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贺龙在成都
初见将军
我直接和贺龙同志认识是在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解放四川的时候，要说间接认识，却要推前十年到一九三九年，或者再推前五年到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四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那时每天打开报纸，几乎都可以看到红军长征的消息。然而，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的却是他们如何追剿堵截“赤匪”，如何斩获匪首多少万级。看来他们的战果是够辉煌的了，但是也引起我一点疑心。为什么这“赤匪”越剿越多，南方各省，几乎无一省没有，而且常常读到“匪势益炽”这种泄漏天机的报道呢？
这且不说，有一天，在一篇《匪区纪行》的报道里，忽然看到关于大“匪首”贺龙的记述。使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那上面把贺龙描写成为一位十分骠悍的将军，但又是生着红胡子、绿眼睛的喜欢吃小孩的生番。所以据说，“匪区”的老百姓都以“贺龙来了”来诓哄哭着的小孩，而且小孩也竟然一听“贺龙来了”，就吓得不敢再哭了。
这报道无疑是十分生动的了，虽然也使我不能不惊奇，这和某些历史演义中所描写的何其相似乃尔？但是，我总算长了一点见识，在这个世界上，除开我们这种常人之外，还有一种长着红胡子、绿眼睛魔鬼般的人，还真有专吃小孩的这种“赤匪”。虽然他再也没有报道到底是怎么一个吃法，这便是我第一次知道红军里有一位贺龙将军，能征善战，十分骁勇，以致国民党害怕得只能用魔鬼的形象来咒骂他。从此以后，在我的脑子里就留下一个骠悍的草莽英雄形象，他的名字叫贺龙。
一九三九年，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并且被派到湘鄂西一带去作党的工作。我常年累月在农村走动，和那些贫苦农民交往。一闲下来，就在静静的夜晚，茅屋之中，桐油灯下面，或者在星光闪耀的地坝边，豆棚瓜架下，听他们“摆龙门阵”。在这里我却听到了关于贺龙将军的另外一种故事，然而无疑是真实的故事。我从他们那些朴素而具体的描述中，知道了贺龙将军是出身寒微，非常勇敢，富于反抗性格的人；是一个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人；是一个平易近人、生活简朴的人；是一个非常沉着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是人民的儿子，又是群众十分爱戴的革命领袖，是穷人引为救星的一个共产党人。国民党的记者所臆造的红胡子、绿眼睛，吃人生番的形象，在他们那里成为笑料了。不过，在他们那些充满着崇敬和怀念的感情中，也听到一些关于贺龙将军的神奇和美丽的传说。说他怎么会掐会算，把敌人逗得团团转，然后吃掉他，怎么有能翻山看人的眼睛，在忠堡一战，在山背后就能指挥部队在山那边围歼敌人，还说他是天上派下来的一条龙，专门替老百姓申冤报仇的。这样近乎神话的描绘，我在心里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是我在口头上并不想去纠正。我知道这不过是人民为了要美化自己，把自己的无穷力量找一个寄托的人来加以表现罢了。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是带来当年红军福音的人，便向我打听贺龙将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们，贺龙将军正在华北敌人后方的抗日前线指挥作战，这消息虽然使他们高兴，却很难使他们满足。老问我，贺龙将军为什么不回到他们这里来，替他们把扣在头上的黑锅揭掉，让他们吐一口气，见见青天呢？我也只好劝他们，我们好好组织起来，等到日寇打过来了，我们就拉起游击队来，替穷人打江山。那时贺龙将军就会回来领导我们的。他们都相信，贺龙将军不会忘记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到他的家乡来。
有一天，有一群青年农民来找我，在火塘边对我说：“贺龙回来了！”
他们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并且说是有人亲眼看见的，贺龙从天而降，到了龙山和桑植一带他的老家来了。正在招兵买马，又要大干起来。他们都摩拳擦掌，坚持要我准他们投奔贺龙去。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一种传说，便劝他们不要相信，也不要乱跑。但是过几天，却真有几个青年跑了，留下话说，他们到龙山找贺龙去了。
我很着急，派交通员到龙山一带去打听。过了几天，交通员回来说，在八面山一带是有这种传说，说贺龙已经带领人马上了八面山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有，为什么南方局不告诉我们鄂西特委呢？
又过了一两个月，那跑去找贺龙的几位青年又跑回来了。我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齐声说：上当了。原来是一支绿林军，乱打旗号，好招收更多的青年农民去帮他们“拉棚子”、“立山寨”的。他们上山去一看，不对头，就偷偷溜下山回来了。我没有想到贺龙将军在这一带的号召力是如此之大，更没有想到绿林好汉会利用他的威信立山寨。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和四川地下党的老王同志一块到了晋绥解放区的临汾，到那里去是向解放军汇报，准备一块南下，解放四川。
我们才到临汾晋绥分局城工部，休息不多一会，城工部的同志便告诉我们：“贺老总要见你们。”
啊，贺老总，这不用解释，是我们久已闻名的贺龙将军了。就是国民党把他描绘成为红胡子、绿眼睛，喜欢吃小孩的“魔鬼”了，就是湘鄂西农民把他描绘成为从天而降的一条龙，有通天本领的盖世英雄了。现在就要见到他了，我的确是很激动的。
我们被城工部的老李同志带进一个普通的小院子，我们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站在台阶上，正和一个警卫员模样的战士随便地谈话。老李走向前去向他敬了一个礼，他没有还礼，笑着问：“来了？”
老李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贺老总。”
哦，贺老总，我们走拢去和他握手，却忘了敬礼，正感到有点不自在时，他一扬手说：“进去、进去。”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叫我们坐下。
他坐下就拿起一个黝黑发亮的烟斗装烟，和我们闲谈起来。我没有多说话，只顾看他。他虽然有一道浓眉，那眼睛却常常是弯弯的，老含着笑意，大而明亮，并不是绿色的。在宽大的脸盘上有一张大嘴，也老是半开着，含着笑意。最惹我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什么红胡子，上嘴唇上倒有一道修整得很整齐的小胡子，象用浓墨抹的一样，也随嘴角的舒展而抖动着，更显得和气。难道这就是那个红胡子、绿眼睛，专吃小孩的贺龙吗？难道这就是那位由龙变成的传奇式的民间英雄吗？
“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正在发呆，没有听清楚贺老总问我们的话，同去的老王同志代答时，才把我惊醒了。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有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问到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使我奇怪的是，他远在北方，怎么知道四川这么多情况，而且对于四川的地方军阀这么熟悉呢？他不等我们问，便解释说：“我在你们涪州驻过防，我带过旧军队呢。”说罢，很自在地笑了起来。他始终是那么乐观开朗，富于风趣的样子，没有一点架子，一下就把我这个陌生的拜访者吸引住了。
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他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他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我们告辞出来时，他给同来的老李交代：“叫他们住好，搞点好吃的。”他又风趣地加一句：“多搞点辣子，四川人爱吃辣子的。”
