾，又像是手段与目的，相辅相成。生活中乃至人生的过程中，掌握了留空白的艺术，才不会活得太累。急功近利，十个手指头去摁十个跳蚤，效果可想而知。
农民颇具幽默感，“横看麦子竖看谷，远看媳妇近看猪。”四个视角，简直把人生的虚实全说透了。您瞧，在麦田里横着看，就看不出缺苗断垅。顺着垅沟看谷子，那沉甸甸压弯了腰的谷穗儿才能显露出来。灯下看美人，才有朦胧美。所以小媳妇的身段儿只宜远观，是不是双眼皮儿和樱桃小口，由您去联想吧。当然，买猪的话，还是要近看细察，才能看准猪屁股圆不圆，皮毛有没有癞癣。
和尚的幽默更具哲理。四川青城山的一座庙门有副楹联，上联我忘了，下联记得清楚，因为挤不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就能想到它：后退一步自然宽。
虚与实，记性与忘性，空白与功利，处理好了可以进入艺术境界，弄不好也会闹笑话。杭州灵隐寺那大肚弥勒佛的殿堂里就有这样的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面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第四节 北京的风
北京的大风天儿，从小就给我留下了威严而有趣的印象。
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日，父母带我和弟弟去北海公园，正玩得高兴，爸爸说声“不好！”我们跟着他抬头一看，天都黄了，像一块黄色的天幕遮住了太阳，阳光无力地穿透天幕，给古老的北京城染上橙黄颜色。那阳光就像半个世纪以后出现在街头的橙黄色灯光，虽然好看，却是夜景，还带着几分梦幻和朦胧。看见这样的天色，妈妈也急了，牵着我和弟弟，二话不说，赶紧回家。原来是刮大风了。我们坐上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看见街道两旁的小贩纷纷收摊儿，路人也都行色匆匆，大概和我们一样，是赶回家去躲避风沙。其实，这时候地面上还没起风，连树叶都不晃动。爸爸说，是大风把蒙古高原的黄土刮到北京的天上来了。但他没讲明白，为什么高空的风沙先到？低空的风沙是不是受到大山、树林、城墙的阻拦，才晚到半点钟呢？那先到头顶的黄色天幕，恰似老天爷给北京人捎个信儿：快回家去躲一躲吧！而这半点钟的时间差，又正好让我们来得及从北海公园赶回家。唉，爸爸这位大学教授，很有学问的人，也只有看见天色黄了，才知道是刮大风。他生不逢时，无缘享受现在的天气预报。
回到家，妈妈赶紧把晾在四合院里的衣物收回屋，爸爸立刻关闭门窗，这时电线杆子已经响了起来——每次刮大风，电线都呜呜叫，窗前这根木质电线杆子也传音，跟着叫。这是中午，天色已经昏黑，我和弟弟自然是关在屋里……大风也许一直刮到深夜，在我的睡梦中才停息。第二天早晨，万里晴空，没有一丝烟云，也可以说晴空如洗，空气特清爽。然而地面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大人们清扫落在院子里的一层黄土，我和弟弟用纸盒收集窗台上那一层细细的黄土，它比玉米面还细，还匀净，没有一丁点儿杂质，黄得可爱，加点水和成泥，妈妈当过美术教员，就教我们捏制各种泥人玩具。因此，我觉得刮大风也挺好玩儿。
北京的大风天儿集中在4月份，好像隔不了多久就要刮一次，也有连续刮两三天黄毛风的时候。虽然冬天也刮西北风，却不挟带大量黄土，据说是因为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此时全都封冻了，冰天雪地，刮不起尘土来。风沙历来是京城一害。“无风三尺土，遇雨满街泥”便是旧北京生动的写照。那时家家都有鸡毛掸子，每天都须拂去家具上的尘土，还有短把儿的马尾拂尘或布条掸子，挂在房门口，从外面回家，或是来了客人，进屋之前都要用它掸掉身上、鞋上的尘土。现在北京干净多了，拂尘、掸子已很少见，倒是不少人家的房门口摆着几双拖鞋，进屋之前换鞋，免得踩脏屋里的地毯或打过蜡的地板，可见居民的卫生条件已经大大改善。
据说风沙也有源头、风口和风道。我去过的几个地方，譬如张（家口）北的“八百里坝上”，刮风的次数很少，却是“一年一次风，年初到年终”！算不算风源？从延庆县的康庄，经（居庸）关沟到昌平县的南口，我看就是通往北京的风口和风道之一。这些年大力绿化荒山，植树造林，建起“三北”防护林带，倚仗这绿色长城，使袭击北京的风沙有所减弱，但来自蒙古高原的沙尘暴还是无法阻拦，它不但袭击北京、华北，还能刮到韩国、日本，乃至加拿大和美国西海岸，好在国际合作的大面积植树种草防沙治沙行动已经开始。
