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与文化因素

一、经济因素

习惯法是上层建筑，其形成有赖于经济基础。瑶族是山地民族，其居住区处于亚热带，气候温和，年均气温为19℃，雨水充足，年降雨量在1439毫米到2251毫米之间，有利于农业、林业生产。因此，居山游耕、山地经济，是瑶族经济的基本特征。居山、游耕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瑶族的生活方式，还影响到瑶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审美情趣等，这既是塑造、生成瑶族习惯法的物质基础，也是瑶族习惯法观念赖以产生的根源。

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瑶族经济在前、后两个阶段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前，因历代中央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歧视和排挤政策，瑶族在政治经济发展上极不平衡，其社会经济制度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各种剥削制度，并对山地进行改造，使瑶族从迁徙游耕改变为定居耕作。由于所处的环境自然条件较差，瑶族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经济社会比较落后，这种状态深刻地影响了瑶族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前：居山游耕及其社会经济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前，瑶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居山、游耕，或迁徙游耕。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徙的不定居的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8]”事实上，瑶族的游耕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经济，它以刀耕火种农业为主体，辅以林业、畜禽饲养业、狩猎业、采集业、竹器编织业等多种经营[9]。与居山游耕的经济形态相适应，形成了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1.居山游耕的山地经济

瑶族的经济形态，是居山游耕的山地经济，史书对此多有记载。如《梁书·张缵传》说：“瑶族依山险为居，刀耕火种，采食猎毛，食尽则他徙。”明朝嘉靖年间，林希元编的《钦州志》记载：“有曰山民，砍山为业，多易其处，自为生理，不属于官，谓之白衣山子，盖盘瓠之遗种。”瑶族世居大山，在漫长的岁月里，砍山、烧山、耕山、种山、过山，是其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传统上，瑶族经济的背景就是大山。

瑶族在历史上以山地经济为其特征，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瑶族主要的聚居区，为亚热带雨林的高山地带，通常群山连绵，层峦叠嶂，溪流纵横，环境清幽。瑶民建村立寨，一般选择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部分居住在石山、半石山区，小部分居住在丘陵地带，居住平地的极少，山地与坡地成为瑶族赖以生存之所。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瑶族“衣裳斑烂，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在瑶族传世文献《评皇券牒》中有：“评皇圣牒，发下一十二省万顷山河，地名开具：会稽山、终南山、峨眉山、南岳山、万阳山、九嶷山、大江山等。天下一切山场，均付与王瑶子孙管业，刀耕火种。”这相当于向世人公开宣称对山地的使用权。对于瑶族的居住特点，民谚有生动描述。如广西民谚：“高山瑶，半山苗，汉人住平地，壮侗住山槽。”贵州民谚：“苗族住河边，布依住田间，瑶族高高在山巅。”

瑶族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居山游耕、迁徙频繁。所谓“游耕”，又称刀耕火种，其耕作程序是：选择耕种区域，一般为地势稍缓、植被茂密、腐殖层厚的地段；在冬春时将树木、杂草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烧山；火烧过后，用刀砍去粗大未能燃尽的枝干，整理土地，并在火灰中下种、播种。所种之物，多为红薯、芋头、玉米、木薯、旱禾等杂粮。烧山的第一年，土地的肥力足，作物往往丰产，第二年地力耗损，一般平产，第三年就减产，到了第四年，土地肥力耗尽，只好丢荒，另寻一处山地砍烧，故有“一丰、二平、三减、四丢”之说[10]。如果附近无地可耕，就只能迁居别处。史书记载：瑶人“椎髻跣足，衣斑烂布褐，各自以远近为伍，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即移一山”[11]，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不过，“游耕”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支系，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有差别。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就是简单的烧山种地，不作中耕施肥，坐等秋季收获。随着铁器的使用，发展成较为先进的刀耕火种，不仅在火烧后的地上进行锄耕或犁耕翻地，播种后还要经过两、三次中耕除草，而过若干年待地力恢复后，又返回原地重新开垦，类似于“休耕轮作制”。在不同的支系间的差别，如在白裤瑶，是“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在盘瑶则是“种山还林”的游耕种树。

游耕需要经常迁徙，使瑶族形成“吃了一山过一山”的生计策略，并派生出相应的聚落模式、作物安排、工具和技术、劳动组织、副业生产、分配和交换、习俗与信仰等[12]。瑶族的各个支系以至各家族，都有一部辗转迁徙的历史，其中尤以“过山瑶”为甚，其他支系也差不多，“居无常处”的情况非常普遍，诚可谓“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13]。

