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夏商周考古学史的书。
夏商周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共同起步，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夏商周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重建中国古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学术界依然分歧重重，远未达成共识。因此，正确认识夏商周考古已有的成就，深入了解当前面临的问题，明确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围绕重大学术问题，对夏商周考古学史的若干方面进行梳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这里的十篇文章所涉及的是夏商周考古最核心，同时也是争论最多的几个问题。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四组。
第一组包括前三篇，是比较纯粹的学术史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是与“古史辨”运动密切相关的。顾颉刚是“古史辨”运动的主将，而他的疑古思想又是从怀疑大禹是否为人王开始的。本书第壹篇《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是以顾先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为线索，结合最新出版的《顾颉刚全集》中的有关内容，全面分析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从而为正确理解他的史学主张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第贰篇《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着眼于顾颉刚的夏代史研究，企图厘清顾先生一生在此问题上的前后变化，由此来辨明“古史辨派”学者对夏代史究竟持何种意见。分析表明，虽然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曾经相信“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关注禹是否具有神性以及他是如何与尧、舜发生联系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为编写授课讲义，他才真正开始系统研究夏代史，并与童书业合作撰写了《夏史考》。与此同时，为配合上古史研究，顾先生又新开“古代地理研究”课程，从而不可避免地涉及《禹贡》等地理著作，并必须对“九州”和“四岳”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激发他从崭新的角度来研究夏代史。终顾颉刚一生而言，他是“疑禹”而不“疑夏”，即始终怀疑大禹是否为真实的人王，但从未怀疑夏代的存在为真正的史实。所以，顾先生积极倡导建设真实的夏代史，并认为其唯一的途径在于考古学，且始终关注考古学在此领域的新进展。
第叁篇《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企图纠正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认为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活动——1926年李济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为了探索夏文化。该文通过细审李济当年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详细梳理他与袁复礼的调查行程，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力图证明李济的晋南之行绝非为了夏文化，他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并以科学发掘所得的考古材料来回应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第二组包括第肆、伍、陆、柒四篇文章，均是围绕夏与早商文化展开的讨论。
寻找夏文化是夏商周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肇始是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调查，此后数十年间学者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大体而言，以1977年登封告成遗址现场会为标志，夏文化探索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成会议之前，学术界普遍信奉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告成会议上，邹衡石破天惊般地提出了郑亳说，不仅打破了西亳说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夏文化探索的新时代。《考古学的春天——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一文着重分析了告成会议之前的夏文化探索历程，特别是从学术背景上分析了安金槐、赵芝荃、邹衡以及夏鼐四位关键学者各自的学术主张及其必然性，是对1977年之前的夏文化探索工作的一次总检讨。
自邹衡在告成会议上提出了郑亳说之后，夏文化的论争才真正开始。特别是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在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旧西亳说）、郑亳说之外又有了偃师商城西亳说（新西亳说），论争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本书第伍篇《交锋——邹衡的夏商文化论争》就是以邹衡的学术主张为主线，将告成会议之后各家观点串联起来，通过对论争过程及论争焦点的分析，讲述了郑亳说与新、旧西亳说的主要学术主张，分析了各派代表性学者观点转变的理由及其动机，从而客观地看待各家观点的优势与劣势，并希望由此作为继续推进夏商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
夏文化、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要从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其基础就是要首先辨析出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本书第陆篇《商从哪里来——先商文化探索历程》即以先商文化为对象，完整地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对商文化年代序列的构建过程，着重分析张光直与邹衡两位学者在商民族起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通过对比豫东鲁西南与豫北冀南两地区的考古新成果，指明商人源自东方这一传统说法不容忽视。而目前学术界在漳河型文化、南关外期遗存以及岳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族属上的纷争，表明探索先商文化不仅需要新材料，更亟需理论指导。