说也奇怪，近来我又有点喜欢大风天儿了。为什么？北京现在干净多了，指的是地面有专人清扫，天空可并不干净，灰蒙蒙的，大气污染相当严重。那天我乘飞机回北京，远远一看，就像有个馒头形的灰色帐篷笼罩着我可爱的家乡，而我们很快就钻了进去，在这里面呼吸、工作、养儿育女……只有刮大风，最好是没有沙尘的大风，才能扫净空中污秽，还北京以蓝天白云。我当然寄希望于环境治理啦，可是在北京每天增加一千辆汽车的情况下，暂时也无奈，被迫喜欢大风天儿。
第五节 梦里喜鹊
虽然我现在一天也舍不得玩儿，但是曾经整整玩儿过一年。11岁，那魂牵梦萦的11岁呀！半个世纪以前的十一岁。那次放肆地玩儿，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叫我撒欢儿，叫我下河上树，叫我变成野孩子。因为我小小年纪就差点儿被母亲“逼死”。
我的父母都是教书匠，虽然望子成龙的心情一致，但是教育方法不同。母亲毕业师范，当过小学校长。她要对我进行早期智力开发，有具体的教育计划，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也坚持着。1938年我们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当时日寇气焰嚣张，攻陷武汉，南下岳阳，先头部队刚到新墙河，国民党当局误传敌军过了捞刀河。捞刀河在长沙城北20里，相传关公攻打长沙时，与守城老将黄忠大战三百回合，那青龙偃月刀掉进河里，多亏周仓下河将刀捞起来，此河因而得名。如若日寇过了捞刀河，那还得了！蒋介石一声令下，纵火焚城，将个好端端的长沙市烧毁十之七八。当天母亲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桂林，赶上日寇飞机大轰炸；到贵阳，同样是大轰炸。父亲因为不能离开他供职的学校，仍然留在湖南。这两年，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即使是在四处逃难和经常躲空袭警报的情况下，也坚持着教我和弟弟读书写字。
直到1939年，日寇由于兵力不足，也未能攻打长沙。母亲又带着我和弟弟回到湖南耒阳县的小水铺来与父亲团聚。我8岁了，小学二年级没念完，母亲就逼我跳班念五年级。父亲反对也没用。母亲说：“这两年我一直在教他！”我还真争气，十岁半高小毕业，当即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母亲甭提多高兴了，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她的“教育计划”。
湖南省政府已从长沙迁至耒阳，省立二中也在县城里。我家住在远离县城的小水铺金盆乡，不能走读，只好住校。我年龄小，睡上铺，爬上爬下都很害怕。尤其是吃不惯辣椒，常流鼻血，做噩梦，从上铺摔下来，左臂骨折。母亲从金盆乡赶来，在县城里租了一间民房住下，专门照料我的饮食起居，但是仍然叫我带着伤去上学。
父亲进城来的时候，见我身体瘦弱，用绷带挎着胳膊去上学，真的急了，问道：“这孩子为什么叫大年？”母亲也落了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哥哥幼年夭折，父母才给我取名大年，希望我能长大成人。这次是父亲说了算，带我回到金盆乡，让我无拘无束地玩一年。他说，“11岁的大小子，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儿，身体强壮了再念书。”
金盆乡是个美丽的村庄。我们租住的房屋也很好，砖墙瓦顶的两层楼，像北京的四合院，围着个天井，黑漆大门，汉白玉的门楣上刻着“斗室”二字，一是形容它狭窄，二是房东的名字叫斗才，都是谦逊的意思。其实这栋民房相当宽敞，房东也是一位读过诗书的大地主。他们住楼下，楼上5大间租给我们住，朝东的一排玻璃窗，清晨就进阳光，面临很大的鱼塘——这就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