挥戈南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们随大军到了西安，准备入川接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陆续到达西安，正在组织学习。贺老总找我们去，要我们准备向南下干部作一个报告，介绍四川情况。我们准备了几天，贺老总亲自主持召开一个大会，由我上台去介绍情况。在开会前，我们曾去向贺老总汇报报告内容，其中提到在四川，特务土匪遍地皆是，地主豪绅势力强大。特别是袍哥势力，深入到城乡的三教九流中去，可以裹胁和欺骗群众，地主联盟的武装大多掌握在这些袍哥大爷手里。他们又是地头蛇，熟悉地理民情，又善于打游击。我们提到过去搞过几次暴动，我们不怕国民党的正规军和保安团队，因为这些军队下乡去都是瞎子，比较好对付，唯独怕这些穿着便衣到处乱窜的地头蛇——袍哥武装。他们一飞“帖子”出去，到处联防搞我们，最不好办。几次都因为他们的捣乱而失败了。
贺老总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注意，他说他很了解。过去他在川湘鄂边境一带带红军，就常常要和这种地头蛇打交道，是不大好对付的。贺老总对我说：“你报告的时候，对大家要强调注意对付四川的袍哥势力，不要叫地头蛇咬了。”
我上台介绍四川情况时，特别强调注意四川的袍哥问题。北方的同志竟然连“袍哥”这两个字也不知道，写条子递到台上来问。我作了解释，贺老总也插话说，就是四川土著的青红帮流氓集团，并且也提出叫大家南下后要注意。
但是后来大家在讨论我作的情况介绍时，以为我把这种袍哥势力说得太凶了，难道解放军还怕这些毛贼吗？我听到后有些担心，他们过去没有和这些家伙打过交道，不知道厉害，要不注意，地头蛇咬你几口，是不大舒服的。我把这个意思又向贺老总和南下负责同志汇报了。贺老总也说，以后还要叫大家提高警惕。后来入川后的事实证明，一下子出现了几十万土匪，遍地暴乱，我们一些县城也沦陷了，有的打到成都城外来。都是地主、特务和这些袍哥势力联合起来搞的。有些同志就是不注意，吃了亏，有的还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我们在西安住一段时间后，随大军到了宝鸡，又住一段时间，十月从宝鸡出发，过了秦岭，到了褒城、汉中又停下来了。我们是随着贺老总的总部走的，看他们天天开会，是很忙的，我们的事情却不多，一种想快点打回四川解放家乡人民的心情，使我们有些急躁。我想一路下来，敌人真是望风披靡，基本上是行军，没有打多少大仗。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呢？
我遇到贺老总，曾经向他提出这个想法。贺老总很理解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想迅速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笑一笑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是要拿下四川，要紧的是要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走，把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吸引在大巴山一带，等到二野大军封住他们的云南、贵州退路，才迅猛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这是中央‘先慢后快’的方针。”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一路上走走停停，攻而不进。原来是为了麻痹敌人，千方百计拖住敌人，不要叫他们一旦察觉，拔脚溜掉了。看到国民党报纸上胡宗南的牛皮吹得越大，说他的巴山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越高兴，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吧。一等二野刘邓大军封锁了云贵退路，贺老总就可以带领大军，由慢转快，直破巴山，进薄成都，配合二野刘邓大军把蒋介石的八九十万残余部队团团围困在四川西部，加以完全、彻底、干净的歼灭。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我想起来，贺老总一路上运筹帏幄，够忙的了，我却用那么幼稚的问题去干扰他，是不应该的。可是贺老总却并不笑话我，反而细心地向我解释，真是大帅风度。
贺老总带着入川的解放军只有几万人，在川西北一带却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其中还有蒋介石的王牌胡宗南部队。贺老总毫不畏惧，却又小心谨慎，用巧妙的作战方法，歼灭了八万敌军。而用政治瓦解办法，不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这几十万敌军。对顽抗的敌人坚决歼灭，对于惊弓之下的敌人则采取围而不歼，动摇瓦解，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种打法也是很漂亮的。
在南下途中，贺老总非常注意访查民情。一路上他找许多地方上的人士开座谈会，宣传政策，了解情况。我们在梓桐作入城的最后准备时，他就指定同志组织县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同时，他总不忘记叫我们一路找地下党的同志来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当他在梓桐听到我们找来的地下党同志说，前几天在绵阳还杀了几位地下党同志时，十分关切。
谆谆教导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贺老总的总部移到成都近郊的新都县了。虽然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成都市内的敌人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人民切盼大军马上入城。贺老总还是不匆匆入城。
首先他叫我们派人回成都和地下党联系，派人出城来汇报情况。我们派人化装进城，当天晚上就找来了老江同志。贺老总听说了，亲自接见老江，十分热情而又详细地询问城里的情况。并且叫他带我们几位地下党同志回城，准备过两天迎接解放军入城，我们都照他的吩咐办了。
第二天上午，忽然又从城里出来一个人找贺老总，自称是四川临时省委的负责人。贺老总虽然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却对他所汇报的情况表示怀疑。贺老总叫他等着，回来找我去问：“这里出来一个临时省委，过去没有听你们说过，南下前中央也没有通知我们呀。”
我听了也很奇怪，以吴玉章同志为首的原四川省委，早已在一九四七年撤回延安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川东临委和一个川康特委分头在四川活动，由上海分局领导。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个四川临时省委。我们南下前在中央组织部住，中央组织部也没有告诉过我们有这个临时省委。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把这个情况向贺老总汇报后，贺老总很注意，告诉我说：“现在解放了，各种政治力量都会以各种名义向我们靠拢，其中有真有假，你们要注意哟。”于是他叫我去和这个人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我出去和这个人见面了，我问他：“临时省委是什么时候建立的，领导人是谁，哪些同志参加省委呢？”
他谈了一下，我知道他们是统战系统的同志，他们曾去香港找上级联系，没有联系得上。他们说，为了策反工作方便，便建立了一个临时省委，他们还自己接收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要出版一张机关报。
我把这个情况向贺老总汇报了，他对于有的地下党同志这种作法，有些不高兴。他说：“乱弹琴，自己怎么可以打出省委的旗号呢？没有经过成都军管会，谁也不准在城里乱接收，要告诉你们地下党！”
我又陪贺老总出去见了这位同志，贺老总说：“中央没有告诉我们有个省委，我们只知道有个川康特委，你们建立的省委，我们不能承认，入城以后，你们可以到区党委统战部去联系。”
我们在西安学习过《入城手册》，知道必须遵守的一切纪律。他们在白区，当然是不知道的，再加上有的同志被一种“草头王”思想作弄，总想打出大的旗号来和老区同志会师，以为这样可以论功行赏，坐上几把交椅。