迁徙、游耕的生计方式，导致瑶族“住地分散”、“支系较多”、“崇尚狩猎”等，并衍生出富有特色的产品分配和交换制度。如集体耕山收获物实行按户平均分配；凡集体狩猎所获，一般遵循“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习惯，小动物不便均分，就熬成肉汤，大家分吃。此外，还盛行“互酬”制度，即一种广义的互助、赠与关系。如“过山瑶”在建筑房屋、播种、举行婚礼、葬礼、宗教仪式（还愿、挂灯、度戒等）、过节时，大家出钱、出物、出劳力给当事者以帮助，受助者下回给援助者以相应的帮助作为回报。因为长住山区、迁徙频繁，瑶族虽然饲养一些畜、禽，但数量不多，故狩猎成风，不仅赖以自卫，而且是获得肉食的重要方式，这也深刻地影响了瑶族的文化、习俗，如盘瑶崇拜龙犬槃瓠，白裤瑶精于狩猎，青瑶有独特的打猎舞等。

当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刀耕火种生产发展的要求，以及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了瑶族特有的游耕的生产、生活样式，但并不是所有的瑶族都从事游耕，也有的已经定居，并以种植水田为主，比如一些被称为“平地瑶”的，就是这样。

2.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各部发展极不平衡

从整体上看，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除平地瑶以外，瑶族其他支系生产力均较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以广西为例，瑶族绝大多数属于贫困户，且不说汉族，因为相差太大，即使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侗、壮、回、苗等相比，亦颇有不如。个中原因，固然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有关，但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历史上，瑶族长期刀耕火种，弃牛耕而多用翻撬等，生产力停滞不前。一般来说，瑶族的山地经济属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结构单一，缺少社会分工。农业之外，各种副业，如养殖、采集、手工业，均集中于家庭，为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而苦苦挣扎，因而经济发展非常缓慢，难以摆脱单一、封闭、贫穷的境况。

从微观上看，新中国成立前，瑶族普遍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各部分所处的阶段不同。在历史上，瑶族游耕农业生活，各地发展并不是一致的。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受周边民族的影响不一，各地瑶族结束游耕的时间也有区别。如南丹的白裤瑶处于刀耕火种的农业阶段，狩猎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金秀的盘瑶则以“种树还山”的游耕方式经营农业和林业；龙胜的红瑶大都“讨山种地”、开垦梯田，维持生计；而恭城、富川等平地瑶因久居平地，受其他民族影响，水田耕作经验丰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甚至有少量商品经济。总的说来，湖南、桂东、桂北一带平坝地区的瑶族，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明清之后逐渐走向定居，游耕生活结束较早；越往西南地区，流动性越大，桂西、桂西北、云贵一带，到20世纪50年代，才基本上结束游耕生活。

3.从土司制度到封建地主经济

从明朝开始，到清末“改土归流”前，朝廷在部分瑶区推行土司制度，通过土司来统治、约束瑶民。以广西为例，《明史·广西土司》卷七十二载：“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瑶患亦稀。”可见土司制度的盛行。土司与中央是朝贡关系，在自己的辖区内，则有很大的自主权，是瑶区的实际统治者。

在土司管辖的区域内，并行着两种制度：一是土司的剥削制度，二是瑶族内部的原始公社制度。土司对瑶民剥削是非常残酷的，凡土司辖区内的山林、土地、河流，均为土司所有，瑶民只能租佃土地耕种，不能“私鬻”、“典卖”。如明清之际十万大山的瑶族，通常以集体筹款的方式，推举头人向当地土司批租山林，租山除缴纳租金外，还要赠送各种礼物，如土产山货、鸡鸭鱼肉等，并为土司负担各种无偿劳役。土司以征收来的各种特产等向朝廷朝贡，朝廷和地方官员则设宴款待、赏赐钱物。在瑶族内部，实行原始公社制度，凡租下的山，第一年集体耕种、集体分配，第二年分户耕种，第三年后地力耗尽，丢荒，待15至20年后重新开垦时，又开始新一轮循环。

