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茶叶最早流传到日本是在平安时代，那时已有点茶法、煎茶法。然而，从大唐学习到的制度自上而下推广开来，茶文化并没有随之普遍流行。日本的茶文化真正蔚然成风并变成一种固定的文化形式，是在室町时代。源氏创立镰仓五山文化，荣西带来茶种也是在这个时候。接替镰仓幕府的足利家不甘示弱，也在京都树立了五山十林，在足利家治下形成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两个高潮，这一阶段，由中国传来的禅宗占据了主动，茶文化随着禅宗文化的树立而得到普及。

征夷大将军的大印传到足利义满手中，已经是第三代，他积累了足够的力量，连天皇都要看足利将军的脸色。足利义满坐上征夷大将军之位的这一年，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南京称帝。在日本，这是一段茶道历史上模糊不明、平淡无奇的岁月，在中国，这却是饮茶方法的历史性变革时期。从北宋开宝末年，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热闹了四百多年的点茶因为朱元璋的一道圣谕戛然而止。朱元璋下令改点茶为泡茶、废团茶为叶茶，用权力改变了中国茶的历史。

在足利义满的支持下，商船驶往中国，与中国明朝进行“勘合贸易”。足利义满派遣的使者受到当时宁波“海关官员”的招待，席间奉上的，毫无疑问是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改革了的大叶茶。骄傲的大明王朝对于蕞尔小国日本缺乏了解，误以为足利义满就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大笔一挥，“册封”他为“日本国王”。显然，足利义满也很乐于接受这个“美丽”的误会。足利将军的使者们带回的信息中，不太可能没有提到“最新流行”的“泡茶法”。但是，一向喜欢中华“唐物”的足利义满并没有接受时新的“泡茶法”，这又是为何？

梳理日本茶道文化的历史沿革，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日本历史上缺少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一而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茶，被各种身份、各种立场的人当作工具，在某一时期承担了教化宣传的功能，又在另一时期承担着生杀予夺的重担。足利义满时期的茶文化尚属于禅宗的一部分，仅仅在于精神层面的交流，更多的时候是代表了参佛悟道的一份虔敬。

那位因“靖康之耻”而常常让中国人诟病的宋徽宗其实没有那么“浑”，他也懂得“时或遑遽，人怀劳悴，则向所谓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的道理。就是说在乱世之中，人们为生计所苦，哪里还有饮茶的闲情逸致！放眼中国历史，确实是这个道理。可是，茶道在日本战国时代似乎是相反的情况。日本茶道在日本独有的武家文化所开创的镰仓时代生根发芽，经过室町时代与禅宗的糅合，到了战国时代掀起高潮，渐登顶峰。以“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为时代线索，围绕着千利休、古田织部等众多拥有多重身份的茶人群体，他们共同演奏了一组波澜壮阔的茶道交响曲。

随着权力中心的一次次转移，茶文化也一次次展示了它所蕴藏的力量，极温和却又是极激烈的，极细微却又是极壮阔的，茶在日本成为一种“道”。在中国，有句话叫“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日本，或许我们可以说“国家不幸茶道幸”。从武野绍鸥、千利休再到古田织部，以战国纷争为背景，在茶道的舞台上，只要拉开帷幕，就可以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跌宕起伏、鲜血淋漓的悲喜哀乐。只不过，如今距离世界中心越来越近的日本人对这些已经视而不见了。

“物之兴废，固自有然，亦系乎时之污隆。”江户时代，随着德川幕府统治的稳固，日本茶道逐渐形成武士茶和町人茶两条路子。当初由能阿弥和村田珠光交汇至千利休，并在千利休手中臻于至善的茶道，再次分出两条发展轨迹，在日后渐行渐远。《石州三百条》规范了武士贵族茶道的仪轨，与之相对应，町人茶确立了家元制度，出身于表千家的川上不白也制定了“七事仪式”。

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流血浮丘的厮杀变成了不见硝烟的商战，一位位战国大名化身商界大佬攻城略地、各据一方。渐渐沉寂的茶道再次成为运筹于千里之外、杀人于无形之间的工具，早已冷却沉淀的茶汤再次浮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