送走了这位同志后，贺老总找我又谈了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我入城以后关照地下党的同志。他说：“地下党同志在国民党地区斗争有功劳，应该肯定，但是也要注意组织性和纪律性，入城以后，一切都严格置于区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地下党同志决不容许自行其是。地下党如果随便招兵买马，自行接收财物，或者乱打旗号，会给接管工作带来麻烦。现在是你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贺老总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刚才那位自称临时省委代表的同志的谈吐，很叫他担心。夸大其辞，不着边际，甚至吹牛吹到叫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好像被围困在川西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大概都是因为他们策反招降，才没有抵抗的。
我们入城以后，当天下午就把地下党的同志集合起来，把贺老总的这一席话，作了传达，特别告诫大家：“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可能已经到来了。”
即使这样，还是有少数同志违反了纪律。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者有之；浮报党员、团员数目以之邀功者有之，随便接收或乱许愿者有之。但是贺老总事先的告诫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们地下党后来基本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和老区同志一起，进行有秩序的接管。
大军入城
根据从成都城里出来的地下党同志的报告和南下兵团张经武参谋长派侦察人员入城侦察的报告，城里的敌军已经瓦解，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可是贺老总仍旧十分谨慎，派我随张参谋长带少数解放军入城，先看看动静。张参谋长告诉我，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几万人，城里又好设埋伏，不得不谨慎。
我作向导带张参谋长入城，直奔督院街的伪省政府。张参谋长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参谋长，他一进北门，就命令解放军把城门口接过来，在城墙上占了制高点。我们进城后，他一路十分小心地左右观察，看到许多群众拥到街边来欢迎，其中夹杂了许多服装不整没有带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看他们并不畏惧，只是好奇地望着我们的车队缓缓在大街开过去，张参谋长对我说：“看来他们士无斗志，是瓦解了，明天可以举行入城式了。”
我们一到伪省政府，张参谋长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伪省政府门口的岗接过来，叫解放军站上岗。第二件事就是传成都市的伪市长来见，向他宣布了入城约法八章，宣告接管成都市。伪市长和一些地方士绅都唯唯听话。
我们才坐不大一会，张参谋长就要带我们上街去看看。我们坐吉普车在城里各处兜了一转。张参谋长要我把军事要地——指给他看，他把这些地方亲自看了，并且叫参谋记了下来。他对我说：“这些制高点今天必须——占领，作好战斗准备，明天才能进城。”
我当时想，我们已经兵临城下，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敌人还能怎样呢？把大军开进城里来就是了。看了张参谋长那么紧张和细致的安排，我才明白这是在行军打仗，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和平解放”。我的思想是多么麻痹和轻敌哟，贺老总真不愧是一个指挥有方的好统帅。
我们和一块入城的保卫部长特别到了商业街的伪“励志社”，这是成都当时最好的建筑了，准备把它作为区党委的办公楼。贺老总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准备在这里办公，因此张参谋长特别注意观察，并且到二楼东头准备给贺老总住的一套房屋里看了又看，认为确实可靠了，才派解放军守了起来。
我们回到伪省政府后，来了许多报纸的记者，其中大多数是国民党的报纸的记者。未接见前我向张参谋长作了介绍，然后接见，回答问题。其中有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记者，娇声娇气地向张参谋长提了一个问题：“请问解放大军，这次南下有多少人？”这明明是想来刺探军事情报，我小声告诉张参谋长说，她所在的这个小报是特务的外围报纸。张参谋长笑一笑，回答她说：
“需要多少人，我们就来了多少人。”
这个漂亮的回答，叫许多记者当场赞叹起来。
下午，张参谋长叫我去找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布置明天的入城式，我到一个银行的楼上把地下党在城里的一些负责同志找来开了个小会，宣布明天要举行入城式，要大家去发动各方面群众，明天在沿街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大家分头去传达布置去了。我回到伪省政府，天色已不早了，张参谋长正在接受一些参谋的报告，说所有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都已经切实占领了。
这样，我才随张参谋长又回到新都总部，向贺老总和其他负责同志报告。贺老总还是那么悠闲地抽着他的烟斗，听取汇报。最后贺老总决定：“明天进城！”
我们大军兵临城下了，可是贺老总是那么高度警惕，那么细致地安排工作，外表却又是那么从容不迫，甚至很有几分悠闲的样子。这样的统帅，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几百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一个接着一个，缓缓地向成都进发。我和贺老总的外侄向处长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作为前导。张参谋长、贺老总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跟在后面。才一进北门，街的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在鼓掌欢呼。一串一串的鞭炮噼里啪啦地满街响了起来，使人感觉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站了不少穿着黄军服的国民党士兵，也在那里鼓掌欢呼。显然，他们也感觉到，现在他们也真正地得到解放了。
我们到了东大街盐市口一带，迎面来了许多青年学生，在跳秧歌舞，有些人的背上背着“天亮了”几个大字。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到车边来，和车上的人握手，也不问你是谁。有的干脆跳到我坐的这部敞篷吉普车上来坐上，要给我们带路。
忽然我看到几位我认识的地下党的同志，涌到我的车边，和我握手，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着眼泪。我知道这是欢乐的眼泪，因为我们长久盼望的黎明终于到来了，可以站在这个大街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了。真的天亮了！但是从他们的沉默的泪眼中也看出悲伤的影子，许多好同志，老战友，就在昨天早上，被国民党特务拉到十二桥枪杀了，他们没有能够来迎接解放军入城。但是我想，他们在临牺牲前一定已经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他们在倒下去以前，已经看到正在飘扬前进的红旗。
我们的车队在人群中缓缓前进，走了几个钟头，才把贺老总和其他负责同志引到“励志社”，安顿了住地。
胜利会师
入城的当天下午，我们开了一次在成都的地下党员大会，到了二三百人，在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吏公馆里的豪华跳舞厅里举行。大家走进大门，都是昂头阔步的，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过去我们也常从这个大公馆门前经过，看到门口站着的森严的警卫和探头探脑的特务打手，谁敢放慢脚步。听到从跳舞厅里传出蓬喳蓬喳的靡靡之音，厌恶极了。而今我们却以主人的姿态走进大门，跨进跳舞厅了，不是去跳舞，是共同来庆祝解放。
我代表地下党特委先讲话，我才说：“同志们”三个字，大厅里马上爆发出欢笑声。这样的欢笑声只有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过去哪里敢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声叫“同志”呢？
