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宋人关于杜诗的讨论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宋代出现的杜诗“伪苏注”的情况，我们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说了这个“伪苏注”是怎么作伪的，为什么称它为伪注。这个“伪”字有两重含义。第一，它假托注者的名字，本来不是苏东坡做的，是无名氏做的，但是它假托东坡的名字。这是一重作伪。第二，就是它所注的所谓出处，这个典故，本身是伪造出来的，原来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成语。这是第二重作伪。“伪苏注”一出现，当时就有一些比较有见识的人看出它是假的，因为这个作伪者的水平不是很高明。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作伪者高明一些的话，就不那么容易被识破了。

我们来看看最初它是怎么被识破的，请大家看讲义上的例子。我以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为证。《沧浪诗话》已经批评“伪苏注”是伪的，其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句杜诗叫“楚岫千峰翠”（“岫”就是山峰了，“岫”实际上应该是有洞穴的山，但是后来大家都把它当作山峰来用），楚地有很多的山峰，一片碧绿，所以说“楚岫千峰翠”。那么“伪苏注”是怎么注的呢？“伪苏注”说这句杜诗的出处是景差的诗。大家知道景差是谁吗？景差是先秦的辞赋家，跟着屈原、宋玉写赋的一位辞赋作家。“伪苏注”说景差有一首诗叫《兰台春望》，里面有这样两句：“千峰楚岫翠，万木郢城阴。”大家看，所谓景差这句“千峰楚岫翠”，到了杜诗中间变成了“楚岫千峰翠”，是把前面四个字倒了一下顺序，“伪苏注”就认为这是杜诗袭用前人的句子，再加一些改造。严羽讥笑“伪苏注”的作者，说他这就露出了马脚，有漏洞。他说五言诗到东汉才开始有，怎么景差就写了五言诗呢？实际上严羽还没有指出来，这两句所谓景差的五言诗，假如我们分析一下它的平仄格律的话，它的上句是平平仄仄仄，下句是仄仄仄平平，除了上句第三字外，两句诗的平仄完全合律，就是五言律诗的写法。我们知道五言律诗起源于南朝，最终成熟于唐代的沈、宋时期，先秦的景差怎么可能就写了两句平仄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诗来，这是违背文学史常识的，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严羽就说，幸亏有这样的漏洞，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知道它是伪造的，是一个没有常识的人伪造的。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严羽没有指出来，这句“楚岫千峰翠”实际上也不是杜甫的诗，而是附录在杜甫诗集中的一位跟杜甫唱和的诗人的诗句，这个人就是韦迢。韦迢是杜甫晚年流落湖南时与杜甫有唱和关系的一位诗人，杜甫写了一首诗给他，他又写了一首诗回答杜甫，两个人唱和。因为是唱和，所以这首诗就一直附在杜甫的诗集中。同样的情况还有严武的诗，严武的诗都是依靠附在杜甫集中才流传到后代的。因为韦迢的诗附在杜甫的诗集中流传下来，做“伪苏注”的人也没有注意，所以也把它注了一下，并伪造了一个出处，而这个出处正好给严沧浪抓住了。“伪苏注”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假如我们对“伪苏注”的思考到此为止的话，那么，我们的思考并不十分全面。对于一种文学史现象，对于诗歌史上的一个现象，我们研究它、论述它，并不是说把它的面目搞清楚就算完事了。当然一篇论文可以这样写，你说“伪苏注”是什么，怎么作伪的，也可以。但是作为一个问题的探讨，它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追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伪苏注”为什么在宋代出现？而它为什么又附在杜甫身上？它不是注李白，不是注王维，而是注杜甫，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伪苏注”的文学史意义是什么，它说明了什么。我们稍微再展开一下。

首先，“伪苏注”的出现是跟宋代人对杜诗的认识分不开的，虽然它本身是一个伪的东西，是学术史上一个弄虚作假的恶作剧，但它的产生是与宋代对杜诗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分不开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呢？宋人认为，杜甫的学识非常广博，杜甫自己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读了很多书，读得非常熟，所以他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他所掌握的那些前代典籍、前代文化的知识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这一点本来是不错的，杜诗确实是有这个特点，但是宋朝人把这方面的认识推向了极端。推向极端以后，就出现了下面这样的论点。