与此相适应，瑶族在社会组织上盛行“瑶老”制。“瑶老”之名始见于明代，在不同的地方称谓略有差别，如“村老”、“社老”、“庙老”、“目老”、“寨老”等。根据联结纽带的不同，“瑶老”制分为两种：一种是亲属团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另一种是地域组织，或说“村社”，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在现实中，瑶族村寨往往是两者的结合，即以宗亲、姻亲团体为基础，组合成村社团体。瑶族在游耕、迁徙中的重大活动，如砍烧山林、播种收割、大型围猎、建房立寨、婚丧嫁娶、宗族或村社祭祀、调解内部纠纷，以及寻找新的耕地、对外交涉等，均以亲族或村社为单位，由“瑶老”组织、指挥。由于瑶族在生产、生活中组织严密，协作性强，因而相互之间团结互助成为风尚、习俗。

清末，封建地主经济在瑶族地区兴起，逐步取代了土司经济。地主经济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朝廷的“改土归流”方式；二是通过汉族官员、地主“招瑶为佃”的方式。地主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土地可以买卖。随着买卖的进行，土地逐渐从土司手中转移到地主手中，产生了地主阶级。而一些充当抚瑶官的汉族官吏，将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带进瑶山，成为新兴地主。与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相比，地主经济是一种历史进步，瑶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地主经济下，瑶民所受的剥削依然沉重，佃农一般须向地主缴纳农产品的50％作为实物地租，此外还有劳役地租，即承受地主摊派的无偿劳役。

（二）新中国成立后：定居耕作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49年底以后，各地瑶族陆续解放，封建统治和剥削被推翻，瑶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从1951年开始，相继建立了广西金秀、广东连南、湖南江华等15个瑶族自治县（含各族自治县），以及广东秤架等100余个民族乡，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做主人，自己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在经济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1.社会主义改造与定居耕作

瑶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具有独特性。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在指导瑶族地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从瑶族的特点出发，规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及多种切合实际的具体形式：[14]（1）对于包括瑶族在内在解放初期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民族，采取不经过民主改革，直接建立互助组的方式。在建立合作社时，对原始的公有土地，在自愿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共同入社、互相调换等形式，逐步变革为合作社所有制。（2）在处理土地、牲畜、山林等生产资料入社问题时，注意尊重瑶族的风俗习惯。（3）在组织规模上，根据瑶族多居山区，村寨小、人口少、相距远、土地分散的特点，一般社队的规模宜小不宜大。在具体的经营管理中，注意尊重瑶族的生产、生活习惯，保持他们惯常的生产操作方式，发挥其生产特长。（4）在收益分配上，坚持少扣多分；在处理集体和个体关系方面，坚持“宜松不宜紧”的原则。

社会主义改造后，瑶族基本上停止了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实现了定居耕种，进入以农业或林业为主、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刀耕火种的游耕失去了随意觅地垦荒的可能；另一方面，土地、山林、耕牛、大型家具等生产资料悉归集体所有，人们只能在所辖生产队的土地上集体耕作，长期的、大规模的游耕，因失去了土地资源以及生产资料而被迫停止。在生产队管辖范围内，小规模的刀耕火种虽未全部消失，但亦多属于轮作休耕。定居下来的瑶族，开始精耕细作，施肥、除草、杀虫，追求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地瑶族基本上停止了刀耕火种的游耕，通过垦田造地、兴修水利、引进良种，使用农家肥、化肥，以及防治病虫害等，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绝大多数瑶族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各级政府根据瑶区实际，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如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造林育林，连南瑶族自治县利用水利资源发展水电事业，恭城瑶族自治县实施生态农业战略，大力发展“以养殖为重点，以种植为龙头，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经济等，使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15]。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瑶族习惯法的制约和影响

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显性层面，瑶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在隐性层面，传统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旧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使社会运行机制呈现出二元性：一方面，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渗透、改造原来的社会，使瑶族习惯法在内容上发生变化，一些为旧社会服务的规则、习俗被抛弃，而新的规则、习俗相继产生。典型的例子，如金秀瑶族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于1951年以石牌的形式制定了《大瑶山团结公约》，1953又制定了《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这两块石牌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宗旨，取消了山主原有特权，规定了“自由开荒”和“谁种谁收”原则等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大瑶山的石牌注入了新的内容，发挥了新的作用。另一方面，原有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纠纷解决机制等依然运行，特别是“瑶老”制度、宗教势力等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瑶民的生产、生活；而习惯法中的部分文化内涵经演化、整合为乡规民约，继续在瑶族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之前，受“左”的思想干扰，全国范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革”浩劫同样波及广大瑶区，由于政治体制、生产关系多变，工作方法上“一刀切”，瑶族地区特殊的生产条件被忽视，造成经济上的起伏波动。总的说来，随着社会主义深入发展，国家权力对包括瑶族地区的基层社会介入力度越来越大，各种正式的制度，如法律、行政法规等，逐渐取代了瑶族社会的习惯法，瑶族村寨中的传统政治力量退隐，原有的村寨关系、亲族关系、宗教关系、传统习俗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支配作用和保障村寨的能力，习惯法的许多文化内涵也逐渐异化和消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生改变。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耕地、山林等包产到户，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乡村社会重新确立。新的乡（镇）制度实施以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经济生活中退出，使村寨、家庭有了发挥作用的余地，从而为瑶族习惯法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二、文化因素