我的游泳“教练”曹仁桃，十七八岁，当地人，是我父亲的“听差”。父亲给我的任务是教他识字，给他的任务是领我玩儿。小曹很会玩儿，刚教我学会了“狗刨儿”就带我下河。这条河的名字叫小水，小水铺因它得名。父亲说，小水是耒水的支流，县城在耒水以北，所以叫耒阳，中国的地名，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这话我记住了，后来到衡阳，它果然在衡山之南，到江阴，它果然在长江南岸。还说小水吧，它清可见底，趴在石拱桥的栏杆上，能看到大草鱼游动。小曹会潜泳，还说他会在水中“换气”，我深信不疑。他每次都要潜到水下去摸鱼，虽然没逮住大草鱼，却能从石缝里摸出小鱼小虾。这个夏天，我也学会了潜水，才知道小曹并不会“换气”，只是他的肺活量大，憋气的时间比我长罢了。但我不计较他吹牛，仍然钦佩这位“教练”。我也学会了摸鱼虾，自己的“战利品”嘛，拿回家炸着吃，特别香。
小曹还教我爬树。他能爬到树梢，从窝里捉出一只羽毛未丰的小喜鹊来。他还会用竹篾片编成鸟笼，把小喜鹊挂到窗口。说也奇了，那喜鹊妈妈居然能找到这里，先是围着笼子唧唧喳喳叫，然后又叼虫子来喂小喜鹊。此事在我全家引起一场争论，焦点是要不要把小喜鹊送回窝里去？我和弟弟坚决不肯，理由是我们也能捉虫子喂它。
为了不让喜鹊妈妈“伤心”，便将小喜鹊关在屋里养。它渐渐长大了，就从笼子里放出来，却又剪短了它翅膀上的羽毛。如此这般，喜鹊只会双腿儿登登登地在屋里跳。这只喜鹊的名字是按照它的叫声起的，叫“佳佳”。它一点儿也不怕人，饿了还追人要吃的，因为从小就是人喂它。父亲说这是条件反射。我和弟弟则认定了“佳佳”是跟全家人交上了朋友。实际上除了女佣人刘妈之外，我们都很喜爱“佳佳”。它的叫声使人喜兴，跳来跳去也显得很热闹。它的缺点是到处拉屎，而且越大越放肆，开饭的时候敢跳上桌来抢东西吃。这些缺点只有刘妈不肯原谅，甚至暗暗恨上了“佳佳”。
不久我也学会了爬树，只是还不能爬到树梢上去掏鸟窝。此外我还学钓鱼，成绩不佳。成绩优秀的是钓青蛙，这大概是天下最最好玩儿的事情了！用根短竹竿、细麻绳，拴个蚂蚱，在池塘边、小溪旁，青蛙经常出没的地方，挑着蚂蚱跳跳跳地引逗，青蛙就会凑过来，冷不丁地一口咬住不放。此时猛然提起，用手网接住就是。我和小曹两人半天就能钓几斤，光要田鸡腿儿，也能炒一大盘。刘妈是长沙人，还会做田鸡肉丸子，又鲜又嫩，味道好极了。
经过这一年在大自然怀抱中放肆地玩儿，我变得身强力壮，蹿高了半头，12岁又高高兴兴重新去读初中一年级。
然而，我走了不久，趁着弟弟上学不在家，刘妈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悄悄地把“佳佳”扔到树林里去了。弟弟为此大哭一场，还给我写信告状。唉！可爱的“佳佳”呀，从此成了我梦中的喜鹊，伴随着我那永远的11岁。
第六节 为侃爷正名
我从台湾的录像片里看到，那位光头电视节目主持人凌风先生，在大陆采访时学了几句顺口溜，回去一说，引起全场观众会心的笑声。其中一句便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不久，出生在台北的侄女儿到北京来，闲谈中，我问她懂不懂“侃大山”？她立刻笑了，“我也应该算是个北京人哪，还能不喜欢侃大山吗？‘十亿人民九亿侃’，我们住在台湾的，至少也属于那‘还有一亿在发展’之列的吧！”
但她不明白为什么把擅侃之人称为“侃爷”？还问我：“叔叔您是不是个侃爷呢？”
我认真地说：“不但我是侃爷，你爸爸，你爷爷，还有你爷爷的好朋友们：孙伏园、梁实秋、老舍、罗常培、林语堂这些老先生们，个个都是侃爷。”
这下子可把她唬住了，眨巴着眼睛似信非信，“是真的吗？”
从台湾回来的侄女儿（中）也喜欢侃大山。1990年秋，她携夫君（右）到北京来和我侃。
“当然是真的啦。孙伏园先生担任《京报》副刊主笔，一口浙江味儿的北京话，不但能够侃得天昏地暗，还写了许多通俗易懂、读起来趣味儿很浓的散文，不信你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翻当年的报刊就知道了。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一定是读过的，最近大陆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是畅销书，他也擅侃，还给老舍先生做搭档登台合说过相声呢。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爱说笑话儿，他创作的小说、话剧享誉天下；年轻人却不一定知道他还写过许多鼓词儿、相声段子、歌词儿、平民识字课本，乃至谜语、笑话儿。