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宫室车马器用之制

周人分封诸侯必建城池宫室，城、宫自有制，城之广狭、宫之大小，是诸侯身份地位最显著、最直观的标识。对此，周礼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周礼·典命》称“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郑玄注云：“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大概）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这里涉及的就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所应享用的城郭、宫室方圆大小的规模定制。与之相应，城墙的长度也自有说法，比如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侯伯之城长三百雉，其下属的城，则“大都（大城），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传·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图谋不轨的“罪恶”之一就是所建城墙违背了礼制，大大超过了所应有的三分之一的限度，用祭仲的话来说，就是“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可见，城郭大小是要被作为是否僭越失礼的原则问题来对待的。

其实，不止方圆大小，宫室的间数、门数、高度等等，也都有所规定。《周礼·天官·宫人》有“掌王之六寝之修”说，《内宰》有“以阴礼教六宫”说，郑玄据此认为天子有六寝六宫之制。以周礼每等“降杀以两”（《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制度，则诸侯当为四寝，大夫当为二寝。《春秋》《左传》记诸侯之事曾分别提到“西宫”“北宫”，有西必有东，有北必有南，可知诸侯确有东西南北四宫。至于门，郑玄提到天子宫室有五门，诸侯宫室有三门。考之文献，天子之门已见皋门、应门、路门之称，诸侯之门则提到有库门、雉门、路门三门，天子是否同时兼有诸侯所有的库门、雉门，曾是论者存疑的问题。近年出土的陕西雍城县马家庄春秋秦国3号遗址，分明有五进院落，由南至北，每院正中一门，恰为五重门。可见当时确有五门之制，其初拥有五门的只能是天子而非诸侯。至于身为诸侯的秦国何以出现五门，道理并不复杂，春秋之后，王道中落，诸侯争霸，天子已徒有虚名，诸侯公然僭用天子才能使用的五门之制，是完全可能的。宫室的高度，《礼记·礼器》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也是各有差等，秩序井然。

这一座座卡着固定尺码建造起的城池，一片片大小、高矮有定制的宫室，就像是特制的一个个标志人们身份的大型徽章，星罗棋布地安置在中原大地上，形成了周代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至于日常所用器物、出门乘坐的车马等等，也都是各有讲究、不相混淆的。比如室内所用的坐席、寝席，“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礼记·礼器》）；席的质地纹饰，也自当有别。《礼记·檀弓》记述曾子重病将殁之时，经童子一句“华而睆，大夫之箦与”的提醒，意识到自己眼下正铺着季孙氏所赐的大夫级的用席，便一定要人换掉（“易箦”），以求“得正而毙”，就是关于席子礼制的一个小插曲。

再比如室内的摆设，有一种专门存放食物的阁，类似今天的食品架或食品柜，周礼规定天子可以拥有这样的阁共十个，左右各五设置在正室外的夹室里，公侯伯可拥有五个，大夫至70岁才可拥有这样的阁，可设三个，士则不能有阁，只有一个土坫放食物（《礼记·内则》）。另有一种专门放置酒杯的架子，称“反坫”，按礼制唯国君招待外国君主，方可于堂上使用，这就难怪孔子讥管仲：“邦君为两国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宪问》）

作为“招摇过市”、直接诉诸视野、显示身份的车马，更是讲究，比如天子行大礼所乘的车子称大辂，行军礼所乘的车子称戎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因率诸侯成功地抵御了楚人的进逼，周天子特赐“大辂之服、戎辂之服”，这个破例正说明一般诸侯是不得享用的。贵族朝觐祭祀，常常随有“贰车”，即副车，对此，礼也有定制，这就是“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礼记·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