请大家看讲义，我们先看一条北宋孙觉的话。孙觉这个人不太有名，但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婿，叫黄庭坚。孙觉是黄庭坚的第一位岳父，黄庭坚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死后，又娶了一个。孙觉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他认为，杜诗中间只要把连在一起的两个字单独拿出来，当然一般能组成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动宾结构，只要你把这样一个语言单位取出来，那么它一定是有出处的，这两个字一定能够在前代典籍中找到它的来源，而不是杜甫杜撰出来的。这是孙觉的话。孙觉本人没有著作留下来，我把这句话的出处打在讲义上了，同学们感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它是出自林希逸的《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这本书记录了孙觉的话。

孙觉的这句话后来不断有人复述，比较有名的就是南宋的王楙，他在其《野客丛书》中重复了这个观点，认为杜诗中每两个字都是有出处的。孙觉提出这个观点以后，他的女婿黄庭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而提出杜诗每一个字都有出处，不一定非要两个字连在一起。黄庭坚在写给他的外甥洪驹父的书信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就是自己要创造一种说法、一个句子是非常难的，杜甫写诗，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他们诗文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在前代的典籍中找到出处，都是有来历的，不是自己杜撰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呢？黄庭坚后面又解释说：“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杜诗中有的字并没有来历，黄庭坚说这不是没有来历，而是我们读书太少了，看不出它的来历。实际上它是有来历的，你继续找，孜孜不倦地找下去，迟早能够找出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罢了。这下好了，杜诗不是“无两字无来处”，而是“无一字无来处”了。

孙觉在当时的影响不是太大，可黄庭坚是当时诗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提出这个观点，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马上就影响到杜诗的注释者，那些为杜诗做注的注家，都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人们就认为，当你为杜诗做解的时候，你一定要为每个字找到它的来历，没找到的话，你就注得不够全面。我们看看李复的话，李复在一封书信中说：“杜读书多，不曾尽见其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杜甫读了很多很多书，假如你没有读过杜甫那么多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整地为杜诗做注解，因为有些句子的来历你不知道。我想，这样一种观念，对杜诗的这样一种看法，会极大地影响宋人为杜诗做的注解。

为杜诗做注解的学者就态度而言可以分成这么两类。一类是认真的，是诚实的，他们在为杜诗做注解的时候，发现没有来历，就承认“我读书太少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还有一类，不那么诚实，在注杜诗时看到有的没有来历，他想一定有来历，但是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干脆伪造一个。用伪造出处的办法证明杜诗每一字都有来历，或是每两字都有来历。这是产生“伪苏注”的一种学术气氛。当然做“伪苏注”的这个人品质不好，他在杜诗学、在学术史中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那里捣乱，但是“伪苏注”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整个学术界对杜诗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杜诗每一字都是有出处的，有来历的，你一定要找出来。