如果把夏商文化研究聚焦于一点的话，那必然是夏商分界问题。解决了夏商分界，自然就分辨出夏文化、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乃至其他一些同时期的族属文化。因此，夏商分界问题堪称夏商周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本书第柒篇《什么可以成为夏商分界的证据——夏商分界研究综述》的出发点不是要解决这个具体问题，而是全面回顾与总结数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得失。分析表明，虽然目前郑亳说与新西亳说在观点上已经十分接近，但这种趋近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一方面，两派学者在偃师商城是否为亳都这一关键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各取所需”地将最早的商文化确定在二里头四期后半段或四期之末，从而将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说迅速地置于几乎无人问津的境地。但正如郑亳说与旧西亳说学者所指出的，新西亳说在证据上既不充分，在论证方法上也存在瑕疵。因此，在新西亳说学者更充分地论证偃师商城是成汤灭夏之后在夏王朝腹地所新建的亳都之前，旧西亳说、郑亳说乃至夏商都邑“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等观点依然有存在的理由，都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换句话说，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目前达成的“共识”并不能视为夏商分界问题的有效解决，现有的夏商文化体系还需进一步验证。
第三组仅《著史与分期——李济与邹衡的殷墟文化研究比较》一篇文章。
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以殷墟为中心构建的殷商信史则是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取得的最瞩目成就。毋庸置疑，李济和邹衡堪称是殷商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别奠定了1949年前后殷墟考古的总基调。但李济与邹衡二人治学取向与研究目标迥然有别，具体到殷墟，可以一言以蔽之：李为著史，邹为分期。1928年，当李济第一次赶赴殷墟，就是为了寻找新史料，建设“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来。1949年之后，李济虽身处台湾，但依然致力于建筑可靠的殷商新史，这一宗旨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殷墟考古材料的整理方法，他的系列论著也都围绕著史而展开。反观邹衡，自接触殷商考古材料伊始，他就专注于商文化年代序列的构建。20世纪50年代，为了确定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存的年代，邹衡第一次对殷墟陶器进行分期；60年代，以殷墟陶器分期为基础，邹衡进而综合殷墟铜器、墓葬、卜辞和建筑遗存，完成了对殷墟文化的完整分期。邹衡的分期成果为重写殷商新史搭建了可靠的年代框架，但他自己却未在此问题上更进一步。事实是，殷墟分期不仅确立了新中国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新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分期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与古史重建的初衷渐行渐远。如何处理著史与分期的关系，是中国考古学界需要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四组包括第玖和第拾两篇文章，着眼点都是先周文化。
《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一文以徐旭生、苏秉琦和石璋如三位学者为中心，回顾了1949年以前学术界在先周文化探索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徐旭生开陕西考古的风气之先，虽然囿于客观条件，参与的具体工作有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苏秉琦作为新生力量，初次参加考古工作，即受命整理宝鸡斗鸡台发掘材料，他不预设任何前提，却通过对瓦鬲的研究，找到了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线索。而石璋如秉持殷墟发掘的良好训练，带着明确学术目的前往关中调查，致力于构建殷墟之外的另一个考古学标尺，最终却舍瓦鬲而以彩陶为周人的文化遗存，其结果也着实令人唏嘘。分析苏、石二位学者当年的思路与工作过程，可以看出考古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值得考古学同行借鉴与深思。
《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一文则概述了1949年之后的先周文化探索成果，特别是分析了以邹衡、徐锡台、胡谦盈、张长寿、尹盛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及以刘军社、张天恩、雷兴山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贡献得失、学术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就考古学层面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先周文化的研究可谓臻于极致，再加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材料的佐证，先周文化探索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种种有利条件。但结果依然差强人意，学者们仍然纠结于联裆鬲和袋足鬲与姬周、姜戎民族的对应关系，对周原、周公庙等大型都邑遗址的性质也未敢遽定。学术史研究表明，先周文化探索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材料的，毋宁说是理论与方法的。先周文化探索有可能成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研究的典范，为中国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
以上就是本书的大致内容。应该说，夏商周考古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即夏、商、周三族的来源与发展问题都已经涉及。作者深知自己学力有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史既缺乏足够的宏观把握，对学者们的具体学术观点也可能存在“误读”，因此书中的舛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另外，部分章节的初稿曾经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收入本书时在文字甚至观点上都作了修改，请读者在参考时以本书为准。
最后对本书的书名略作一点解释。《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追迹三代史事靠的是文献，考古学则主要依据实物资料来复原历史，二者殊途而同归。一部夏商周考古学史其实就是考古学者追寻三代史迹的历史，故以“追迹三代”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