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

关于各解释方法之间有没有共通的位阶顺序，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在不同的个案中，如何选择，有实质合理性的考量。一般而言，文义解释优先，这与成文法国家的法条主义有关。既然法律是文字的表述，那么以通常的用语文义来解释法律就是适当的。即是说，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首先要运用文理解释方法，而不是先采论理解释。^[2]这里的问题是，何为文义？是以文字自然呈现出的意蕴为文义，还是以立法者的立法时的想法为文义？

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是根据解释目标进行的分类，主观解释主张刑法解释的目标是探究立法原意，因为这最符合法条制定的本意，也才最准确；客观解释主张刑法解释的目标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探究刑法用语所呈现出来的客观含义，这种含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客观解释主要占据上风。这是因为，立法原意是否存在已被质疑，并不能把参与立法者的观点当作立法原意；刑法立法时间越久，刑法理论研究越成熟，刑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就会越突出，那么以法律客观彰显的含义来解释法律，是最符合时代发展的，也最可能适应时代，否则会出现刑法束手无策的局面。

那在剩下的论理解释方法中，又该如何排序呢？有观点认为，基本顺序是字义标准、法律的意义脉络、历史的目的论解释、立法者的意图、客观的目的论解释、合宪性解释。^[3]还有观点指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应寻求如下解释规则：第一，文义解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第二，体系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之后，仍不能确定语词含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运用；第三，目的解释只是在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仍不能确定其含义时，才可运用。上述刑法解释规则的核心是从严解释，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4]另有观点指出，最后还要通过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伦理学方法进行考量。^[5]当然还有其他观点。各种观点对各论理解释方法的位阶排列不同，但基本都认同目的解释处于靠后的检验其他解释方法的地位。笔者认为，论理解释方法并没有固定的位阶，采用哪种解释方法在刑法的具体解释中情况也各异。扩大、限缩、当然、反面解释都是为了确定具体语词和规范的含义，但解释本条规范不能就事论事，还得通过比较本条规定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与前后文的关系来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这便是体系解释的作用；而沿革解释作为确定罪状内容的方法限定着罪名的现实范围，这些有时是同时适用的。目的解释是最终的判断标准，目的是规范目的，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时，只有依据目的做出最终的判断取舍。

目的解释该如何探寻？这里的目的是法律本身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体现。目的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僵化不变的，它是根植于现实社会，综合多种实定法之外因素的考察。正如有观点指出的那样，“整个审判程序就是一个多方信息交换和多种利益角力的过程，被告人、律师、被害人、检察官无一不以自己的行为积极参与着这种‘交谈’，与法官一起共同决定着法规范的目的”。^[6]也就是说，在刑法的适用中，目的的探寻离不开司法官个人的背景、社会的观感、历史与现实的态度、各方利益的衡量，这个过程是实质性、动态的，从多元的价值中选择最公正的目的。

“如果具体个案清楚的可被包摄到法条文义之下，但目的性衡量的结果却是反对将该法条适用于此案件，那么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就可能透过所谓的‘目的性限缩’来限制，使其不再蕴含这个案件”。^[7]刑法禁止类推，超出文义范围的解释不被允许。要注意的是，目的性限缩有时也与罪刑法定不符，所谓目的性限缩，指一个法律条文的文义太宽，将不该适用的案件包含在内。而按照该条文的目的，是不应该包括这类案件的，于是直接依据其立法目的，将该类案件排除在外。这种限缩方式的根据是探究到的法的目的。对正当化行为的目的性限缩是另一种表现的类推。可见，目的解释的适用同样存在限制。

总之，刑法解释方法不限于一种，适用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必刻意按照一定的位阶，而可以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