还有第二方面的原因，这也与黄庭坚有关系。我们先介绍一下黄庭坚的一个观点，黄庭坚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提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八个字。关于这八个字，我在《黄庭坚“夺胎换骨”辨》的文章中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它的影响如何，它在山谷本人的写作中有什么体现等，我都作过分析。我要稍微说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5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我一直记得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这是第一篇。有人说：“你起点很高啊，第一篇就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面。”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把这个经过给同学们说一下，因为在座的恐怕大多是博士生，博士生都有一个发表论文的问题，都为要发表论文而烦恼。我1982年开始读博士，跟程千帆先生，因为我的硕士老师也是他，所以程先生就说：“你的硕士论文中关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那一部分还有一点新意，你把它抽出来，改成一篇单篇论文，试着投投稿。”那时候还没有博士生一定要发表论文的规定，不发表论文也可以。我把那部分抽出来，改成一篇论文，先投到南京的《江海学刊》。过了几个月，编辑答复了，说“可以考虑用，但太长了，你这篇文章一万四千字，我们最多只能用七千字，你把它砍掉一半”。我倒不是舍不得我自己的文章，我的文章又不是字字珠玑，可以砍。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以大量的材料来说话的，砍掉七千字，理由就不充分了，证据就不够了，观点就说不清楚了。虽然是第一次发表文章，对我有诱惑力，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舍不得砍掉那一半，所以我说我情愿不发表了。我把文章抽回来了，程先生说那再换一家吧。第二家换到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文章在《文史哲》也躺了几个月，编辑回信了，说你这篇文章没什么新意，我们不能采用。本来我也就算了，因为那时还没到发表文章的程度，自己也觉得基础还没有打好，怎么就要发表呢？不像现在大家急于发表，那时候学校也没有规定嘛。结果程先生不乐意了，程先生说：“我觉得写得蛮好的，怎么他们说没有新意呢？”他让我干脆投一家好的刊物。我把它投到《中国社会科学》去，结果三个月就发表了。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当大家投稿的时候，稿子发表了，你不要太高兴，稿子被退回来了，你也不要沮丧，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把编辑部的意见看作最高标准，发了就是好文章，不发就是不好的文章。刊物的档次也没什么道理。我这篇文章《江海学刊》发不出来，《文史哲》发不出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出来了。按照现在的分类，什么一流刊物，什么核心期刊，分了好几个等级，有什么道理？没有。所以大家投稿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保持信心就行了，不要太在乎其他人的意见。

现在我们回过来说黄庭坚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跟“伪苏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黄庭坚提出这个理论，也是以韩愈、杜甫为根据的，他认为杜、韩这样的人写诗写文是有来历的，而杜、韩对于他们的前人的作品，那些好的句子，好的构思，拿过来为我所用，经过一定的改造之后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于是，黄庭坚给他们的做法起了一个名字，凡是在具体的字句方面学习前人的，比如一个词、一个句子，这种做法叫“点铁成金”；凡是在整首诗的构思、结构、立意上模仿前人而加以变化的，这叫“夺胎换骨”。

宋人经常把这两句话合起来使用，因为两句话说的都是怎样对前人的好作品进行改造，吸收前人的经验，为我所用。黄庭坚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非常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入门的好办法，即模仿前人。当然，黄庭坚进一步要求自成一家，“夺胎换骨”只是初步的。宋代诗人开始写诗的时候，唐诗已经存在了，唐诗是他们面临的文学遗产。一方面，唐诗为宋人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参考，可以模仿。另一方面，唐诗对宋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唐诗写得太好了，所有的题材都开拓了，所有的风格也都创造出来了，不管在哪个方面，只要联想到唐诗，总会找到这方面的名篇。这叫宋人还怎么写诗？宋朝的社会生活形态与唐朝区别不大，并没有出现新的东西，没有出现汽车、火车，还是原来的生活状态，基本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整个的文化背景也差不多，那宋人还怎么写？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唐以后的人不要再写诗了。当然他说的是五、七言的诗歌了，你写新诗、白话诗当然可以，唐朝人没写过，但是五、七言诗唐朝人写完了，你没法写。所以黄庭坚这个理论对宋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他们正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写，写来写去都绕不开唐诗，黄庭坚就教他们：你就对唐诗进行有效的利用，对它进行“点铁成金”，对它进行“夺胎换骨”。黄庭坚还给他们打气：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样做，古人也这样做，杜甫这样做，韩愈也这样做。黄庭坚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宋代的学者、诗论家果然举出很多前人的例子，探讨杜甫是怎么做的，韩愈是怎么做的，他们对前代的那些文献怎么进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可以说，这种思考深入人心。所以体现在杜诗的注解中，这些注家也就带着这种观念来思考：一句杜诗写得很好，它有没有来源？它是独创的，还是对前代人的诗进行“夺胎换骨”或“点铁成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请往下看讲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四有一组《秦州杂诗》，这是杜甫在秦州写的一组五言律诗，共20首，其中有一句是“归山独鸟迟”，就是有一只鸟，很晚才飞回到山里面，而其他鸟早就回去了，这只鸟落到最后了。讲义上斜线后面就是“伪苏注”的说法，“伪苏注”是这样为杜诗做注的，说杜甫以前的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句叫“夕鸟背山迟”，一句叫“归林孤鸟迟”。这两句到底是谁的诗，我们现在也查不到，多半是这个“伪苏注”的作者自己胡编出来的，说古代就有这样的句子了，这个句子跟杜诗差不多的，意思也比较接近。下面终于举出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个人叫何敬祖。“伪苏注”说何敬祖还有一句诗“倦鸟山林迟”，接着就表扬杜甫，说“工部或得换骨法”。你看杜甫以前就有三句这样的写法了，都是写傍晚时候一只鸟回到山里面，一句是“夕鸟背山迟”，一句是“归林孤鸟迟”，何敬祖又有“倦鸟山林迟”，显然杜甫是对这三句古诗加以“夺胎换骨”，加以“点铁成金”，从而造出“归山独鸟迟”一句。