另一位语言大师罗常培先生当过语言研究所所长，是语言学的专家、奇才，不但中国各地的方言，就是各种外语，也能很快学会，他侃起来，有地道的北京话，也有‘南腔北调’，妙趣横生。林语堂先生说话、行文最讲究幽默感，‘幽默’这个词儿就是他音译创造的（最初鲁迅先生不赞同，可是又找不出更好的汉字来重新翻译，若干年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也使用‘幽默’这个新词儿了）。他们这几位哥儿们聚在一起时，说笑话，侃大山，简直就是一场相声大会。可惜我当时年龄太小，又没有录音机，否则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部新的《笑林广记》。”
“侃”这个汉字只有一种含义：刚直貌。经典的用法见于《论语》：“侃侃如也”。现代字典的解释也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侃侃而谈。”可见它是个很完美的褒义字眼儿。那，为什么许多人又觉得“侃”字带有不严肃、不求甚解、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乃至游戏人生的味道呢？我看这主要是受了“调侃”和“侃大山”这些词儿的影响。
其实，深究一步，我们过去的生活气氛是不是有点儿过于“严肃”了呢？有些话我没对侄女儿说，她毕竟是从台湾来的，说简单了听不懂，让她听懂又太费口舌。譬如“文革”当中砸花盆儿、金鱼缸，没收象棋、扑克、麻将牌，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根本不属于文艺的“语录歌”、“忠字舞”。老百姓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江青之流不甘寂寞，就偷着看美国电影。诚然，那十年是“史无前例”的岁月，连说话都得小心，甚至“三人不谈话”，开会只能说假话，谁个还敢侃大山？但是，那“史无前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偶然事件，痛定思痛，绝不该忽视它的种种根源。我无意、也不可能在这篇小文中分析什么“根源”。只是有一种感觉，今天人们喜欢侃大山，不够“严肃”也罢，调侃“人生”也罢，都是对那文化禁锢的一种反弹。有句顺口溜，“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好一个“什么都敢说”！敢说就可能“出圈儿”，可是，无论如何，这也比那“三人不谈话”强一百倍呀。
从文学艺术方面来看，“出圈儿”往往就是创新。英国人布莱克有句名言，“打破常规的道路指向智慧之宫。”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最忌模式化（像样板戏那样），它永远需要创新。其实，科学技术，各种商品，哪一样不要创新呢？生活本身就是日新月异呀！
最近有个新学说：猴子究竟是怎么变成人的？是因为一部分猿猴在“群居”过程中逐渐发展了语言——有了相互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样才使积累经验、传播知识、发展智慧、创造文化等等有了可能，才从猿猴“社会”迈进了人类社会。
我很欣赏这个新学说。觉得它比“劳动创造人类”更具说服力，因为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大脑发达，有了意识才会劳动嘛！当然，劳动又可以进一步促使大脑发达。然而，人类的劳动是群体的劳动，社会的劳动，如果没有语言这个相互交流思想的工具，劳动也是无法想象的。由此不难看出语言的伟大作用。
小说的前身是“话本”，文学和历史学的初始状态是“口头文学”，它们的源头和基础都是群众的语言（故事）。其他的知识、技术、经验，以及大文化范畴内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在没有文字以前（包括有了文字以后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语言传播的。当代的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若干部族，仍然是靠着语言（口头文学，演唱史诗）来传播他们的传统文化的。