我说：“同志们，天亮了！我们在黑暗中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这黎明的一天，我们再也不要东藏西躲，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了。我们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可惜有许多伙伴没有来得及迎接这一天，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献身了，让我们为他们默哀悼念。”
大家都脱帽低头默哀，忽然从沉静中听到几处有同志在低声哭泣。我走过去看，是特委老康的爱人小徐，我想安慰她，可是我也止不住流下悲伤的眼泪，周围的许多同志也掉下眼泪。我强压住自己的感情，大声地说：
“我们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贺龙同志向我们地下党同志号召，我们一定要尽力协助南下同志接管城市。特别要协助解放军和公安部门维持秩序，打击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成都是最后解放的城市，许多乌龟王八蛋都逃到这里来了。他们是不会甘心灭亡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响应贺老总的号召，更多的人参加到公安工作中去，这就是复仇的最好机会。”
大家爆发出一片掌声，许多同志，包括才擦干眼泪的小徐同志举起手来，愿意到公安战线参加斗争。我接着又把贺老总前天在新都对我们说的话作了传达，要求我们地下党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置于区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之下，不能各行其是，要和老区同志搞好团结，尊重他们的领导，特别不能招兵买马，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把贺老总最后那句话强调地说出来：“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可能已经到来了。”
大家都鼓掌同意，许多同志举起手来说：“给我们工作吧！”
我说：“入城后千头万绪，贺老总还是决定在两天后先开老区同志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开完会师大会后，由区党委组织部马上分配工作。”
大家都叫好，鼓起掌来。
两天后的下午，在区党委楼下大厅里举行会师大会，可是在会师大会前，却给贺老总和区党委领导同志打了不少麻烦。
还是那位自封为临时省委代表的那位同志（后来证明，他本身的党籍也是还有问题的），会前给我送来了一批党员的名册，并且引了几位来和我见面，我和他们谈了一下，根本不象党员的样子，有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有的是二十年代大革命后长期脱了党的人。但是这位同志坚持说这是他们系统发展的党员，要参加会师大会，并且批评我搞宗派主义，我只好把名册拿去找贺老总，向他如实反映情况，问怎么办。
贺老总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一下，告诉我说：“不让他们参加也不好，你可以告诉他们，请他们负责地审查一下，不要把不相干的统战对象当党员拉了进来。”
我把名册退回给那位同志，请他慎重考虑，将来是要负责的。开会的一天上午，他拿来一个新的名册，少得多了。不过在快中午的时候，他还送来新的增加的名单，显然这是不真实的。我又报告了贺老总，贺老总考虑一下说：“按新名单通知参加吧，反正以后都还要一个一个地审查了才算数的。”
我表示为出席会师大会的领导同志的安全担心，贺老总笑一笑说：“不用怕。”会后我知道，保卫部门早已作了严密的保安措施。
下午在区党委楼下大厅举行会师大会，地下党员全体到会，贺老总和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都到了会，空气严肃而热烈。未开会前，贺老总和三个两个在一起的地下党员随便闲谈，没有一点拘束，随时从他所在的角落里爆发出开朗的笑声。他特别找了几位年岁大的同志谈话，征求对于接管的意见，了解地方民主人士的情况。他还和烈士的爱人握手，表示诚挚的慰问，我们都十分感动。
大会开始，贺老总讲了话，他完全不拘形式地漫谈、他号召老区同志和地下党同志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特别提到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如果搞不好，应该由老区来的同志负主要责任，他们有团结和教育地下党同志的责任嘛。他又指示地下党同志先分配工作，协助接管，然后按规定进行审查。他讲的非常生动，会场里常常为他的风趣的讲话爆发出笑声来。
贺老总和其他负责同志才入城，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他们的时间是要以分来计算的，可是他却还是参加了晚上在半边桥一个大餐馆里举行的会餐。他举着杯子向地下党的同志频频敬酒。那风趣的谈话和平易近人的风度，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地下党员。我们回到住地，谈到我们的贺老总，还久久不能平静。既谈到他富于传奇色彩的过去（过去是常常把他和苏联的英雄夏伯阳相提并论的），也谈到他现在那种平易近人，说话风趣，遇事沉着不乱、指挥有方的大帅风度。
争取上层
我们入城以后、工作千头万绪，到底从何做起？区党委在贺老总领导下开了会，除了原封不动地接管各方面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外，最根本的一条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恢复城市生产。但是贺老总从当时川西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还亲自下功夫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统战工作，一件是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工作。
成都是各种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地方势力特别强大，要注意争取上层人物，要化阻力为助力。因此他在入城的第二天，就应了原来是四川地方主要军阀的几位起义将军的邀请，亲自去赴宴。我也跟着去了。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一天几乎都到了。贺老总过去虽然没有和他们见过面，有的他过去就知道，有的我们在西安时曾向他作过介绍，有的我临时作了介绍，因此这些头面人物的情况，他大体上都清楚。他和他们很随便地——握手寒暄，要他们支持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他还是那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他的坦率和诚恳马上赢得满座的好感。当他说到“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时，博得了大家的欢笑。最后贺老总对他们宣布说，过两天军管会要召开座谈会，将邀请大家参加，共同来商讨大政。这个信息马上把他们激动起来，因为这些地方军阀和政客明白，这是有关他们政治前途的事。贺老总这么解除他们的疑虑，拉他们一把，这对于稳定他们，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过了两天，就在原来伪省参议会的地方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出席，更多的席位是给了工人、青年、妇女、学生。还有许多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些工商业资本家，还有教授、作家、教员和演员，连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川剧丑角“当头棒”也请来了。这的确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座谈会。贺老总和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聚精会神地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也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贺老总自始至终下功夫在各种人物中周旋，简直不知疲倦，很快和大家就搞熟了。在这个会上，我们把党的政策通过他们交给群众和各界人士，同时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工人代表的意见最激动人心，他们下决心以主人翁的姿态，要把生产很快恢复起来。一些资本家和地方势力人物虽然难免言不由衷，可是他们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协助作好接管工作，尽快开工生产，开门营业，也就难能可贵了。而且他们既然许下了诺言，我们就可以找他们履行诺言。