何敬祖有名有姓，就是西晋诗人何劭。在现在的总集中，我查了一下，《晋诗》卷四中一共有他四首诗，还有两句是残句，不成章的，但都没有这一句。当然从逻辑上讲，可能是亡佚了，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可能根本就没有，所谓“倦鸟山林迟”，句法都不太通顺，造得很拙劣。清代仇兆鳌的杜诗注《杜诗详注》，是注得最详细的，仇兆鳌又找出一句何逊的诗，叫“独鸟赴行槎”，这一句是有的，现在保存在何逊的集子中。因为仇兆鳌是从不造假的，他要有根据才说。但是我们看这一句，它跟杜诗差得比较多，只有“独鸟”两个字是相同的，它跟山毫无关系，不是回到山里去。所以“伪苏注”说的这三个句子，何敬祖的也好，两位无名氏的也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凭什么说杜甫是根据这三个句子进行“夺胎换骨”，造出一句“归山独鸟迟”呢？我想，我们现在比较合乎逻辑的判断是：实际上这三个句子都是“伪苏注”的作者根据这句杜诗伪造出来的。他先是看到了这句杜诗“归山独鸟迟”，然后给它改几个字，变成了这三句，然后倒过来栽赃给杜甫，说杜甫是根据它们来改写的。这是一种逆向的“点铁成金”，因为他的手段不很高明嘛，所以他这个“点铁成金”事实上变成了“点金成铁”，把一句很好的杜诗改得反而不好了。

这一类的例子在现存的“伪苏注”中比较多，当然数量远远比不上第一类“伪造典故”那么多。所以当我把3000条“伪苏注”全部排查一遍之后，我就很有信心地下了一个断语：“伪苏注”就是这样作伪的，它基本的作伪手法就是这样的，它确实是整个杜诗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学术中包含着伪学术，它不是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它是一个作伪的问题，是一个伪造的文本。所以我想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同时体现了宋代杜诗学界的一些风尚。确实有这样的风气，有这样的普遍认识，然后才推向极端，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古怪的伪文本。“伪苏注”我们就谈到这里，同学们对其中的细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比较长，里面有非常多的材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把“伪苏注”排除以后，下面回到一般意义上的宋注上来。上次我引了一句吉川幸次郎的话，吉川说我们读杜诗的时候，不但要读清人的注本，还必须非常重视宋注本。这句话确实对，但还不够全面。我们今天想全面地了解一下杜诗学史，想全面地评价一下宋朝人在杜诗学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还不能仅仅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杜诗注本。这不是说要注意那些已经亡佚了的宋代的杜诗注本，亡佚了的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了，而是说我们还应该注意注本以外的那些诗话、那些笔记，乃至一般的文章，如书信、序跋等。因为在那些材料中也包含着关于杜诗的大量的议论，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对杜诗文本的校勘和对字义的注释。而那些成果、那些意见没有被吸收到杜诗的注本中来，大量的散佚在注本之外。这对我们了解宋代的杜诗学史是有帮助的。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宋人是怎样做的，他们做得怎么样。

