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辛苦路
谋划写作《搜书四记》一文的那几天，想想这四年（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真可算是“乏善可陈”，于是未战先怯，犹疑不定。这天，有位中学同学将赴加拿大定居，约几个老同学话别。这位同学的父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得天独厚，他自幼弹一手好钢琴，水平高到在香港授课。同窗数载，这位性情高傲的同学与我只说过几句话，好像是一道几何题他做不出来，只好向我求教。去年春天，中学同学们建了个微信群，如同所有的微信群一样，时间一久，便“话不投机半句多”了，所谓“话”，实质便是“观点各异”。某天，为了个“顾顺章灭门案”抬起杠来，我的观点无人支持，只有远在香港的“钢琴师”声援我。就是这么个原因，我被邀参加“钢琴师”的话别小聚。赴约的路上，一边看着车窗外的街景，一边想着《搜书四记》如何进行，忽然，一个皆大欢喜的念头蹦了出来。
人生或可分为三个阶段，假设你能活到九十或更多，且将三十年设为一个阶段。“三十而立”乃人生第一阶段之结束，同时开启第二阶段；“六十耳顺”乃第二阶段之结束，第三阶段之开启。我人生的搜书之旅，开始于一九八六年，结束于二〇一六年，不正好是三十年么，而我亦逾花甲之年，“来日无多慎买书”，本不该再以搜书为日课了。
“搜书之旅三十年”是这么计算出来的：《搜书四记》之前，我已出版过《搜书记》（时间范围是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四年）、《搜书后记》（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搜书劄记》（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二年），这二十六年加上《搜书四记》的四年，约略近乎“三十功名尘与土”罢。
换句话说，《搜书记》是开始篇，《搜书四记》是结束篇。有一点须说明，《搜书四记》的写法与前三记是一致的，但它不是独立的一本书，而是作为《三十年来之搜书记》的最末一章。如果“四记”单独出书，感觉“势单力薄”，不如与前三记合围成一本大书。另一个原因是借此机会，将前三记做一番修订整合的工作，以图更好地回望一个爱书人三十年来的辛苦路。
所谓“皆大欢喜”，我是这么考虑的，《搜书记》初创，来自徐峙立的主持，那么“四记”由她主持谢幕，不作第二人想。说起来，有那么一点儿伤感，这书怎么有那么一种诀别的意味在。想起金性尧先生在《闭关录》后记里的话：“书名《闭关录》，固然也可解为闭门著书，闭门读书之意，但对我来说，也便是关门书的别称。今后零星的文章虽然还是写，但要出书，却办不到了。”这一年金性尧八十八岁，四年后去世。
提到徐峙立就不能不提止庵，那一天如果没有止庵的意见，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搜书记》这本书了。那一天，止庵带徐峙立来，徐峙立是第一次光临寒舍，她后来写文章说，“原以为收藏旧书刊的人家一定很脏。”闲聊之中止庵翻看我的书账，书账里的一句闲话“天上飘着雪花，地上走着一个书痴”，本来是我随手写的，他却看出意趣来，命令似地说：“老谢，你就写淘书的故事吧！”徐峙立听了也赞同。定了“淘书故事”这个选题之后，有一天黄昏时分，我照例去一里地外的慈寿寺塔下散步，散着散着，“搜书记”这个书名就蹦了出来，如同“三十年来之搜书记”一样，我有几本书的名字都不是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得来的。
回想自己三十年来如一日地买书，的确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忽然想到徐清秋《求书散记》里的“五阶段求书”，正好可以被我所用。《求书散记》刊于一九四四年上海《永安》杂志，徐清秋称：“余自弱冠后，对于书籍之爱好，有与年俱增之概，几乎视为第二生命，即在烽镝遍地之际，仍竭力以护存之。犹忆过去求书情况，颇有足述者。按余之求书范围，每随年龄思想而转移，约可别为五阶段，第一时期为小说，第二期为杂志，第三为综合性书籍，第四为专门书籍，第五为文献史料。每一阶段中，均有相当可珍之册籍获得。惜于丁丑之役，被毁大半，今所保存者，仅为劫余之物，思之有余痛焉。”忽然想到“求书”比“搜书”意味深长，口吻似乎也客气了很多。但如今改名已然来不及了。
我似乎没有如徐先生那么泾渭分明的五个阶段，如果要分的话，大概三个时期比较适合我。第一时期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第二时期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六年，第三时期最长，一九九七年至今。
