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势

顾颉刚所说的“时势”，主要是指当时学术风气的转变，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清代学风有别于前代，具体来说就是，“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总好规定尊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恢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

二是西洋科学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形成了“整理国故”的风潮。这种“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他本人则是“生当其顷，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

三是深受康有为和胡适的影响，其中“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学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而“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他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

顾颉刚对于清代学者的了解和推崇，颇得益于他着手编撰《清代著述考》一书。据他在自序中介绍，编辑该书的缘起是因为他历来“很不满意前人目录书的分类”，所以很早就有“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的想法。1915年，他因病从北大休学回家，但并不愿意完全赋闲，于是“用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到这时很想把它实现”。他从材料最丰富的清代做起，以《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本，增补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名为《清代著述考》”，结果是“弄了几个月，粗粗成了二十册”。经过这番功夫，顾颉刚自认为“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并由衷地爱好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精密”、“搜寻证据的勤苦”以及“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到这时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所以概括来讲，顾颉刚编辑《清代著述考》有两大收获，一是对清代学术的深入领会，二是掌握了治学著述的基本方法。数年之后，当胡适在读到该书稿本后就甚为赞赏，发出了“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到了”的考语，而该稿本也长期存放在胡适家中，供他参考使用。《清代著述考》的小试牛刀也让顾颉刚备受鼓舞，于是他的“野心中又发一宏愿：要编写《国学志》，把《著述考》列为志的一种”。

顾颉刚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则几经周折。1913年冬，在同学毛子水的邀请下，顾颉刚参加了章太炎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设的国学会，他本是个“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眼的”人，但在听了章太炎的课后，“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教师，所以“佩服极了”。

然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袁世凯下狱了，但这短短的听课经历带给顾颉刚诸多的启发。他认为在章太炎课堂上的最大收获并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激发他随后用了数年的时间（1913年—1916年）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 何者为学？2. 何以当有学？3. 何以有今日之学？4. 今日之学当如何？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做法屡遭章太炎的诟病和攻击，于是在听了章太炎的讲授后，顾颉刚自然形成了这样的觉悟，即——“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于是“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顾颉刚甚至认为，“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

1919年，顾颉刚在给夫人殷履安的信中依然说他“前几年用一些功”，而收获则是对于“‘学问之为何物？’‘治学问的方法如何’两个问题，颇能晓得一些”，至于“有人说我学问好，真羞的无地自容了”，因为他对自己的考语是“只能说是‘知道学问’”，而“不能说是‘有了学问’”。一如顾颉刚自己所言，在外人面前他向来是“竭力的‘藏锋敛锷’”，而对于殷履安则是“总要‘倾怀一吐’”的，所以他当时的这些认识都是由衷之言，由此看出章太炎授课对他启发之大。

当顾颉刚笃信章太炎，甚至“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时，他好学博览、不盲从权威的个性又发生作用了。为了了解今文学家的真实面目，他先后找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阅读之下“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敏锐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并且意识到“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于是决定“在我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之前，最好对于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帮助”。

又过了数年，顾颉刚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原因是章太炎在学术上的诸多表现，如“一笔抹杀殷墟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这说明“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在顾颉刚看来，这样的章太炎“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而章氏原本强调的“薄致用而重求是”则是顾颉刚所愿意“始终信守”的，所以多年之后，顾先生依然说“学问而不离政治，必不能求真，此义我笃信之”。

1916年7月，顾颉刚在上海参加北京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名列第五被录取。顾颉刚能入北大求学完全得益于他的父亲，顾父初以教馆为生，后曾考入京师大学堂，但因家贫而辍学，遂发愿“吾虽不能在大学堂毕业，定要吾子在此毕业”。所以尽管顾颉刚成年后与家中关系紧张，但对于他父亲始终心存感激，如他在给新婚夫人殷履安的信中就说，“父亲自然是笃爱我的。照现在社会的风气，以及我家的景况，换了别人家，我早不会在北京大学读书”；又说，“在这种旧社会旧家庭里，居然有让我接触‘真学问’的机会，吾真不能不感激父亲。……父亲独能‘力排众议’，教我爬上了最高的学校，我怎能不感激呢！所以无论父亲待我有些不合的地方，我总不敢计较了”。

1916年秋季，顾颉刚入读北大中国哲学门，主要课程包括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崔适的“春秋公羊学”等，但他早受了崔述、章太炎和康有为的影响，因此对于“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而很快顾颉刚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就任伊始就“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并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顾颉刚由此开始接触《新青年》杂志，并发现自己“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不期而遇的同调”，这样的结果便是他“胆壮了不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他甚至为陈独秀起草了呈蔡元培校长的长文要求停止陈汉章“中国哲学史”课。

这一年的9月，胡适自美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10月即接手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在课堂上，胡适丢开三皇五帝从周宣王讲起，当时“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但顾颉刚在听了几次后认为胡适“虽没有伯弢先生（引者按，指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并拉着室友傅斯年去旁听，结果傅“也是满意”。这样一来，不但“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已有的关于“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变得更加强烈了，但他也承认，究竟“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至于傅斯年，也被顾颉刚“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而顾颉刚则因为能写白话文，也被邀请加入了新潮社。

清代学者的求是精神，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章太炎和康有为的经今古文学的再次交锋以及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风云际会，顾颉刚或受其影响，或身在其中，这就是他所面临的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