先看一个王洙的例子。请大家看讲义，有一首杜诗叫作《草阁》，《草阁》里面有一句叫作“草阁临无地”。有一本书叫《王氏谈录》，《王氏谈录》是专门记载王洙的言行的一本书，作者是王洙的儿子，名叫王钦臣。《王氏谈录》记载王洙校杜诗的时候说：“校书之例，他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俱当存之。……”就是当我们进行校勘的时候，如果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的文本又不同，文字有差别，但是文意都能讲通，这个时候你应该保存异文，你不能说我认为这个版本的句子好，那个版本的异文不好，我就把它舍掉了，不记录下来。不行，你不能轻易地这样做，你一定要把异文都保存下来。下面就是杜诗的例子了，说“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他本又为‘荒芜’之‘芜’”。就是“无”这个字，其他一个本子变成了有草字头的，“荒芜”的“芜”，王洙就“两存之”，把这两个文本都保留下来，一个作为正文，一个作为异文，保留在校记中间。我们做校勘的时候，应该把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放在正文中，次重要的一个作为异文放在校记中，王洙把两种都保留下来。过了几天，有人“谓‘无地’字以为无义”，也就是有人对王洙说：这个“无地”的“无”，没有草字头的“无”是没有意义的，不通顺。王洙就笑了：“《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岂为无义乎？”就是《文选》中间有这样的例子，“飞阁下临于无地”，“无地”两个字古人就有这样的搭配，怎么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呢？它是有来历的，可以这样用。

我看到这一类材料的时候，觉得好像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王洙。王洙也是一个“读书破万卷”的人，他博闻强记，范仲淹称他“文词精赡，学术博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他曾修《崇文总目》《国朝会要》《集韵》《祖宗故事》等书，现存最早的杜集《杜工部诗集》二十卷就是他编纂的。所以在讨论杜诗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无地”无义，他就笑，笑你这个人没有学问，《文选》读得不熟，《文选》里面明明有这样的句子“飞阁下临于无地”，你怎么说“无地”是不对的呢？有来历的，肯定是对的。我们现在去查一下《文选》，实际上仇兆鳌已经查出来了，不是我查出来的，《杜诗详注》卷十七注就引了《文选》中这篇很有名的文章《头陀寺碑》。《头陀寺碑》是一篇很难读的很有名的文章，《头陀寺碑》描写寺庙里有一个非常高的建筑，说：“飞阁逶迤，下临无地。”他这个“无地”就是说这个阁建得非常高，高悬在半空中，下面连地都看不到，这就是‘无地’。当然我们不妨补一条材料。下面我补的，王勃《滕王阁序》，这个大家更熟悉一些，《滕王阁序》中间也是这样写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王勃也在杜甫以前，当然我们做注应该引更早一点的。《头陀寺碑》是南朝人写的，时代更早，事实上王勃也是沿袭《头陀寺碑》的。因此王洙认为“无地”这两个字是可以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王洙在校勘杜诗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他对于不同的异文，不是根据一己之见轻易地把异文舍弃掉了，抛弃了，不是这样，他是很仔细地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尽量追究它的出处，看它原来有没有根据。正是由于王洙的这种态度，“无地”就保存下来了，如果按照那个客人的意见，恐怕就把“无地”去掉了，只留下带草字头的“芜地”，实际上这反而降低了杜诗的艺术水准，因为没有草字头的那个“无地”更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请大家往下看，第二个例子是《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是杜诗中非常有名的一组诗，是他从秦州流浪到成都，路过同谷时写的。同谷是现在甘肃省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这个地方我曾路过，但是火车不停，站太小，仅仅从车窗里张望了一下，这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杜甫在乾元二年（759）冬天赴成都途中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他到同谷去本是因为同谷的一个地方官答应会帮助他，但是到同谷之后，他并没有得到帮助，所以就陷入困境了，全家老小没有饭吃。这一组诗中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这两句的前面两句是：“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拿着一把长柄的铁铲子，到山里去挖野生植物的块茎以充饥，没想到雪下得很厚，挖不到。于是“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什么也没挖到，空着双手回来了，一家老小倚在墙壁上呻吟，没有食物吃，很饿。“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是这首诗的第二联，是说黄独没有苗，雪又下得很大，根本挖不到；因为雪很深，我只得把短短的袍子挽起来，连腿也挡不住，言下之意是非常寒冷。我们来解释一下“黄独”。黄独是一种野生植物，它有块茎，块茎的皮是黄颜色的，同时一株只长一个块茎，所以叫“黄独”。古人取名还是很精确的：它是黄颜色的，又不像山芋那样长了很多块茎，它只有一个块茎。《本草》记载说，这种植物一到冬天，枝叶都枯萎了，地面上不留下任何东西，无影无踪，你很难找到它。杜甫写得非常准确，“黄独无苗”，再加上“山雪盛”，雪又下得很大，所以诗人漫山遍野地找也找不到。黄独本来是穷人冬天用来充饥的，它有块茎嘛，可以吃的，所以杜甫当时本来想挖黄独来充饥，可惜没有挖到。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杜诗注释学上的问题，因为黄独这个东西，为杜诗做注的那些学者都没有吃过，宋代士大夫的生活过得比较优裕，不需要挖这个野生植物的块茎去充饥，他们都没吃过，甚至没听说过，看到“黄独”两字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种植物黄精。黄精是药草，据说吃了以后可以长生的，所以宋代士大夫对黄精比较熟悉。因此宋代杜诗注家看到“黄独”时就怀疑了，说这是不是写错了，本来是“黄精”，错写成“黄独”了。请大家往下看讲义。为什么有的杜诗版本是“黄精无苗山雪盛”呢？黄山谷说：“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以前的人不晓得黄独是什么，就把它“改为黄精，学者承之”。这样反复地传下来就成了黄精了。黄山谷的意思就是杜甫本来写的就是黄独，黄独能充饥，黄精也有一个小的块茎，它是入药的，但它的淀粉含量很少，不能充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专门有记黄精的，认为它可以治百病，还有长生的功效。但有人不同意黄山谷的说法，并提出跟黄山谷相反的说法。

