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冲飞雪过书堂
人生三层境界，经历、体验和感悟。感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经历过的事儿有多少，这是我们人生的宽度；从这些经历中我们体验到了多少，这是我们人生的深度；从这些体验之中我们感悟到了什么，这是人生的高度。经历、体验和感悟，也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
——孙陶然《谁也没有权力干预你的人生，即便是父母》
可能命运真的会把机会留给那些内心纯良坚定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陶然和我，都生长在一个幸运的年代。
如今，我们学习的机会比我们上学的年代多了不知道多少倍，所能触碰的领域也广之又广。但让我唯一不敢恭维的就是机会本身的品质。那些所谓的学习机会，很多不过是为了圈钱而设置的工具，更多的，则是为了某些人获取更高地位而设置的包装。
我曾经在辞职之后学习过数次跟新媒体与互联网相关的课程，学费交了很多，学到的东西，却不过是对我自己的碎片化学习和阅读的整合与叠加，并无更大的提升。
所幸，我们少年时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它给到我们的，用现在的话讲，更多的是情怀。演讲与口才是一门课外选修课，开这门课的老师非常有名。因为这门选修课，李光琦老师第一次走进了孙陶然的世界。李光琦老师之于那时候的我们，有点像后来的袁腾飞之于他的学生拥趸。李光琦一直是东北师大附中首屈一指的语文老师之一，口才极佳，才华横溢，同时又幽默风趣。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些大学老师的大课门口挤满了人的场景，常会让我想起李光琦老师。开设演讲与口才选修课，是他的爱好，应该也有他想发现和培养学生中一些好苗子的意图。
李光琦老师的课对陶然来讲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极大地增强了陶然的自信。后来，陶然自己也承认，刚上附中时，自己是有一种小小的自卑感的。他深知和初中便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的同学相比，自己知识面以及特长等方面有不少劣势。虽然骨子里，陶然以“金鳞本非池中物”自诩，但是毕竟还不够自信。而李光琦老师以及后来的文科班班主任李颖老师对陶然的肯定甚至包含着一点点溺爱，极大地激发了陶然骨子里自带的自信。
而这一点，对于陶然的成长至关重要。
最好的朋友
多年以后的2015年，陶然受邀在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讲到北大带给了自己四个受益终身的财富，其中第一个就是自信。一个自信的人可能不是必然会成功，但一个不自信的人，必然不可能成功。
陶然的自信，源于天生，发端于父亲在学前对他的授课以及小学时代的跳级，坚定于高中时以李光琦老师、李颖老师为代表的教师对他的培养，提升于大学时代他的再次成长。作为陶然的同学，我记得自己选修的是英文打字与厨艺，因此没有机会在当时跟李光琦老师学习演讲。据陶然讲，他就是因为上了一个学期的演讲与口才，才真的把口才给练出来了。李光琦训练口才颇有招数，他先讲一点点理论，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实战操作：给一个题目，一个人上去硬说三分钟；不同的人给不同的题目或是给相同的题目但是演讲不许重复……
后来一直讲素质教育，现在回望，我们那个时代在东北师大附中所接受的，就是素质教育，那不是某个门类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方法、意识、门道和规律。孙陶然经由这门选修课之后，在性格上也有了一些小的变化，他比过去更喜欢表达，也更善于表达了。之前说过，进入东北师大附中这片新的天地，陶然的心里还有些小忐忑和小自卑。开学第一天，有两个新同学向他率先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两位同学，一位叫丛林涛（后来成为国内尿素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大咖），一位叫吕彤（现为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
丛林涛的家境很好，父亲当时是省里外贸系统的一位领导。在那个电视还是凭票供应的年代，普通人家想买一台电视需要从单位弄到电视票，才能凭票拿钱去商场购买。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因为物质的缺乏更显得急迫难耐。陶然家里就没有那样一张电视票，父母也没有能搞到电视票的资源和人脉。但是丛林涛做到了。得知孙陶然家里想买彩色电视机但没有电视票，第二天，丛林涛就从家里拿了一张电视票送给陶然。
这件事给陶然的触动非常大。陶然当然非常感激丛林涛，但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人和人并不是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强者也有弱者。他暗暗立志今生要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帮助别人而非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希望自己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角，至少是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不允许自己成为甲乙丙丁群众演员甚至是观众。
