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衙门中的书吏

州县衙门中的书吏，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簿书、案牍和有关文件以及处理诸项杂务。按照中央六部衙门的分类，州县衙门的书吏也被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房主要管理县衙文书及衙门内总的事务；户房管理仓库、税收及差派徭役等；礼房管理祭祀、学校考试、旌表节孝等；兵房管理驿站及三班衙役；刑房主要办理有关司法审判的事务；工房承办工程修造方面的事务。除“六房”之外，州县衙门里可能还另有一些负责特别事务的办公室或书吏。

州县衙门的“六房”书吏中，又以刑房和户房书吏的权最重，尤其是刑房书吏，负责办理有关司法审判的事务，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刑房书吏最主要的一项权力就是拟写“票稿”。

票，是指传票、差票。它是执行有关司法工作，如逮捕、勘验等的凭证和依据。票根据所执行的内容不同，分为许多种。一是调查票，即写有“查明”“查复”等语句，命令执行人查清当事人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理由的文书；二是取证票，即写有“吊契”等字句，由执行人向当事人提取有关证据的文书；三是督责票，即写有“理论”“押令”等用语，命令当事人履行一定义务的文书；四是调解票，即写有“妥为理处息事”等语句，劝告双方当事人息讼止争的文书；五是遏暴票，即写有“谕止”等字样的制止暴力行为的文书；六是查封票，即写有“封收”“查封”等字样的文书；七是传讯票，即传当事人到衙门审讯的传票；八是逮捕票，即强制逮捕犯人的文书。票的签发权是由州县官行使的，但由于具体的拟写、签发事务都是由书吏包办的，同时，差票又是差役执行“公务”的法定依据，一票在手，便如狼似虎，无所不为，所以差役往往千方百计而求一票，因此，票又成为衙门书吏与衙役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重要手段。

我国古代各行各业都把一些古代名人尊为本行业或是本职务的始祖。比如，医生尊神农为始祖，法官、狱官以皋陶为始祖、狱神。那么，书吏的始祖是谁呢？在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北宋京城衙门中的书吏们每年秋天都要凑钱聚餐，举行赛神会，祭拜他们的始祖“仓王”。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仓王”是谁，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个“仓王”原来就是传说中发明文字的仓颉。可为什么书吏要将仓颉奉为本业的始祖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仓颉发明了文字，而文字正是书吏们赖以维生、弄权的手段。书吏掌握、经管、办理着衙门内的各种文书，并以此来操纵衙门事务。而在所有书吏们所惯用的营私舞弊、勒索钱财的手段中，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利用衙门的各种公文、文书做文章、做手脚，从中牟取厚利。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书吏们手里掌握着处理衙门中各种公务文书的权力，公文案牍上的一字上下出入，往往是千金可得。

古代衙门文书种类繁多，上级衙门大多通过文书了解下级衙门的工作情况。文书的格式非常复杂，对行文、用词的要求非常严格，而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科举出身、熟读经书辞赋的州县官从未学过，也不屑去学的，所以，管理、起草各类公文也就成了书吏们的“专利”。即使是在幕宾盛行的清朝，幕友（师爷）代行部分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等司法文书的撰写工作，但大量的文书管理、撰写等事务仍由书吏负责。固定的格式、固定的套语、固定的用词，成为衙门文书的特色。

正由于衙门公文成了书吏们的“专利”，书吏们得以凭借它把持衙门事务，在一字一句、一圈一点上大做文章。尤其是那些刑房书吏，凡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文书，都由他们整理、缮写和起草，其间一字一句的增减，都对案件的判决有着直接影响。据《冷庐杂识》记载，清乾隆年间，状元胡长龄的父亲为州书吏时，就曾经在案牍上改一字（确切地说，是添一笔）而救十余人。当时州衙审理一起盗案，案犯自供是纠集十余人从大门入内行盗。《大清律例》规定：凡强盗，不分主犯从犯，全部要处斩。胡父查知那些从犯都是因贫穷而偶然行窃，并非真正的大盗，想替他们开脱职责，但案卷都已整理好，立刻就要报送上级衙门，来不及再重新改写了。于是，胡父便在原案卷上“从大门入”的“大”字上加了一点，变成了“从犬门入”。原来“从大门入”的意思，显然是公然入室抢劫；而“从犬门入”，则显然是钻狗洞的小偷小摸，当然就不至于被判死罪了。果然，案卷报上后，十余人都以窃盗论罪。一笔之差，救了十余条性命。

胡长龄的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力”，一字之改，救了几十条人命，所以后人认为胡长龄中状元，是他父亲积有“阴德”。但无论如何，州县衙门里像胡长龄父亲这样的人毕竟凤毛麟角。