宋人非常喜欢讨论杜诗，对于杜诗一句话怎么理解，写得好不好，经常互相争论，争得很厉害，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人笔记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上次说过一个“怕老杜诗”的例子，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南宋时的都城是临安，有一次，两个士大夫在一个酒店里讨论杜诗。讨论到热闹之处，我想可能是他们觉得杜诗写得太好了，讨论到精妙之处，就说这个句子怎么写得这么好，这一个字怎么下得这么精确，杜甫写得这么好让我们还怎么写诗。有一个人突然拍桌子说：“杜少陵可杀！”应该把杜甫杀掉，太可恶了，因为他写得太好了，怎么这么好的诗都给他一个人写光了。这话被旁边另外一个人听到了，就跑去告诉别人，说不得了了，那两个人，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官员呢，他们大白天的在那里商量杀人。旁人问他们要杀谁呀，这人说要杀杜少陵。（笑）也就是说，宋人讨论杜诗时非常热烈，很多人反复地讨论，对杜诗中的一个名物典故都反复地争论。学术本来就是在争论中得到推进的，越是争论，越可以把我们的理解推进一层。

对于这个黄独的讨论，我这里举几种典型的观点，其实还有别的。在黄庭坚以后，王得臣在他的《麈史》中说：“《药录》云：‘黄精止饥。’”他说他看到的一本药书上说黄精也可以充饥，但“杜以穷冬采此，无所获”。杜甫在冬天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必迁就黄独耶”？这个文本完全可以作“黄精”，黄精也可以充饥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黄独呢？黄庭坚认为应是“黄独”，王得臣认为应是“黄精”，两个文本都有人拥护，这两个人就在那里争。我下面举了几个附和他们的有名的人，张耒、惠洪是听从黄庭坚的；严有翼说是“黄精”，他是赞成王得臣的。还有一些没有名气的人也在那里争，他们的意见不是甲就是乙，都在争。