最后一天举行宴会，大家成群结队，端着杯子走到贺老总和区党委领导同志面前举杯祝酒。工人、青年、妇女代表的热情自不必说，连“当头棒”和几位川剧演员也端起杯子，向贺老总敬酒。当贺老总一饮而尽时，我亲眼看到“当头棒”的眼睛冒出泪花，嗫嚅地说：“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也有机会和首长们平起平坐，一同喝酒，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改编敌军
川西是国民党残余军队集中的地方，一共有好几十万人。有的起义，有的投降。这是一支危险的力量，在被二野战军堵截和南下的一野战军压迫的时候，他们一下子被打懵了，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等他们清醒过来，联合起来向成都反攻，进行垂死挣扎，那就不好对付了。因为随贺老总南下的只有几万解放军。因此贺老总对于已经被我们包围吃掉了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国民党几十万残军的处置办法，十分关切。他打过几十年的仗，深知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放下武器，也没有改造，这么多手持武器的敌人要作起乱来，是很危险的。当然他也给我们分析，敌人的建制已经被打乱了，更主要的是士无斗志，要一轰而起，兴兵作乱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一股敌军在某一个地方捣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把这些敌军分化瓦解，迅速分散，派出军代表去掌握领导和做士兵的转化工作。如果让潜伏在伪军中的特务阴谋煽动，并且和本地的“地头蛇”勾结起来，就可能出现暴乱。
这一段时间中，我看贺老总日夜为这件事操心。除开派出大批军代表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外，他还亲自找国民党的高级军人谈话，我曾经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谈话。贺老总并不摆出战胜者的姿态，盛气凌人，而是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谈话。那些敌军高级将领，初来的时候，十分拘谨，起初不敢坐下。贺老总叫坐下了，一问话他们又站起来立正，回答问题，必恭必敬。贺老总还是叫他们坐下来说。我看到这些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敌人，忽然这么卑躬屈膝地站着，感觉可笑，又十分高兴。这些曾经疯狂镇压我们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的敌人，也终于有这么一天！我们过去每当同志们横遭逮捕和惨遭杀害的凶讯传来，就咬牙切齿地发誓：“报仇的一天总要到来，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今天果然看到他们低头站在我的面前，真是痛快极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叫我高兴的呢？
但是贺老总显然和我这种情绪是不一样的。他当然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长期和他作过战的敌人。但是一当他们宣布投降了，就要另眼相看，按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了。你看贺老总那么严肃而又诚恳地晓以大义，指明前途。警告他们不要异动，否则严惩不贷，几乎每一次他都对来谈的敌军高级将领说：“你们真要有诚意，就把你们部队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送交给我们解放军。”
贺老总对在川西保留这么几十万成建制的敌军，总不放心。他就曾经摆过赵匡胤说过的那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他请示中央，积极地把一些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地调出川西和四川，分散到外地去慢慢改造。这的确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地主、恶霸、土匪暴乱四起的时候，如果这些国民党军队还云集川西，那就将是我们的极大祸害了。
贺老总对于起义投降的国民党军队是给以宽待的，对于兴兵作乱的，那怕是一点萌芽，他都坚决镇压，绝不姑息。我记得有一次得到消息，驻新津某地的敌军捣乱，杀了我们派去的军代表，拉起来跑了。贺老总生气得很：“给我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结果把那支叛乱的敌军彻底消灭了。
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一个请帖，一看是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罗广文给我送来的。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力量较强，他是被追得走投无路了，才在彭县宣布起义的。他是我的小同乡，我和他彼此知道，家里的人过去有些往来。现在他给我送请帖来，无非知道我是军管会委员，想来拉点关系吧。我拿到这个请帖，十分犹豫，去不去呢？最后我把请帖拿去向贺老总请示，我的意思是想说我拒绝去，以为这样才是划清了界限。
贺老总却对我说：“去，为什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利用？”于是贺老总给我布置：“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实接受改编。要他把国民党的特务抓起来。你劝他准备把他的部队开出四川去改编。只要他把他的部队完整地交出来，不特既往不咎，还要立功受奖，有他的光明前途。”
我按时去罗广文的公馆赴宴，他还请了几个小同乡和他的部队的高级将领参加。在宴会上他们提了许多政策性的问题，我都——作了解答。使我惊奇的是，明明我们有入城约法八章，他们却似乎不大相信，相反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疑问，问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清算。显然这是国民党的特务有意向他们散布的谣言，想动摇他们，煽动他们叛乱。我才明白了贺老总叫我来赴宴的用意。
我按政策对他们进行说服，特别把贺老总亲口叫我给罗广文的传话，对他们讲了。他们听说这些话是贺老总亲口说的，便感觉放心多了。并且要我转告贺老总，他们愿意接受改编。
我赴宴回来，向贺老总汇报了他们的情况，贺老总还叫我去传话。果然罗广文清除了他部队里的国民党特务，并且不久把部队全部开到浙江去接受了改编。罗广文本人也当上了山东省的林业厅长。
下令坐车
成都在旧时代是一个完全的消费城市，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麇集着国民党的军阀官僚集团，四川的大地主集团，黑社会的“袍哥”势力以及和他们依傍的土匪、烟贩等。城内林立的各种衙门，特别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在外表上巧立各种名目的特务机关，都是为保卫这些地主官僚的统治服务的。那些酒楼饭店，四川名菜，供吞云吐雾享受的精致的鸦片烟馆，荡气回肠的川剧、舞场，以及名小旦、交际花、高级妓女，提供雇用的下人的“人市”，都是应有尽有地为地主、官僚、大爷、绅粮，名士们服务的。在成都的所谓生产，其实不过是一些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玩乐享用的手工业制品作坊。这些手工业工人和供他们役使的黄包车夫，搬运力夫都挣扎在困苦的生活底层。近代化的工业只不过是一个不满五百人的纺纱厂和一个两千千瓦的发电厂而已。