在明人小说《水浒传》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呼保义宋江，此人仗义疏财，挥金如土，要是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并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从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人向他求钱物，也不推托，而且乐善好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大名远扬，被人们称为“及时雨”。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若论身份，宋江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县吏，若论家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主，守些田亩过活，并无万贯家财，何况早已与父亲分家另过。那么，宋江又哪来这么多的钱来“疏财仗义”呢？

对这一点，小说中并没有交代。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虽然写的是宋朝的故事，但作者是明朝时的人，因此，书中涉及的许多制度实际上都是以明朝为背景的。明清时期的书吏虽然是在衙门里供职，也有一定的编制，但他们不是国家官员，当然也没有俸禄可拿，只有数目非常微薄的伙食费和抄写费。书吏的收入这么少，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抢着干这一行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书吏不仅有各种名目的“陋规”可得，而且可以利用职权，敲诈当事人的钱财。

从清朝衙门中书吏索取的陋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目：代人书写状子后盖戳的有“戳记费”；告状要预先登记，有“挂号费”；传递状子有“传呈费”；准予审理后取保候审的有“取保费”；书吏送稿有“纸笔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求调解和息有“和息费”……此外，状子递上去后，州县官数日不批，便要索取“买批费”；状子批后，数日不出传票，便要索取“出票费”；传票出后数日不开堂审理，便要索取“升堂费”；审讯时要索取“坐堂费”；将结案时要索取“衙门费”……对于这名目繁多的种种陋规，州县官虽然知道，但却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有的甚至纵容书吏收取陋规。清朝著名的“循史”汪辉祖就认为陋规虽然不好，但不能革除，他的理由是衙门公费收入有限，不可能给书吏发钱，要从州县官的个人收入中支出，更不可能，所以只能因俗制宜，用陋规作为书吏的收入。如果革除陋规，书吏势必会用别的手段和方法向百姓盘剥，甚至会变本加厉搜刮民财，这样反而会助长贪污之风，危害衙门；书吏没有陋规可得，在办理公务时就会玩弄手脚，这样奸弊丛生，州县官处理公务也会棘手。所以，陋规不宜革除。

衙门官员主张保留书吏陋规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书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但是，书吏们的贪得无厌之心，决不会因此而得到满足。他们于陋规之外，还有种种名目繁多的“需索”。仅清朝人编写的官书《六部成语注解》收录的就有：①说事过钱，即以代当事人向本官说情送礼为由，从中抽取好处费；②吓诈求索，即用危言恐吓有关的当事人，向他们索取钱财；③需索勒掯，即办事时故意拖延，迟迟不办理，而当事人若是想催促他们尽快处理，只好被迫向他们行贿；④抑勒恐吓，即对罪犯进行威胁恐吓，强行向他们勒索钱财。

因此，利用衙门的各种公文、文书做文章、做手脚，从中牟取厚利，可谓是书吏主要的生财之道。而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满足，而是利用对衙门诉讼活动的干预，获取非法的利益。

在一些衙门的诉讼活动中，如果被告向书吏行贿，案件的开审可能被故意推迟。要不然，负责记录被告供述即“招书”的书吏可能会在笔录上做某些变动。书吏们经常竭力把尽可能多的人扯进案件中，以便对其勒索钱财。在传唤名单上将州县官或其幕友已经划去的名字予以恢复，此类事情并不少见。清朝的黄六鸿就曾指出，书吏们通常使用的伎俩之一是搞到一张盖有印信的白票，然后凭借这个去威胁百姓并加以勒索。因为盖有印信的白票可以填制成官府令状加以使用。

而在文书案牍中做手脚，则是书吏们的家常便饭。为了防止书吏篡改文书案牍，清朝著名的循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专门指出：

勘结案件，应发文券议照之类，面给两造，领回安业。倘不及取领状附卷，即于谳后标明发字，不必令其再经吏役之手，藉端需索，致滋守候。其他遵依甘结等项，并可类推。至两造供词，起讫钤缝处，皆须一一过目，硃笔点钩标识，以免他日猾吏抽换增减之弊。

清朝著名的恶讼师诸福葆就遇到这样一起案件：一个名叫平天醉的青年，娶妻不到半个月，因同人赌博发生争执，拿起小刀乱砍，一下杀死3个人。家里花了数万两银子，无法免其死罪。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因此他母亲想将案件拖个一年半载，通关系将媳妇送到监狱里，生下一个儿子也可以延续平家的后代。但因案情严重，判的是斩立决，只等刑部的回文一到，就要处决，因此他母亲找到诸福葆，请他想办法。诸福葆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平天醉的母亲说：“北京到苏州的文书只需一个月，但如果是到云南、贵州等地，非半年不行。你可以到刑部去贿通书吏，把这封斩立决的批文送到云南或贵州去，等到了那里发现错了，要退回北京，这一来一往，就要一年多时间，等改正后再送到苏州，至少要三个月，这样一来，或许就有希望了。”可见，书吏在案牍文书中的各种手脚，的确有起死回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