即使在现代化传播媒体多种多样的大都市里，“儿童不出门，也知天下事”，然而，电视还是代替不了外婆讲故事。言归正传。“十亿人民九亿侃”，实在是一种生动活泼、人民心情宽松的可喜局面。一个简单的、乃至粗糙的民间故事，被我们抓住了，就有可能形成难得的戏“胆”、文“核”、诗“眼”，尤其是老百姓当中十分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词汇，都是文学的宝藏，“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嘛。因此，让大家说话，大家敢说话，对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政通人和的表现；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则是一种如鱼得水般的生存环境，才不会把文艺逼进死胡同，“万马齐喑”。
由此看来，“侃爷”也是好人啊。
本人也是侃爷。2001年秋，在成都的一次诗人聚会上，我又开侃了。
第七节 自嘲
最近在商店看见一种盒装的食品，商标醒目打眼，霍然三个大字：黑五类。令我哑然失笑。真没想到“黑五类”还能吃！
先声明一句，我对这种食品，以及下文提到别的事情，毫无褒贬之意。既不是替谁作广告，也不是批评谁。只是有些许感想，借题发挥而已。您甭上法院追究名誉问题，鄙人提前道歉就是了。
“黑五类”原本是从前的政治名词，专指“地、富、反、坏、右”的，对此无须多做解释，40岁以上的国人都了解。有趣的是“文革”中不断扩大化，又增加了什么“六种人”、“九种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黑乎乎一大片，没办法了，只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有什么感想？只因为鄙人也被“横扫”进去，搞得啼笑皆非。一次我在北京农机研究所挨大会批斗，台下有人喊口号：“打倒狗崽子赵大年！”我笑着对他说了声：“谢谢！”
散会以后军代表找我谈话，“你严肃点儿！什么场合啦，还开玩笑？”
“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他呀。”
“胡说！骂你狗崽子，还谢谢他？”
“您不明白，我是满族，查三代时忘了交待，前次批斗会上人家说‘吴三桂引狼入室’，骂我是狼崽子。今天变成狗崽子，升了一级，当然要谢谢他啦。”
军代表气得吹胡子瞪眼，活没辙。借此机会我也应向他补充道歉。
附带坦白一句，“文革”中鄙人常以这种打哈哈的态度逗他们玩儿。
所以，王朔的小说《千万别拿我当人》，我看这标题挺棒。他也是满族。再说作为食品的“黑五类”。虽然那盒装的玩意儿我没买没尝，但可以猜。左不过是黑芝麻、黑糯米、黑豆、黑木耳、发菜、乌鸡、乌枣、蘑芋豆腐、何首乌之流吧。您瞧，鄙人一口气儿竟然数出“黑九类”来了，莫非这是“臭老九”的来历或巧合？不过，上述“九黑”的确是营养佳品，洋人也有此种觉悟，统称“黑色食物”。
中医历来认为黑芝麻、何首乌可治少白头。乌鸡、乌枣和黑糯米补血，制成药膳，我想一定很好吃。日本人干脆称蘑芋为“魔芋”，认定它防癌。法式“五粮面包”讲究用粗粮，黑豆不可缺。广东人爱吃发菜，也不见得仅仅因为它的谐音是“发财”吧，可能另有别样营养。总之，如果这些黑家伙并非永远的坏蛋，那么鄙人充当多年“黑类”也就可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了。
自嘲，实在是文学中的二流幽默，平价幽默。自从始皇帝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儒们长期不值钱，不值钱就不值钱吧，还要创造若干玄妙说词，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啦，“安贫乐道”啦，自命清高，弄不清是解嘲还是自嘲？时下稿费低得可怜。因此就传出王朔一个电影剧本要十万，贾平凹一本书得稿费百万元的佳话来，聊以自慰。我可不是数叨王、贾二人，而是叹息咱们大伙儿，居然无人出来辟谣，宁肯陶醉在这“新天方夜谭”的佳话之中。不过话说回来，既然“黑五类”都能吃，儒们的心血就不能变得值钱一些？就算暂时变不了，先在墙上画个饼，也碍不着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