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

随着对城市或个人遗物进行阐释的兴趣日益增长，一小群尽管经常争论但却联系紧密的学者，在搜寻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写成的手稿时发现了自己的职业，这种搜寻接下来还需要认真仔细的哲学性研究和翻译。他们借以闻名于世的“人文主义者”这个术语，是另一个16世纪的词，它通过改变教授课程和教授模式而将这些学者与他们之前的学者区分开来。不再强调三文科（语法、修辞、逻辑论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些传统的学院审查科目，而是代之以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这有利于对语法、修辞、历史、诗歌，以及道德哲学的研究。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尔卡（Francesco Petrarca，即彼特拉克［Petrach］，1304—1374）的生活方式，成为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典型。他拒绝为了谋生而从事大学毕业生的传统职业，如公证人、律师或医生之类的工作，反而在阿维尼翁的天主教廷、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北部王侯的宫廷内寻求文学的庇护。在阿维尼翁的天主教廷、米兰的维斯孔蒂和帕多瓦领主达·卡拉拉（da Carrara）的支持下，彼特拉克致力于搜寻拉丁文本，收集古希腊手抄本（他并不能阅读希腊文），并且重新创作了基于古典源头的赞颂文学的新类型。从他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各种静修开始，彼特拉克就在用拉丁文给那些已经逝世多年的英雄写信，如西塞罗和圣奥古斯丁，他还写信给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这样的同辈学者和诗人，甚至写信给欧洲的政治领袖。彼特拉克最初十分欣赏试图在罗马建立真正共和国的罗马市民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1313—1354），后来又试图说服神圣罗马皇帝，即卢森堡的查理四世（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IV）将意大利半岛统一成一个新帝国，并送给他一套雕有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肖像的古代钱币，用以鼓励他效仿古罗马的成就。

因为接受了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的盛情，彼特拉克遭到诗人兼作家薄伽丘等佛罗伦萨同胞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行为毫无歉意。并且在整个15世纪，人文主义者一直被证明是政治中立的。在僭主政府中，他们就职于君主的秘书处，在共和国和教会中，他们扮演着政治和精神领袖的角色。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在大学里或在1460年代末新建立的印刷出版业中，继续寻找作品。这样的职位使长期计划得以实行。1440年代在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392—1447）的支持下，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将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文；1450年代，在教皇尼古拉斯五世（1447—1455年在位）和威尼斯贵族雅各布·安东尼奥·马尔切洛（Jacopo Antonio Marcello）提供的经济援助下，瓜里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翻译了斯特拉博（前64年—20年）（Strabo）的《地理学》（Geography）。为了使这些博学的任务能够获得帮助，人文主义者写了许多诗体文和史诗来强调他们工作的重要性，祈求庇护和资助，赞颂新一代宽宏慷慨的、高贵的统治者，或者是对那些不友好的人进行谴责和咒骂。成功之后，这位人文主义者就会被奖励成为统治者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确保了他们的古典研究不再仅仅是个人知识分子的专有，而且还被认为是意大利贵族的成就，直到15世纪后期依然如此。

因此，在15世纪末，一系列的古典参考文献、读物和主题被加入到意大利精英们所熟知的，并且早已固定的骑士和基督教主题之中。人们对于这种学术的正确性的焦虑是很轻微的。像15世纪中期的佛罗伦萨大主教圣安东尼纳斯（Antoninus，1389—1459）这样的少数道德家，是会对神话题材绘画中的裸体大加责骂；1468年，教皇保罗二世（Pope Paul II，即彼得罗·巴尔博［Pietro Barbo］，1417—1471）指控一个古怪的学者团体（其领导者篷波尼奥·莱托给每人起了一个古代的名字，并且穿着罗马式衣服举行奇怪的晚宴），理由是他们进行鸡奸和信奉异端邪说，保罗二世还禁止他们集会。但是这些都是例外，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哲学的紧密结合，被专家广泛地承认与接受。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对异教遗物的欣赏不应被看做是对天主教价值的反对，当然更不能解读为人文主义者本人反对天主教价值。例如，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是一个致力于将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到犹太神秘哲学的不同哲学观点结合起来的学者，当教皇谴责他是异教徒时，他和他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都坚决地以其基督教生活方式为辩护。皮科本人争辩说：

一位哲学家花费巨大心血，坚持不懈地努力去研究神圣的祈祷、仪式、誓言以及唱给上帝的赞美诗，这既不荒谬可笑也不是无用的，更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对于人类来说这是有益并且适合的，那么这些尤其适合并有助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学问并过着沉思生活的人。

可见，那些形塑了少数政治和知识精英的经验，与影响意大利所有人的基督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一比，就远为黯淡了。因为宗教价值观，以及在教堂中放置塑像或肖像的重要性，所以并不仅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精英听众，而是意大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艺术。

为了考察这些用以回应多种要求而制作的艺术品，本书的组织方式不同于对古典时代复兴的传统解释。本书专注于一系列的质疑，而不是提供一套完整的答案。我们需要询问，艺术品是如何被制造的？谁制造了它？目的是什么？艺术家和赞助人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如何被过去和现在的观众所感知的？艺术作品是在什么样的特殊背景中被观看和使用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问题会让我们质疑，过去对文艺复兴及其文化的归类和解释是否过于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