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诞行状

最能代表魏晋士人作风的恐怕数得上“任诞”这一行为方式了。专记汉末魏晋间人物言行的《世说新语》一书即有《任诞》篇。其实“任诞”在当时是一种很盛行、也很典型的士人做派，绝非士人许多行为做派中之小小的一种。它可以说就是所谓魏晋风度的一种时代性标记，在某种意义上，后世人们就是通过这个词认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士族形象的。“任诞”的字面意义，简单地说就是任性、放诞；而将这个词置于魏晋时代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里，它则有了更深厚的内涵，那就是“背叛礼教”“违时绝俗”，亦即以狂傲放荡的叛逆姿态，蔑视一切外在的律令、礼法、时俗、成规，超越一切虚伪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让生命回归自然，让精神享受自由。它充分显露了人伦名教体系的全面危机。当然，这一危机实际自汉末即已开始。明陈继儒《枕谭·任诞》中说：“世谓任诞起于江左，非也。汉末已有之矣。”所以晋葛洪批评汉末以来的任诞之风时说道：

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抱朴子·刺骄》）

葛洪对这种种“不忍论”的“背叛礼教”的“无行”之事还是忍不住地“论”了一番。在《抱朴子·疾谬》中，他一一列举如下：

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

看看，这里所描述的士人是些什么样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敞着怀，叉着腿，怠慢无礼地接待客人。大凡朋友聚游一起，不切磋道德，不精研学问。见了面，不是叙旧问安，而是客人一进门就大呼主人为贱奴，主人则朝着客人叫唤狗。如果不这样做，就被视为交情不够，从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只要是臭味相投，彼此之间就没什么顾忌了，像狐狸一样蹲着，像牛一样地饮酒，争吃争喝，你抢我夺，放浪胡闹，丑态百出。能这样做的自然就是高逸之士，而不这样做的则被视为是低俗之人。

这诸种“无行”“任诞”之状，葛洪虽归之汉末，但其实也反映了他所看到的魏晋之际的情景。比如他在《刺骄》中就写道：“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戴叔鸾即汉末戴良，其母死，照样喝酒吃肉，以居丧不守礼闻名，被看做开汉晋士人任诞之先声者。阮嗣宗即阮籍，则更是不守礼法傲俗自放的竹林名士。他曾著《大人先生传》，把尊礼守法之士比作待在裤裆里的群虱。据说他遭母丧后，也是照常吃肉喝酒。司隶何曾当着他的面向晋文王告状，骂他不孝，应把他流放海外。他在旁边听了，“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干宝《晋纪》中也说何曾曾当面指责阮籍是个“任情恣性”的“败俗之人”。对此，干宝评述道：“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实际上，不独阮籍一人，大凡跻身魏晋名士行列的几乎都有任诞背礼之行。如前面提过的“竹林七贤”，其所以得此名，概因“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其中一位叫刘伶的，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曾著《酒德颂》，其言行任诞狂放尤甚。他常常“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引者按：裈，有裆的裤子），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可以想见，有戴良、阮籍这样的楷模，有“七贤”这样的名士，哪能不会出现葛洪所说的世人争相“慕学”任诞的风气呢？实际上不仅时人慕学之，而且后人也慕学之。比如此风在西晋末仍极盛行，王隐《晋书》中说：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世说新语·德行》注引）

此处讲的阮、王、谢、胡毋等人，即为西晋末慕学阮籍、标榜“任放”的名士。此风甚至直到东晋依然不绝如缕，邓粲《晋纪》中说：

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世说新语·任诞》注引）

这位周顗就是官至尚书左仆射且以“风德雅重”深孚众望的周伯仁。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却当众要跟别人的妾发生性关系，还露出自己的丑秽之物，其放任无忌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实际上，他们这样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背叛礼教”，破毁礼教，将一切被神化的虚伪道德和一切抑制人性的伦常礼律统统否弃。正如阮籍所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前述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一说的现实意义也正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任诞”方式破毁名教否弃礼俗的意识是自觉的，是建立在对纲常礼教伦理道德之虚伪性、荒谬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建安七子”之一孔融有一天“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就说过一段惊世骇俗的话：

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

孔融此言，无异于瓦解了整个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父子君臣的礼法名教体制，也动摇了以孝亲为根本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在当时能有这种认识，也算大胆而深刻了。“父之与子，当有何亲”之论，反映了汉末以来破毁礼教之自觉意识所达到的水平。至西晋，社会的名教尊卑观念已大大淡化，儿子可以直呼父亲的名字，妻子公然狎昵丈夫，出现了西晋束皙《近游赋》中所描述的“妇皆卿夫，子呼父字”之社会现象（“卿”，在当时为狎昵之称）。应当说，这种由“任诞”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背叛礼教”的空前自觉，是意义重大的，它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反映在审美文化上，它则构成了魏晋风度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特征。它以一种近乎“丑”的外在形式，强烈地昭示了时人对虚伪名教的批判和对真实人性的追求，表达了他们力图重建一种新的人格美形象的坚定决心和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