这样一个由上层的少数高级消费者和为他们享受服务的下层广大劳动人民构筑而成的纯消费城市，在解放前好像也熙熙攘攘，颇为热闹。这座金字塔形的靡烂社会还发出虚假的繁荣炫光。现在解放了，这个腐朽的金字塔一下倒塌了，偌大的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的一切生活都不能不重新组合。几十万人要各得其所，要吃饭和工作，这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接管的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完全崩溃了的经济结构。在这个腐朽的经济结构中，隐伏着许多凶恶的蛀虫，那些专事投机倒把的“烂滚龙”集团。这个城市还集中了相当大量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被赶到这个城市里潜伏下来的大量特务、流氓集团。他们要趁我们初进城市，困难较多时，和我们捣乱，是自不必说的了。
所以我们进城以后，要把接收的这么一个烂摊子，一个生产停顿，物价飞涨，粮米奇缺，秩序混乱的烂摊子收拾好，要使几十万人民重新走上正常生活的轨道，要叫大家都安居乐业，的确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些情况在入城前贺老总和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是估计到了的。入城以后，军管会马上派出了大量懂得城市政策的接管干部到各方面去接管，并且马上建立了成都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这些工作，我也从区党委调到成都市委工作。由于贺老总和区党委几乎还是用主要精力抓成都市的工作，因此我仍然和贺老总有经常的接触。
我当时分工抓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城市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本来是毛主席在二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的，我们入城前也是反复学习过的，可是进了成都这个消费城市里来，能找到的产业工人却寥寥无几。有的只是组织在各种行帮里的手工业工人，人力车工人，搬运工人和店员工人。有的同志就认识模糊起来，认为这些工人其实是城市贫民。因此提出了在这样一个消费城市里，我们的主要依靠是城市贫民的错误口号，我把这件事向贺老总也汇报了。
贺老总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后，简直发火了。他把烟斗在沙发扶手上敲击说：“说这种话的人我看他就是贫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在城市里工人阶级是生产的阶级，城市贫民是无业游民，是消费者，其中有一些转化成流氓无产阶级，更是破坏生产和秩序的，我们能依靠他们吗？但是如果原来的城市贫民转入了手工行业，或拉黄包车，或搞搬运，或做店员，那就是工人阶级。虽说他们很有一些落后的行帮习气，还是我们的依靠对象，要团结和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
贺老总关于在城市中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参加各种座谈会时，总要找那些工人代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代表谈话，问长问短，十分亲热。他非常关心他们恢复生产和他们生活困难的情况。我们及时发放了一些救济金和平价米。
但是这时却发生了一件黄包车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使我们大伤脑筋。成都市有几千上万的拉黄包车的工人，搬运工人，还有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人，因为解放了，过去雇用他们的人垮台了，他们找得到的“生意”不多，挣饭钱困难起来了。又加上米价飞涨，黑市猖獗，他们的生活更困难了。偏偏这时候还出了一件事。
据说有一个解放军（那时接管干部都穿的解放军制服）在街上看到黄包车夫拉着有钱人在飞跑，认为很不人道，把车子停了下来，命令那个坐车的人下来，训了他一顿。说是人骑人，这是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件事到底有没有，一直搞不清楚，也许不过是敌人故意造谣，制造事端。但这件事一下却传开了，大家再也不敢坐黄包车。黄包车夫失了业，闹了起来，几千黄包车夫拉着车子到军管会门口叫嚷，要拿饭来吃，搞得我们很紧张。这件事虽说经过军管会的同志说服，大家散去了。可是没人坐车，还是没有办法。贺老总把我们找去问明情况，他很生气地说：“乱弹琴，不准人家坐黄包车，他这个人道主义倒好，叫工人饿肚子了。”
我们研究来研究去，只有宣传准许坐黄包车。贺老总认为这样还不够，他说：“你们找人穿上解放军衣服，坐黄包车，在城里转一下就行了嘛。”
我们照贺老总说的办，才算把这一场请愿风波平息下去了。跟着来的象澡堂抹背的、修脚的，饭馆递茶水帕子的，还有其他一些服务性的差事，都容许存在。虽不合理，可是只能逐步改造，不能希望一早晨把好事都办完，这一条我们算是明白了。贺老总为此要我们市委特别加强工会的工作，把总工会筹备会赶快抓起来。
棉纱之战
我们入城不久，便听到一种谣言，说共产党打仗算有一套，管城市搞经济却不行。国民党摆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不好，进城三个月就会呆不住的。这当然只是敌人造出来的谣言和资本家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过我们入城两三月，在经济上所碰到的困难的确很大。最主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操纵了银元市场，米粮市场和棉纱市场，什么东西都跟着银元、米粮和棉纱涨价，而我们从老区带下来的和接收过来的银元和米粮、棉纱等实物都不多，难以和他们较量。以致人民对于人民币失去了信心，纷纷把人民币拿到银元市场上去兑成银元。我们虽然明令禁止了银元黑市，抓了一些银元贩子，可是幕后的操纵分子却没有打击到。人民币继续贬值，米粮价和棉纱价几乎一天几个样，银元黑市猖獗，搞得人心惶惶。贺老总领导区党委开了不少的会，我也参加了。大家都明白，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东西太少，银元市场掌握不住。光靠政治上的打击是不行的，必须在市场上按经济规律和他们斗一斗，把投机倒把分子的势力打下去，才能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发展生产。
于是我亲眼得见贺老总带领成都军管会在市场上和资产阶级斗了一回法。这真是一场我从未见过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贺老总真是日夜操劳，指挥战斗，够辛苦的了。我看他比在战场上指挥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还要辛苦得多。首先一战就是棉纱之战。
成都的棉纱大王一直掌握着成都的棉纱市场。市场上共有多少件棉纱，眼下在谁的手上，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我们的棉纱不多，可以由他们垄断价格，爱涨多少，便涨多少。他们一吞一吐，便收刮去很多棉纱。贺老总命令一批军用卡车开到重庆，把重庆的大批棉纱暗地运到成都来。军车上都作了伪装，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我们在市场按照他们哄抬起来的高价抛出，棉纱大王们便马上照例都吃进去，他们想：你们的老底子我们清楚，只要几天吃光了，我再抛出去，我爱涨多少就涨多少了。他们把一件棉纱的价格从四五百万元（当时一万元约等于现在的一元）哄抬到一千七八百万元。好的，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大量抛售，就按一千七百万一件卖出去，棉纱大王还是不惜高价吃进，因此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他们想向银行借款来继续吸收，一心想着只要吸光了我们的存纱，他们就会垄断市场了。我们便叫人民银行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叫他们借不到凭以投机的人民币。而我们还在继续抛售，他们就开始吃不住劲了。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棉纱，他们的钱已经花完，不得不停止吸收。这时，我们才开始降价抛售，一千六，一千五，一千四，一直垮价。他们就慌了，也不得不跟着向外抛，我们便以较低的价再买进。我们继续压价一千二，一千一，一千，一直压到七百多，看趋势我们还要压价抛售。他们怕再降价，带来更大损失，便惊惶失措地把存的棉纱，以五百万元左右的低价抛出来，我们全都收买了。这时银行逼他们还本付利，几头挤压他们，“大王”们不得不宣布破产了。我们把他们掌握的棉纱抓了过来，就稳定了价格，其他跟着棉纱涨价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后来听说贺老总又下命令，仍然用军车悄悄地把棉纱运往重庆去，在那里再去和那里的“大王”们斗法去。