后来很多很多年的时间里，孙陶然对所有的同学都很好，只要听说了同学有事，或者有任何同学有求于孙陶然，陶然都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电视票的事情，陶然也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过许多次。因为在他心里，那是强大的别人对他的好。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强者而非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愿意用更多的好，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一种分享精神。也是一种阳光型人格。
第二位同学叫吕彤，父亲是“四野”的一位转业干部。吕彤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男生，诗人气质，诗人风范，诗人才气，诗人视角。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种东西叫作缘分，也有一种东西叫作气场。这两个人，机缘巧合，报到的第一天，不仅被分配在了同一个班级，放学取单车回家，又发现单车也停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一起骑车回家，最后又发现家也在这个城市的同一方向。与孙陶然初相识，吕彤便开始跟他聊诗词歌赋。这让孙陶然觉得意外、觉得新鲜，更让孙陶然觉得无法对话。于是，吕彤像一个传道者一样，开始了对孙陶然的文学启蒙。从相识不久开始，吕彤每天都会给孙陶然抄录一首古诗词，上面写满了注释，那是吕彤对这首诗的解读。有些生僻的词汇，吕彤还加注了拼音。
后来的陶然每次讲起这段经历，都乐此不疲。初上高中的陶然原本一心只有学业和玩耍，对文学还完全没有感知。经由吕彤主动的，甚至带有传道式的熏陶，孙陶然开始发现，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
处女作风波
回想高中岁月，那是一段自由开放、才情萌发的日子。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游戏，没有家长强加的课外辅导，甚至大多数人家没有电视的诱惑。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一位学生都在想尽办法挖掘自己内心的东西展示给他人。
刚进入高一生活没多久，各个班级的学生便开始争相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知道自己。高一一班在傅辉的主持下出了墙报《小荷》，取自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所在的高一二班，在我的带领下，出了一本油印刊物《原野》，取“原野浩渺，才情尽展”之意。我们那时所谓的刊物，是像小说《红岩》里那样，手工刻写蜡纸，然后用印刷滚筒自行印制，一张蜡纸大概能印刷几百张，印好之后，再一一分张装订，手工成书，手工发放，一切费用由所有爱好者和参与者自行均摊。热爱，永远是最好的老师。擅长，也永远是最好的引领。
我一直想找几本自己在高中时印刷的刊物，可惜年代久远，不知所终。不过，那些放了学留在教室里，一笔一划在蜡纸上创作的感受，只如烙印般留存不去。在一班和二班分别出了刊物之后，吕彤和陶然所在的四班随即也推出了自己的墙报，陶然为之起名为《同窗》。创刊号征集伊始，吕彤开始撺掇陶然写诗。陶然坚决拒绝：“我哪里会写诗啊！”于是吕彤拉着陶然去了长春南湖公园，在南湖公园中央的湖心岛上，吕彤将纸和笔递给了陶然。“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彼时阳光耀眼，树影婆娑。一排排杨树偏向湖心，横斜而立。陶然说：“非要我写，我就写这排向心树吧！”于是，陶然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诗《再见吧 向心树》由此诞生。陶然觉得自己写得很烂，吕彤却道：“非常好！”这首诗在高一四班的墙报《同窗》创刊号上发表。当然，陶然最后并没有出落成一位诗人。这件事对于陶然一生的影响，也并不是他文学素养的形成和诗人气质的爆发。不过经由此事，陶然身上更添了许多自信。
学生时代建立的自信，往往对一个人的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少年情怀，挥斥方遒，大多数情形下没有成人世界的虚伪与包容，做了，必须等着别人的评判，不做，只能看着机会被别人抢走。
十五岁的孙陶然开始明白，自信的时候，你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往后退，你会往前去冲，去做。甚至别人都往后退的时候，你还会往前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潜能已经被激发。很多事情，大多数人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或者不相信自己能做成，那么，可能从此，你就没有机会再做此事。
