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史辨”运动初期顾颉刚对夏代史的认识

虽然顾颉刚“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儿童时代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但他最初并未对尧舜禹产生疑问。相反，他在少年时代“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余、勾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于是认定“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讫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并对同学夸口要刻一方“大禹子孙”的图章以示荣耀。

20世纪最初十年在北大预科和哲学门求学阶段是顾颉刚走上疑古道路的关键时期，在先后接受到康有为和胡适等人的学术思想之后，顾颉刚萌生并坚定了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1920年，顾颉刚受胡适的嘱托，开始点校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并继而发起编辑《辨伪丛刊》，使得他的疑古由“伪书引渡到伪史”，立志“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并自信“这一篇如能做得好，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史，跌倒两千年的史；自周之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

1922年，胡适推荐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这是顾颉刚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地整理他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观点。他说，“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做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他成为一家著述”，于是“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这年三月，他起草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寄给了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编纂思想，文中特别强调，“在剪裁上，我们的宗旨，总是：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并认为“自盘古以至周公、孔子，都应该大删特删”，而“自商代以后，始有可以征信的史料”，“至于自太古以至夏代的传说，亦可择录在‘附文’中间，使学生知道相传的史书，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记载”。

按照这样的思路，顾颉刚开始了材料收集。特别是上古史部分，由于“三皇五帝”的系统早被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打破，而“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想到“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

这年七月，因身体和家庭原因，顾颉刚无法独立完成编纂任务，遂邀请好友王伯祥共同承担，该书于1923年6月至192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分三册陆续出版。由于是合作编书，而且多数工作由王伯祥承担，所以该书不能完全反映顾颉刚固有的想法，但在对于上古史的问题上，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顾颉刚的观点。如该书第二编为“上古—秦之前”就这样写道：

尧舜的传说，为后世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时代了。其实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

至于大禹，书中则称，“据古史的传说，……（舜）既公布了鲧的罪状把他去掉，又特用他的儿子禹来专治洪水”。这种既不把禹完全抹杀，但又把相关说法归结于“古史的传说”，这大概是顾颉刚与王伯祥及商务印书馆相互妥协的结果。

虽然顾颉刚的“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的愿望未能体现在所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但他对于古史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而且有了新的突破口。

1923年2月，“已经一年不相通问”的钱玄同忽然来了“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谈《诗经》和群经的辨伪，于是顾颉刚“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随后把其中有关讨论古史的部分刊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该文中，顾颉刚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禹的认识，核心问题有二：

其一，禹的神性。顾颉刚认为，《诗经·商颂·长发》中所谓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是“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而此条文献可理解为“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由此得出结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他同时又引王国维的考订，认为《商颂》是西周中期宋国人所作，所以“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但到了《鲁颂·宫》，也即“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两相对比，“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而“禹与夏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其二，禹与夏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顾颉刚指出，禹和夏发生联系“是从九鼎上来的”，《说文》释禹为虫，所以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又因为古人相信九鼎是夏代所铸的，并随夏商周王朝更替而转移，所以后来人“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

此文发表后，先后有刘掞藜、胡堇人两位著文反驳顾说，而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先后发表《答刘胡二先生》和《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两文作答。在后一文中，顾颉刚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样几个与禹密切相关的问题：1. 禹是否有天神性？2. 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 禹的来源在何处？4. 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

对于上述问题，他的看法是：

1. 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演变为社神。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向“人王”过渡而与神话脱离。

2. 禹与夏的关系，在《诗经》、《尚书》和《论语》等书中都没有提到，到《左传》、《墨子》和《孟子》中才有“夏禹”的记载，而这些文献都是战国时代成书的，所以禹与夏发生关系应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

3. 对于禹的来源，他承认“禹为动物，出于九鼎”仅是一种假定，但又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这一新假设；同时指出，有关禹的传说源自商周时期南方民族“平水土的需要”，流传的中心区域是在越地，经越传至群舒，再传至楚，最后由楚传入中原。

4. 禹的传说起于西周中期，尧、舜则起于春秋后期，他们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关系则是缘于战国时期的禅让观念。

相比《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此时的顾颉刚对于禹的认识发生了这样几点重要变化：一是放弃“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设，二是提出禹来自南方民族神话这一新假设，三是把禹故事的演变原因归结为禅让学说。上述观点的形成是与这一时期顾颉刚深受胡适“历史演进”法影响密切相关的，如他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就表示，他“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并以禹为例来加以说明，认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为人王，后来又变为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

刘掞藜、胡堇人之外，对顾颉刚质疑最甚的当推东南大学的柳诒徵（翼谋）。针对顾颉刚引用《说文》论禹为动物，柳氏发表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其中对顾颉刚颇多讥讽，称“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对此，顾颉刚又于1925年11月作《答柳翼谋先生》再次申辩，文中说，“我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正与我引《鲁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左传》和《楚辞》而说鲧为水族一样。我只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能够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借了这一点暗示去建立几个假设，由了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作确实的证明。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明，假设终究是个假设”；他同时还坦承，在接到钱玄同的回信后，“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

虽然顾颉刚放弃了大禹为虫的假设，但对于禹是否具有神性以及尧舜禹发生次第等问题，他的看法并未改变。1925年12月，顾颉刚在读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之后颇有感悟，曾写有一跋语，其中说：“读此，知道春秋史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我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

1926年4月完稿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可以视为顾颉刚对他本人过往数年中古史辨伪的一个总结，在其中他也写道，“禹之是否实有其人，我们已无从知道。就现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确是一个富于神性的人，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传布得很远”。这一表述应该可以视为“古史辨”运动初期顾颉刚对禹较为成熟的看法。

纵观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初期的相关著述，他并没有计划要进行专门的夏代史研究，但为什么他的疑古活动又恰恰是从禹的真实性开始的呢？在《答柳翼谋先生》一文中，顾颉刚自己解释道，“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在这个冲突中，中枢的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但顾颉刚并未止步于禹的问题，而是以此为突破口，“从此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在我意想中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因此可以说，对于大禹传说的考察堪称是顾颉刚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