瑶族习惯法的形成，与其独特的文化攸关。而瑶族文化的创造，又受其生存环境直接影响。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曾长期居山游耕、迁徙不已，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瑶族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山地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一）物质文化

在物质文化方面，瑶族拥有简朴别致的居住文化，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五彩斑斓的服饰文化。

瑶族一般在高山地带建村立寨、聚族而居，五至十公里为半径，周围有几座可供轮流开垦的山林，以及可供饮水、灌溉的溪流，因此，竹木青翠，景致迷人，是众多瑶族村寨的特点。一个村寨的大小，取决于耕地的承载力，一般为10户左右人家，多数有宗亲、姻亲关系。村寨一般安排在聚落中心地带，建筑在水源充足的山腰上，有小道通往四周耕作区。为便于迁徙，房屋多为竹木架构，或用泥土筑就，上覆茅草，或盖以树皮、竹瓦，基本上属于简陋的寮棚。室内生产用具、生活用品极简，迁徙时用一两副担子加上背篓、网袋即可搬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渐改为质量较好、式样别致的干栏建筑和平房建筑。现在大部分瑶族居住于平房建筑，包括竹舍、木屋和泥瓦房三种类型。广西部分瑶族居于干栏建筑中，包括吊脚干栏、半楼居干栏等。

瑶区的主要作物是旱禾，粟、高粱、番薯、玉米、豆类、爪类亦普遍种植。因此，瑶族多以玉米、大米、小米、高粱、荞麦、红薯、芋头等食物为生，或以薯、芋、豆、玉米为主粮，杂以旱谷、大米而食。因为住在高山密林，地处偏僻，瑶族过去的肉食，主要依靠上山猎兽，下河捞鱼，及饲养猪、鸡等。宋人陆游说：瑶人“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16]，大底不差。平时，人们常将鸟、兽、鱼及猪肉制成“酢肉”，留作待客或过节之用。部分瑶民有吃生血的习惯，而以打油茶待客，或以鸡的心肝敬客，则是其独特的习俗。此外，瑶族还从事采集，其对象有木耳、香信、黄藤、棕皮、野菜、野果、竹笋、薯良、蜂蜜等。

瑶族的服饰根植于传统文化，多采用自己种植的蓝靛染色，在风格上不带矫饰、不尚浮华，图案绚丽而又朴实清新，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质朴、纯真的美感。一般说来，古今及各地瑶族服饰的共同风格是，服装颜色多使用黑色或深蓝色，男子上穿对襟服、右衽铜扣衣或交领衣，下穿宽筒长裤，腰及小腿绑扎布带；女子穿圆领花边对襟或右衽长衣，下着挑花长裤或百褶裙，扎花腰带、围裙、绑脚，反映了瑶族各支系共同的审美情趣[17]。瑶族服饰因支系不同、地区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服装颜色、样式及头饰三个方面。

（二）精神文化

在精神文化方面，瑶族拥有独特的婚丧生育文化、民间工艺文化、民间文学、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科学技术等。瑶族的婚丧生育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在生育文化上，瑶族认为，婴儿是花婆神送来的，如无生育，或生而养不活，需要向花婆神求子，或请师公设祭坛，来“架桥接花”。婴儿出生第三天时，家人要为其做“三朝”，请师公来家做“添丁仪式”，祭告祖先神灵。

在婚姻家庭文化上，传统瑶族的通婚范围受到限制，一般不与其他民族通婚，特别是女子不嫁其他民族。如贵州荔波瑶族严格奉行“四不通婚”原则：不与外族通婚，不与其他支系通婚，不与同宗同祖的人通婚，不与姨表通婚[18]。在恋爱中，普遍以歌为媒，通过“对歌”来物色对象、谈情说爱。在结婚中，有“招郎入赘”、“拆鬼”、“抢婚”、“姑舅表婚”、“不落夫家”等习俗[19]。在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较汉人平等，生男生女无所谓。男子可娶妻，也可以“嫁人”，上门入赘很普遍。女婿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被视为亲子。此外，由于刀耕火种需要劳动力较多，一些瑶族，尤其是“过山瑶”，还盛行收养子女，家庭规模较大，一般超过五人，多的达十余二十人[20]。