第一时期没有目标清晰的“搜书”和“求书”，只能说喜欢书喜欢买书吧，更没有版本的概念，如同宇宙之初，混沌未开。第一时期，一般而言就是初级阶段，它是通向高级阶段的必经之路，绕是绕不开的，愚笨者初级阶段长些，聪慧者则短些，我属于前者，第一时期长达十数年之久。所谓“愚笨”，具体到“搜书”上就是胡乱买书，买了许多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书籍。跟风买书，什么书时兴买什么书，也是愚笨的表现。于我而言，第一时期“愧而不悔”，那些不值一提的书籍，我一本也没有抛弃（连范曾的书也没扔），偶尔翻出它们，反而有一种温馨而惆怅的感情。没有它们，我可能会走向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由于一次偶遇，我的搜书之路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第二时期由此开始。那一年春夏之交，我由于生计的关系，获得了空前多的空闲。某天，我在琉璃厂闲逛，鬼使神差地钻进了海王邨里面曲里拐弯的一家旧书店，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中国书店的一个分店。此店的特别之处是能够直接从“大库”里拿好书，或者读者开书单他们去大库里给你配书。“大库”位于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那座造型像一条船的三层楼即是（此楼建于一九二〇年，俗称“船楼”，原为京华印书局所有）。这座船楼对于痴迷古旧书刊的淘书者来讲，就是一座神秘的宝藏之楼，据说公私合营以来大包大包的古旧书仍处于未开封的状态，等于时光的凝固。
这个店只有朝西的几扇窗户，窗户前还有走廊，所以屋里总是幽暗不明，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通常店里只有一两个顾客，店员永远比顾客多。我第一回进来，由于翻书的手法，还遭到老店员的呵斥：“这书可经不住你这么翻！”由生客到熟客，总是要经过“做成几单生意”的磨合。一来二去，老店员知道我不是只看不买的“蹭书客”，口气温和了下来，而我明镜高悬，书商也是商人，“先敬罗衣后敬人”免不了。某天我见到柜台里放着一捆书，书顶刷着红褐色，我很好奇，便请店员拿上柜台打开来看，才知道不是书，是《万象》杂志，而且是全套的四十四本。从来没见过如此小巧可爱的杂志，我想要，可店员说是给某图书馆留的，不能卖给我，当时立刻沮丧了。我去此店的频率大约是两周三次，去一次看一眼《万象》,《万象》一直安静地在柜台里等待，很久了图书馆也没来取。大约两个月后，店里管事的老店员种金明师傅下令：“卖给小谢吧！”
你没见过《万象》，或者你只见过一二零本，你体会不到《万象》之曼妙。这样的方形小杂志集中地生产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概有六七种吧。自《万象》落掌之后，得陇望蜀，我问种师傅能不能专门找这种小杂志给我，不久，《大众》《春秋》《茶话》陆续从大库给我找来了。那段美好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后来姜德明先生对我讲，向大库递书单配杂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弢，另一个就是我。
海王邨蜜月期奠定了我收集民国杂志的专题（与徐清秋“第二为杂志”不谋而合），这条路一直延续到今天。海王邨之后，我所得之珍稀刊物多数还是来自中国书店其他分店，如六里桥三十九号楼、西单横二条、海淀中国书店等。
第三时期定一九九七年为开始之年，有几个只有我心里明白的道理。能公开说的有几点：一、我不再是独来独往地淘书了，结交了几个书友，一直交往到今天；二、我开始往报刊大量投稿；三、我开始预谋出书了。
如果说前两个时期是纯粹的淘书阶段，而后二十年有一个升华，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我称之为“以书养书”，再说得好听一点，买了这么多书，总得阅读吧，总得消化吧。“以书养书”算的是经济账，二十年来我所得稿费，差不多与购书款扯平，再说得庸俗一点，一万来册书刊近乎“免费”白来的。稿费的苦辣酸甜，是个有趣的话题，却很少有人写文章，我只见过邓云乡的《稿费沧桑》，张洁的《不再清高》。稿费不像稳定的薪水有固定的日子、固定的数额，稿费往往多少没谱、日期没谱。我记日记，记购书账，也记稿费账。我写过一段话：“除夕那几天给我寄稿费的报纸杂志出版社，我会特别地感谢，我把这些稿费视为年终奖金。”
三十年来之日记，三十年来之搜书，三十年来之辛苦，换来三十本不成器的著述。书原本是没有的，写得多了，也便成了书。三十年来之生活，三十年来一万个日夜，当然不只“搜书”一件事情，而我的存在感似乎仅系于此。想说的话很多，回首苍茫，沉郁感发，归结于一句话吧：“是到了该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