在米粮问题上我们也采取这种办法，在四乡征集大批粮食，运进城里来，和米粮市场上的投机分子斗法，把他们的资本吃掉，然后把粮价稳定下来，群众都十分称道。
我记得在银元市场混乱，米粮布匹大涨价，人心惶惶，十分紧张的时候。有一些所谓地方头面人物，其中有的人可能就是投机资本家的代言人，说不定就是投机市场的幕后操纵者，到区党委来找贺老总“反映”和“建议”。那意思无非是说：你们人地生疏，银元和物资匮乏，市场难以掌握，只要让他们到军管会来掌管经济，市场风波马上就可以平息下来的。好家伙！他们一面背地里在经济市场上指挥捣乱，一面又公开地来要求我们在经济上让权，这不明明是要我们交出政权吗？
贺老总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对他们玩的这些把戏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我亲见贺老总和他们表面上说些客气话，下来后便抓紧布置和他们斗法。结果我们终于打胜了，把他们卵翼下的“大王”们搞垮了。他们又来在贺老总面前大肆赞扬一番，说物价稳定得好，他们很高兴。贺老总又高高兴兴和他们说一些富于风趣的话，听起来叫我们高兴，他们却是啼笑皆非。
一九五二年，“五反”的时候，我负责和一批资本家谈话，刚好就遇到两个当年的棉纱“大王”，他们不得不承认那次“棉纱大战”他们吃了苦头，叫他们倾家荡产了。他们说，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忽然搞到那么多件棉纱，而且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我只是笑一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贺老总的一个“杰作”呀！
平息叛乱
我们入城以来，最感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不仅我们接收的这个大城市有几十万人张着嘴要粮食吃，我们南下的部队和接管的国民党好几十万部队也要粮食吃，而我们入城后接管的粮食很少。公家的粮食都被国民党贪污和浪费了，而拥有粮食的资本家又以为奇货可居，囤积不卖，故意把粮食价抬得老高老高。几乎一天内早晚市价不同，几天就打一个滚。他们是存心要困死饿死我们的。但是这一条我们入城前早就料到了。所以一入城，马上就派工作队到各县接管政权，跟着就是派出征粮工作队到乡下征购粮食，要地主、富农们把余粮卖出来。可是这马上触犯了那些在乡下作恶多端，欺压农民的地主、恶霸的利益，他们把“负担过重”的叫喊马上传到城里来。在城里自然是不乏他们的代言人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贺老总和区党委负责同志的耳朵里去，他们扬言，“这样征粮，将激起‘民变’。”所谓“民变”，就是说地主、恶霸们将要实行暴乱，以武力反抗征粮。
这样的威胁当然吓不倒贺老总。贺老总在区党委会上清醒地估计了形势，为了保证城市几十万人民不饿饭，是不惜面对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一切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勾结起来搞暴乱的。贺老总说：“他们绝不会甘心失败，绝不会自动交出粮食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说是和平解放，最后还是要靠枪杆子解决问题。”
过不多久，敌人首先在成都东北十五里地的龙潭寺发动了暴乱，武装进攻了我们派到那里征粮的解放军工作队。解放军因寡不敌众，撤到回成都路上的一个坟包边，在敌人的围攻下全部牺牲。敌人占领了龙潭寺后，就到处“飞帖子”，号召叛乱。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成都。我在区党委听到了，不无几分震动。有个作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也来找我反映，说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可是贺老总却没有任何吃惊，坦然地照他的日常程序办他的事，甚至见到我们，还照样说几句玩笑话。但是他在会议上，却紧张地布置部队的调动工作。他已经预见到这绝不是一个小地方的偶然叛乱，而是敌人全面叛乱的信号。他们企图把我们有限的部队陷入他们的叛乱海洋中去，并且把我们挤出成都。因此贺老总正在和部队的首长们商量全面平息叛乱的计划。
果然，没有过半个月，在整个川西以及和川西接壤的川南、川北、西康等地，估计不下有几十万地主土匪武装，在各地发动了叛乱。不仅我们派到农村的没来得及撤退的征粮干部，被他们抓住，用各种残毒的刑法打死了，就是退到一个一个象孤岛的县城里的，也被叛乱土匪围攻。县委和少数武装部队日夜守城、和敌人血战，有少数的县城被敌人攻陷了，就象一个孤岛沉没了一般。县委和工作队突围出来的不多，大半都英勇牺牲了。后来发展到除一些县城外，乡下几乎都被叛乱土匪占领，一直把成都也包围起来了。晚上我们到城墙上巡视，连城边的青羊宫也有敌人的机关枪在向城里嗒嗒嗒地盲目扫射，还可以望得见一道一道的火光射到天上。他们以为这样威胁我们，就可以动摇我们的平息叛乱的决心。
这时，在城里的特务和地主袍哥头目，也乘城外叛乱，在城里嚣张地活动起来。有的放谣言说：“解放军打了三千把大刀，贺龙要血洗成都后逃跑了。”这样，弄得城里，人心惶惶，米价涨得更快，人民币更快地贬值，几乎弄到不给银元就买不到东西的地步。特务流氓在街上寻事，把我们停在市委门口的一部卡车烧掉了，把在东门外大街上开行的一部吉普车也包围起来砸烂了，甚至还出现了打黑枪。他们故意制造恐怖，城里人心出现了一些浮动。
就好像是配合好了的一样，有一天，有几位地方的头面人物出现在区党委，要求见贺老总。贺老总下楼去见他们，我也在场。这些人物在入城初期也来找过贺老总，也参加过贺老总主持的座谈会，都是必恭必敬的样子，总是鲜明地表示，拥护共产党。现在一来，却显得有点大模大样，甚至有几分倨傲的神情。他们随着他们想象中的政治气候的稀微变迁，便这样显得前恭后倨。我看了真是有几分恼怒。
但是贺老总却很坦然，象过去一样，对他们表示热情接待。甚至我幼稚地认为贺老总不应该对他们这种倨傲态度照原样表示热情。贺老总和他们寒暄后一直在说闲话，开玩笑，甚至不知怎么地问起他们之中一个人有多少房姨太太来。问得那位拥有许多姨太太的“地头王”脸红起来。
这样闲谈了一会，一直没说到正题。连我这样低水平的人，也猜得出他们决不是来找贺老总“摆龙门阵”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嘛。贺老总当然更不会不明白。倒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贺老总老是这么故意东拉西扯，不转入正题呢？
后来他们之中的一位到底说了，他问到城外叛乱这么厉害，城里人心惶惶，老总到底有什么打算？贺老总故意问：“你们看怎么办？”
他们露出来意了，说，他们这些人在四川干过几十年，还有一定的号召力。那个比较“冒”的军阀说：“如象××公，随便号召十万八万人是号召得拢来的，城外这点乱子没有啥，我们站出来打个招呼，就消下去了。”
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你们到了这个新码头，才玩两个月就玩不转了。只有把他们这些“地头王”请出来说话，才能把事情搁得平。也就是说把政权交给他们，才能解决问题。
贺老总没有多说什么，又随便摆谈几句，就送客了。
可是贺老总送走来客，走上二楼就发火了：“娘卖×，要老子讲和，想得倒妙。给老子狠狠地打！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
贺老总把军政负责同志找来，在二楼大会议室开会，下决心要调动人马出去平叛。我们这些不懂军事的人，总觉得土匪闹到城边了，应该四门出动，消灭叛匪。但是贺老总布置的却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是用的擒贼擒王的办法。把叛匪的叛乱中心找到以后，实行强行军，突然袭击，彻底把匪巢给他端了。下面都是些乌合之众，一下就能打散它。他马上派王新亭司令员亲自坐上装甲车，带领战斗力强的部队，直奔灌县的巨源场，把敌人的一个叛乱巢穴挖了。然后左右扩张战果，一下就把成都穿过川西平原到灌县的主要通路打通了。打到成都城边来的叛匪，见势不妙，也就退走了，王司令员回来摆谈起来，使我这个旁听者大开眼界。