高一时一本小小的文学刊物，一篇完全称不上专业的诗文，一位强迫症式的传授者，激发了陶然骨子里的小自负，让陶然由此而产生了伴随终生的强大自信。他的眼中，不再有谁从农村来，谁从外校来，谁曾经获过奖，谁的知识渊博等比较，更不再将这些信息化成自己内心的自卑感。他开始确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当然，即便如此，因为觉得处女作实在拿不出手，陶然还是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对照吕彤的笔名“旋行”，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茹雪”的笔名，想借由一个有些女性化的名字，让别人不要联想到自己。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却与陶然的期望值大相径庭。班里恰恰有一位姓茹的女同学。因为大家以为诗歌是她写的，每天都有人在她面前品头论足。茹同学一怒之下发表声明，要求冒名顶替者自行站出来，敢做要敢认。最终，大家都知道了这首诗的作者原来是孙陶然。
再后来，一首由高年级同学自创的藏腰诗在校园里广为流传，诗歌原文已佚，藏着的字连起来是一句话：孙陶然有帅才，李光琦好先生。这是同学们能给到另外一个同龄人的最高评价了。
吕彤撺掇孙陶然的第二件事情，是和他一起每天中午去学校的广播站，给全校同学读半小时的课外书。那时的校广播站的威望和影响力不亚于后来的人人网，中午的那段时间被学校命名为《读书时间》。学校指定文学功底好、读书多的同学担任《读书时间》的广播员。这个职务有点像现在直播网站的主播。这是那个时代，一个中学生能参与校园文化的最大平台了。
八十年代的文艺
那时的中国，经济才刚刚起飞，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精神生活的积累却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一定高度，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很多已经被当下遗忘的作家，在那个年代创造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作品。
对于一个时代来讲，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带来了丰厚的营养；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个体来说，除了幸福感，几乎没有别的词汇可以形容。在那个年代，比我们年龄大些的群体在寻找人生伴侣的时候，在自己的个人条件展示中，加上“喜爱文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那个时代，有两位作家曾经影响了包括孙陶然在内的一批人。这两名作家，一位叫戴厚英，一位叫刘亚洲。
戴厚英的代表作是陶然初中时代就经同桌推荐读过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部小说因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深入探讨曾在很长时间里引起过巨大争议。而作家刘亚洲是一名军人，他创作的《恶魔导演的战争》等系列报告文学和小说，因其彻头彻尾的阳刚气而为陶然所喜爱。孙陶然最爱的，是刘亚洲写的报告文学《海水下面是泥土》，讲了一位从台湾驾机起义的空军少校的故事，此外还有《两代风流》，写的是一群中国年轻军人的故事。
高中时代，陶然几乎读了高阳、金庸、琼瑶、刘亚洲，以及尼克松的全部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性与人格，成为孙陶然早期树立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参考：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能做；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要做英雄，不要做枭雄，因为枭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英雄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底线和情怀可以“不肯过江东”。
于是，在吕彤的带领下，两个人每天中午在校园广播站广播一节《恶魔导演的战争》，两个人一人一段，每天读上半小时，直到最后将这部报告文学读完。
因为他们的带动，我和许多同学纷纷去买了刘亚洲作品集，我还写了很长很长的读书笔记。这件事给陶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陶然完全摆脱了自己是一个来自其他初中的外来人的小自卑；摆脱了连校服都没有，上课间操的时候感觉自己无法融入的孤独感，让陶然成为那个年龄段里自信满满的少年。由陶然和吕彤在高中生群体中引发的热爱文学的圈层也逐渐开始形成，成为当年校园最火爆的一个小团体。后来，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学习文科，并成为各个行业的翘楚。
在之后数十年的时间里，陶然一直说：我感谢附中，我的三观发端于高中时代，完成于大学时代。幸运的是，我就读的东北师大附中和北京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陶然在成功之后的岁月里，对东北师大附中的回报是清晰可见的。校园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每年他都要至少抽出一次时间回到学校去跟一届又一届新生互动。每一位老师来到北京，他都要组织师生之间的相聚。校庆、毕业周年，所有的纪念日他都出钱出力……附中因为他的存在而倍感骄傲，他也因为曾经就读于附中而更加感恩。
而这一切的因由，在陶然看来，更多的是因为附中是那个时代的附中，而那个时代的附中造就了那一代的人。
“玉立风姿一少年”，少年，是附中的少年；附中，是少年的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