瑶族的丧葬文化，具有悲壮古朴的特点。传统上，丧葬的类型有食人葬、树葬、岩葬、火葬、土葬等。瑶族民间丧葬礼仪繁多，各地丧葬礼仪的内容和具体程序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要经历终别、安尸、报丧、入殓、停柩、守灵、奠祭、择吉、出殡、下葬、守孝等活动。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有“买水浴尸”、入殓前“净棺”、点“长明灯”、“打斋”超度、葬后第三日“送水”、“覆土”等习俗[21]。

瑶族的民间文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故大量的民间文学为口头创作，靠口耳相传，也有不少歌谣故事用汉文传抄，少量为碑文记载[22]。瑶族的民间文学主要有：

（1）神话、传说。瑶族神话想象奇特，原始气息浓郁。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天地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万物起源神话、图腾神话和斗争神话等，其中以《盘护王》、《密洛陀》和《伏羲兄妹》最为著名，为瑶人世代传颂。这些神话朴实地反映了瑶族先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其中，《盘护王》讲的是瑶族始祖盘护为国立功，被聘为驸马，受封南京会稽山石宝殿为王，获赐天下山场，蠲免赋役的故事，是支持瑶族刀耕火种、食山过山的根据。

瑶族的传说多与瑶族命运攸关，呈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如《长鼓的传说》，解释瑶族为悼念盘王而制作的长鼓；《跳盘王的由来》（或称“盘王节”），解释瑶族为酬谢盘王而立此节；《祝著节的传说》，是为了纪念瑶族始祖密洛陀而立此节；《漂洋过海》、《千家峒》，记录了瑶人漂泊苦难的生活，反映了瑶族历史上的重大事变；《侯大苟的传说》、《金龙出大洞的传说》，则反映了明清时期瑶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史实。有一些传说是解释地方风物的，如《赛本事》、《蛤蟆的嘴巴为什么是扁的》和《五色饭的来历》等。

（2）民间故事。这是从神话、传说中脱出的文学样式。瑶族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爱情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动物故事、精灵故事、魔法故事、童话、寓言和笑话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瑶族的社会生活。比较著名的有《五彩带》、《百鼠衣》、《隆斯与三公主》、《蛇郎》、《美丽的香草鱼》、《卜哈的故事》、《蚂拐告状》等。

（3）民间歌谣、说词和谚语。瑶族是一个爱歌唱的民族，人们以歌传情，以歌娱人、娱神，以歌授经、育人等，歌谣成为瑶族抒情言志的主要形式。清人曾说：“瑶俗尚歌，男女杂踏，一唱百和。[23]”从内容来看，瑶族歌谣分为创世歌、历史迁徙歌、风俗歌、乐神歌、劳动歌、生活歌、历史斗争歌、情歌、童谣（儿歌）等。

瑶族著名的民间歌谣有《盘王大歌》、《密洛陀》两部。《盘王大歌》是瑶族民间歌谣的集成，包括史诗、开山歌、生产歌、狩猎歌、谜歌、情歌等，是祭祀盘王时吟唱的歌谣，内容涉及开天辟地、人民再造、盘王出世，以及瑶族开山、修路、建房、生产、狩猎、迁徙、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是瑶族迁徙、游耕生活的集中反映，同时构成瑶族以游耕作为生计方式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歌谣之外，瑶族民间还有一种“说词”，带有固定腔调，夹杂许多排比式的格言、警句，依内容不同可分为祝词、祈词、诉词和说亲词等几类。祝词，俗称“彩话”，多见于新屋落成和结婚仪式上。祈词，俗称“石牌话”，用于群众请求石牌头人出面办事，或头人要求同一石牌的人协力之时。诉词，用于受害者向头人告发违反石牌律者。说亲词，包括订亲词、娶亲词、嘱亲词，主要是操布努瑶语的瑶族运用。瑶族的民间谚语，是一种以精练的语言对生活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的俗语，反映社会生活、道德行为、气象、时令、农事等，如“先有瑶，后有朝”，“小满前，要种棉”、“正月木、二月竹”等，这些谚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