贺老总早就胸有成竹，知道解放军一出马，就等捷报。所以他布置以后，显得特别的轻松，甚至有几分悠闲。有时吃罢晚饭、他还下楼来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打堆。
有一天晚饭后，我和一位同志走象棋。他走过来看了一会，便蹲下来帮我的对方走。慢慢就变成他和我对战了。他走得非常快，老催我快走。我素来思想迟钝，很不习惯快走，他一催，把我搞得心慌意乱了。他越见我心慌意乱、就越催得紧，把我的棋局搞得越更乱了。他几下子就将了我的军，他大叫：“将军！”“将军！”我仔细看，原来他走了一步拐脚马，才把我的帅将住了的。我就说：“咳，老总，你怎么走起拐脚马来了？”他笑了起来，说：“我才不管你的拐脚马，打起仗来，反正以吃到你的老帅为原则。”他于是丢开棋局，和我们谈起打仗的事来。他摆过去红军时代，他们和国民党打仗，每次对阵，都不按国民党的《步兵操典》打。管你什么德国战术，就不按他们那一套章法，总是出敌人意外，远程奔袭，一下就搞到他的司令部里去，捉了他的师长，旅长。他们还不服气，说没有按打仗的章法打。贺老总笑一笑说：“我才不管你的呢，反正把你的部队打垮，捉到你的将军，这就是原则。”
我说：“所以老总就走起拐脚马来了。”
他说：“他们觉得拐脚马走不过去，吃不到他的老帅，我这马偏能走拐脚，一下就抓到他的老帅了。”说吧，他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他又补一句：“当然，我们走棋耍，还是要有规则的，不能走拐脚马的。我看你一被催慌了，乱了阵脚，我就好偷你的棋了。打仗就是要把敌人搞得心慌意乱，才好争取主动。”
这哪里是在说走棋，分明是在传授他的打仗经验了。
依靠群众
贺老总在指挥平息叛乱的时候，不是只依靠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还特别注意政治上的瓦解，特别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参加剿匪。
从许多可靠的情报看来，虽说叛匪有几十万，但是真正的核心反动力量并不很强大，这是由地主武装和袍哥队伍，国民党临解放前匆忙组成的游干班的特务叛匪，加上少数起义投降后又叛变的国民党军队组成的。对于这些顽抗的叛匪必须采取坚决打击，彻底歼灭的态度，对于大量被他们裹胁的农民，却必须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
我记得有一次贺老总听汇报，有个解放军领导同志说，这些叛匪都是穿的老百姓的衣服，简直分不清哪是叛匪，哪是被裹胁的农民。解放军战士怕打了农民群众，不敢狠狠开枪。有的看来是农民，走拢去却挨了他的枪，吃了亏，有的却在对阵时、明显地把枪抬得高高的、朝天上打。
贺老总断然地说：“凡是拿枪打我们解放军的，不管他穿的什么衣服，都是敌人，一律坚决消灭。但是经过喊话，放下武器，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要消灭。至于那朝天放枪的，明显是被叛匪裹胁的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对他们决不可以消灭。”
贺老总这样区别对待的办法，坚决歼灭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那些被裹胁的农民经过战场上的政治喊话，区别对待，又动员他们的家属去喊他们回来，过不多久，叛匪的势力大大地削弱了。
在这里，贺老总特别强调政治工作，要采取各种办法，把我们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帮助平叛剿匪，这才是最厉害的。
我记得有一回一位同志汇报说，有一次，解放军打进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子里去，那里的群众还没有见过解放军，被土匪欺骗和威胁，都跑上山躲避去了。但是有一个青年妇女带着一个才几月的奶娃，因为正在喂奶，没来得及跑掉，把奶娃放在床上，自己匆匆地钻进一个柴垛里藏了起来。我们解放军进村后，发现这个正哭着的奶娃，非常细心地抱起来，可是找不到母亲，很着急。战士们只好一面熬一点米汤喂这个奶娃，一面从一头没有来得及拉走的正奶小牛的奶牛身上挤一点奶来，细心地喂奶娃。还换尿片，诓他不哭，做得很认真。这个妈妈在柴垛里亲眼看到了，再也不怕了，从柴垛里跑了出来，流着感激的眼泪，向解放军下跪了。解放军忙扶起她来，把奶娃还给了她。
这个妈妈和一位害着病没有跑的老大爷发觉，解放军真是秋毫不犯，凡是锁着的门，都代贴上了封条，自己宁肯住在牛棚里，在外边挖灶煮饭，也不进屋骚扰老百姓。有的牛没有牵走，解放军牵出去代为喂草，猪圈里的猪解放军也替老百姓养得好好的。他们看了感动极了，亲自上山去把村里的人都叫了回来了。他们从此对解放军十分亲热，送信带路，积极得很，叛匪被瓦解出来的不少，剩下的站不住脚，只好逃进深山里去了。
这个故事当时我听了十分感动，至今难以忘记。贺老总当时大大称赞这支部队，说：“都这样作群众工作，什么厉害的叛匪也站不住脚了。”
当时我们用这样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不几个月就把叛匪大半平息，少数顽匪也逃入深山去了。川西产粮丰盛的坝子又回到我们手里，粮食供应多了，城里的民心也安定了。加上我们打击投机倒把，坚决镇压一些公开捣乱的阶级敌人，城里的秩序越来越好了。最有意思的是，那时趾高气扬来威胁贺老总、要他交出权力的实力人物，又来对贺老总领导有方，迅速平定叛乱，表示不遗余力的歌颂了。
贺老总还是那样，不当一回事，和他们很随便地聊天，谈东说西，是不是又谈到他们讨了多少姨太太的事，我记不起来了。他还是那么一面闲聊着，一面欣赏他的烟斗，慢悠悠地抽着他的烟斗，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泰然自若，成竹在胸的老帅风度，给我留下至今不能忘记的印象。
含笑九天
过不多久，贺老总离开成都到重庆主持西南军区的工作去了。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初，我们到重庆西南局开组织工作会议时，听说他病了，正在北碚温泉休养。我和老红军老罗同志一同到北碚去看望他，我们一进北温泉，看他正在那个荷花池边坐着钓鱼。我们走拢去，他很厌烦地把钓鱼杆一扔，站了起来，带我们到他的小楼上去。他边走边说：“医生估倒我钓鱼，我硬是没有这份耐性。”他的秘书告诉我们：“老总说，事情一大堆，把他弄到这里来休养，医生天天要他坐在池边钓一两个钟头的鱼，他简直不耐烦了。但是他也不得不服从，因为这是西南局的决定。”这样说来，贺老总是在奉命养病了。
从那以后，只在贺老总到成都来住在金牛坝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两次，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受了不白之冤，被批被斗，遭抓遭关，在关押中听说贺老总在什么会上大发雷霆，不久便听说他也挨整了，江青说他是“大土匪”。我听了一点也不觉得惊奇，过去国民党叫红军为“赤匪”，现在又有这样的人叫他是土匪，有什么奇怪呢？不久又听说他的罪名是在西南地区阴谋搞什么“二月兵变”，说得活龙活现的，这却使我大为惊奇了。甚至谣传他驾飞机投奔莫斯科去了，那就更是稀奇了。
以后贺老总的消息我再也没有听到，直到我在一九七五年读到薛明同志写的一份材料。
读了那份材料，才知道贺老总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连周总理也保他不住了，受尽了侮辱和折磨，甚至在死前连馒头也吃不上，水都不让喝。这么一位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功的开国老帅，竟然含冤而死了，一颗红色的巨星在东方的天空陨落了。全国人民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谁不为他的屈死而落泪，谁不为他的冤枉而义愤填膺呢？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竟然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谁不提出这是为什么的疑问呢？谁不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而深思、而斗争呢？
我终于看到周总理以重病之身亲自去八宝山为贺老总主持骨灰安放仪式大会，实质上也就是为他昭雪平反的大会。我终于读到了周总理讲的悼词。这位晚年身遭不白之冤的老帅，到底名垂青史，而迫害他的人到底被投进历史的垃圾堆。
贺老总九天有灵，该含笑安息了吧。
197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