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衙门里的“官代书”

在明清时期的衙门里，还有一种非官非民，却与诉讼密切联系的职务——代书。顾名思义，代书就是代他人书写诉状的人。由于古代衙门诉讼奉行书面主义，打官司时非常看重这一纸诉状。但民间百姓多不识字，能够书写诉状的人很少，而衙门对诉状的形式又有专门的要求，因此，一旦要打官司写诉状，就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专业人士”，而代书就属于一种“合法”的职业。

在《唐律》中，就已经对代写诉状的行为作了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如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从这一规定来看，首先，“为人作辞牒”即代写诉状的行为是合法的；其次，代写诉状不得虚构和夸大，否则就要依法予以惩处。这一规定也被后世的法律所沿袭。到了明朝，正式出现了“代书人”的职业。吕坤在为官时就曾下令：“凡各府州县受词衙门，责令代书人等俱照后式填写”，并列出近30种告状式，规定“如不合式者，将代书人重责枷号，所告不许准理”。

由于在形式上代书人和讼师所从事的职业并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有的讼师打着代书人的旗号，而有的代书人本身就是讼师。为了防止代书人同讼师沆瀣一气，教唆词讼，便采取了将代书人公开化，纳入衙门的监督和管理。清康熙年间，黄六鸿任山东郯城知县时，就采取了“考代书”的方法，规定：

有在本治为人代书词状者，许赴本县，定日当堂考试。词理明通且验其状貌端良者，取定数名，开明年貌籍贯，投

具认保状。本县发一小木印记，上刻正堂花押，下刻代书某人。凡系告诉状词，于纸尾用此印记。严谕代书，无论原被，止要据事明白直书，不许架空装点。本县审出真情，立拿代书并告人重责，然后剖断。其余未取代书，如系远方游棍，立行驱逐；如系土著，敢有捏虚擅书，立拿重责枷示。其原被词状，无本代书印记者不准。所取认代书，敢有欺凌乡民孤寡，任意勒索，不即与书写者，许本人赴禀重究。

雍正七年（1729年）将考设代书制度推及全国，《大清律例·刑律·诉讼》“教唆词讼”条的《条例》规定：

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门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

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该管地方官实力查拿，从重究办。

这样一来，代书正式被赋予了官方的背景，成为“官代书”。而代书的资格须经考试通过方可取得。县令初到任时，需按例“考试代书”，“先期牌示，某月日招考代书”。形式一般是“定日当堂考试”。考试当天，“应考者静候点名给卷，试以策论或告示，所命题率为清讼息争、奉公守法等语”。除此以外，还要从文化水平、人品、相貌、书写等方面进行考核。基本要求是要“诚实识字”，“事理明白、字画端楷”，“不但择其文理，还当觇其人品，或状貌善良，语言醇正”，而且要“历素朴直，谙公无劣”。

官代书虽然有官方的背景，但却没有官方的身份，自然也就没有所谓俸禄可领，他们的收入主要靠写状费、盖戳费。这个“戳”很重要，按规定，凡状纸须经官代书盖戳，衙门才予受理。官代书戳记经衙门授权，是官代书代表衙门行使部分司法职能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戳记作为官代书代表衙门执法的凭证，不能随意私刻。官代书戳记一般由三部分组成——时任知县、花押、官代书姓名。戳记一般由一个梯形和一个矩形组合而成，形状类似于房屋的剖面。梯形在上，矩形在下。梯形内的文字一般为“正堂×”，以表明该印记是由“×知县”在任时所颁发。梯形下的矩形部分又分为左、中、右三个长方形，中间的较左、右为大。右框的文字一般为“本县给代书”“考取官代书”“准取官代书”“给官代书”或“官代书”之类的。左框的文字一般为“×××戳记”或“×××”，写明官代书的姓名，有的地方则为“　月　日”。中框为花押，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连写而成。凡乡民告状，须在写好的状式上加盖官代书戳记，否则衙门一般不予受理。新官上任，都要将前任所颁戳记收回，重新刻印，花押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代书在任职期间去世，也须将戳记呈缴。

官代书戳记

官代书的基本职责就是为他人代写词状。为了保证官代书能够依法履行职责，防止在诉状中擅自增减情节、诬陷他人，在法律上对书写诉状有着严格的要求，若不遵守，即会受到惩责乃至革职。《大清律例汇通新纂》就规定：

被告干证不得牵连多人，如有将无干之人混行开出及告奸盗牵连妇女作证者，除不准外，仍责代书；无代书戳记者不阅，违式双行叠写，定责代书；冒名代告，旧事翻新，虚词诬枉者，除本人反坐外，仍移代书责革。凡争控坟穴山场，俱应据实直书，如敢以毁冢、减骸盗发等词，架词装点，希图耸听者，除不准外，定将代书究革。凡投词须查明两造前后批词及地邻原差一切禀恳批语，全开叙夹单呈阅。如敢故为遗漏开载不全及削改字句，只将初呈一、二批语填写者，察出，定该代书责革。

设立官代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危害社会。通过官代书，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诉状拒之门外，衙门不受理未经官代书盖戳的状纸，也使得官代书对诉状的审查更多了一份责任，减少了一些虚诬的词状，也因此而减轻了衙门的压力。但由于官代书同讼师都是以书写诉状谋生的，两者的界限往往是很模糊的，有些官代书原本就是讼师考取而成。为谋取自己利益，往往与讼师互相勾结。讼师会主动贿赂官代书，以达到将自己所写的底稿由官代书誊抄。为了防止官代书与讼师相互勾结，衙门也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如康熙年间任会稽知县的张我观在文告中就说：

照得考取代书，原欲使与两造叙事之始末理辩曲直耳。近阅呈词，多有讼师起稿，代书誊清用戳，故尔事多蔓牵，小题大做，唆讼不已，以致案牍广积，检阅纷繁。及当堂审讯，公道自在，鬼神难欺，虽据巧词如簧，终必曲直攸分。是以上宪屡行饬禁。何物讼师，犹故顽梗不化。今特出示，饬谕取录代书知悉。嗣后呈状，必据原告口吐真情，代书据实自写，不许用其来稿。如有来稿，必查阅稿系何人所作，状尾开注做稿姓名，以凭根究。倘或代书徇庇不注，一并查究不贷。特谕。

因此，衙门设立官代书是为了防范讼师，但由于需求的存在，使得这一制度设计在实际的执行中不免大打折扣；而古代衙门的结构与诉讼制度的设计，特别是民间的需求，又为讼师的存在和生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使得讼师成为明清时期司法制度中的一个奇特的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