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夏、商、周统称为“三代”，因为并不能算“朝”。“朝”的说法是在秦及以后，主要的区别是：是否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统管全国地方。秦及以后是这样的，夏、商、周则不同，它们顶多算是部落联盟、部落国家联盟或者邦国联盟。他们所谓的中央政权，只是据“中国”之地，即他们认知中的世界中心，然而对全国各地、各诸侯的控制，却是非常薄弱而不可靠的。这与秦汉及以后是不同的。

就拿“夏”来说，甚至其存在与否，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支持者认为“夏小正历法”以及“二里头遗址”“龙山遗址”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个传说中的时代。而且《史记·夏本纪》中记载有详细的夏代世系，并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但是，至今仍没有直接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大禹是活生生存在的人，而非人们想象中的神，也没有一件夏代出土文物中提及“夏”这个字。但中国史家历来都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并皆以大禹事迹为不可灭之传说。这或许是人们对这个尚未证实存在的朝代一种感情上的认同。毕竟大禹治水这样的事情，以及夏启家天下、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孔甲服夷、夏桀暴政之类，是多么的精彩而又跌宕，又多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这便又有可探究的地方，也正是本书中“夏篇”所要叙述和研究的。

至于“商”，商人嗜酒、商人尚鬼神、商人重巫、商人多迁、商人好赌、商人一掷千金又一本万利。商人天性中似乎就万事不在乎、处处不拘节。商汤、武丁，甚至都曾用过奴隶为相，然而，他们一个是开国之君，一个是盛世之主。伊尹虽是商臣名相，却曾流放国君太甲。商人重巫敬神，武乙却敢射天辱帝……商人不好捉摸，似乎从不按套路出牌，却用青铜铸造起一个无比辉煌的盛世。商人就像孩童，随心开怀大笑，或是无由抑郁悲伤。正如他们的艺术品，粗犷却又细腻，看似杂乱无序，其实却暗藏文章。所以，先秦文物，尤尊商器。后母戊大方鼎的名声，恐怕小孩子也都有所耳闻；四羊方尊的精美，想必外国人也为之惊叹。商是神秘的，但她又是包容的；商是诡异的，但她又是精彩的；商是确实的，但她又是不可捉摸的。虽然现在我们的处事、思想，并没有太多商的遗留，但她却是华夏文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之所以还能是中国人的捍卫者。为什么呢？书中自有答案。

“周”分为西周与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成为本系列的其他分册，此书只讲西周事。周人思想应该是现在中国人思想的奠基者，也是以农立国、重农抑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创立者，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文王昌、武王发、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一个个都是儒家文化的先驱者，更是诸子百家的前行者。《尚书》《逸周书》《周易》《诗经》，无一不是后人著书立说的根据。所谓的“引经据典”，大约便是言此事了。而孔老夫子是最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也是最向往这些“经典”的，做梦都想回到这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制度、有礼仪、有廉耻、有刑罚。做事为人皆有规矩法度，甚至细致到步子如何迈，饭食如何吃。为民者为民，为臣者为臣，为君者为君，正所谓君君、臣臣、民民，社会井然有序，层级分外明白。并且周人用家国代替邦国，最终获得好大一个家，结果处处是传人。

如果要您分别用三个词语来形容这三个世代，您会如何选择这三个词语呢？

夏，“禹刑”“小正”“二里头”。

禹刑其实是大禹之子启制定的，但开了中国法制的先河。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影响深远。二里头遗址则是中国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能证明当时国家文明的历史证据。

商，“殷墟”“青铜”“甲骨文”。

殷墟的存在，便是证明商王朝存在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其中出土的青铜器、甲骨卜辞，又显示了商的强大、繁荣、昌盛。尤其是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龙骨上的甲骨文，更是难得的古代文字资料，为今人对商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西周，“井田”“分封”“嫡长子”。

井田制是西周农业发展的基础，甚至清朝时，仍有人提议恢复这种制度。分封制是西周政治军事的基础，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正是国家。嫡长子继承制则是这个国家得以延续的根本，更是各种伦理道德的底线原则。

夏、商、西周三代，成就的是中国之梦，确定的是九州之根，奠定的是华夏之魂。在如今人们缺失信仰、徘徊迷茫的时候，或许正需要一些“old fashion”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该往哪里去”之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