争到后来，王观国就出来说话了。王观国在他的《学林》中提出一个总结性的意见，他首先举杜甫的两首诗。第一首是杜甫的《太平寺泉眼》，他说这首诗里有两个句子：“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这里明显是写一个仙人，一个追求长生之道的仙人，这个仙人一直是吃黄精的。仙人吃了黄精以后，身上长出羽毛，就会飞了——道家都这样说的。第二首是杜甫的《丈人山》，《丈人山》里有两句：“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吃了黄精以后能够返老还童，本来老了以后头发都变白了。“冰雪容”就是他的颜面就像冰雪一样的白晳细腻，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可惜这不是真的，否则大家现在不用染发了，吃黄精就行了，黄精现在也有的嘛。王观国举的两首杜诗都用的是“黄精”，他下面就分析了，说：“此子美所用黄精字也。”就是说，杜甫真正用“黄精”的是这两首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首诗写的都不是为了充饥，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修仙，为了求长生。杜甫写黄精是着眼于黄精的药物作用，而不是它的充饥的作用，所以他说：“后之浅见者遂改黄独为黄精。”王观国认为：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黄独无苗山雪盛”这一句中应该是“黄独”，仅仅是因为杜甫在其他诗中写到过黄精，这些注家又不知道黄独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改成“黄精”了。

应该说，经过王得臣、黄庭坚、王观国以及附和于他们的张耒、惠洪、严有翼等人的反复讨论，杜甫这一首诗中写的到底是“黄独”还是“黄精”，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这首诗中写的应该是“黄独”，杜甫在同谷的时候，冒着漫天大雪拿着铲子到田野去挖的东西不是黄精，而是用来充饥的黄独。这个文本就可以确定下来，所以这个研究成果就被后人尤其是清代的杜诗注家采用了。

下面我引了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话。“公诗有别用黄精者”，杜甫在其他诗里有写到黄精的地方；“皆托为引年而发”，杜甫写到黄精都是写长生，延长自己的生命；“若此歌则专为救饥而言”，这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专门是写它的充饥功能的；“当主黄独为是”，这里应该是黄独而不是黄精。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虽然仅仅是一个字的异文，这首诗里到底是“黄独”还是“黄精”，但要想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比较接近杜诗原貌的一个答案，也是很不容易的。幸亏有宋人在那里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反复的争论，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来做注解的话，是很难在这些地方把它注解得很准确的。这是宋人的一个功劳。

上面说的也许是从事实而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是从文义之优劣来的，就是这一种文本跟那一种文本，在艺术方面到底哪一种更好。请大家往下看《阆水歌》。阆水在现在四川的阆中，就是嘉陵江流过的地方，这个地方三面临江（嘉陵江），所以叫阆中。杜甫曾在那里避乱，他到成都的时候，成都地方军阀叛乱，他就逃到阆州去，呆了一年，在那里写了好几首诗。其中的《阆水歌》有这样两句：“嘉陵江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杜诗版本的文字都是这样子，但是宋人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讲义上引了南宋楼钥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保存在楼钥的文集中。楼钥在一封书信中指出，四川有一个人叫黄裳，黄裳认为这句杜诗“一本作山水者是”，很明显，这个“山水”就是指第一句的“江水”而言。第一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嘉陵江水何所似”，可黄裳指出来另外一个版本作“嘉陵山水何所似”，不是“江水”而是“山水”。他下面就解释其理由是什么：“盖嘉陵江至阆州西北，折而趋南”，嘉陵江流到阆州的西北面，拐了一个弯往南边流；“横流而东，复折而北”，往南边流过一段之后又折过来向东流，然后又折回来向北流，流了一个曲尺形的东西，阆州城就在这个曲尺形的中间；所以“州城三面皆水”，阆州城的三面都是水。那么杜诗到底写的是什么呢？黄裳认为写的是山水，他又解释说：“山如石黛”，“石黛”就是一种深青色，古代妇女用来画眉毛的，深青色才能画眉毛，如果是浅色的话，画的效果就不好，所以用深青色；“水如碧玉”，水像翡翠，碧绿的。嘉陵江流经这里，景色非常美，岸边的山是深青色的，水是碧绿色的。所以杜诗就说“嘉陵山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第二句中的“石黛”是指山，“碧玉”是指水，黄裳认为“真绝唱也”。

楼钥的这篇文章被清代仇兆鳌注意到了，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引了楼钥的话，但是仇注的正文仍然作“嘉陵江色何所似”，它不是问“嘉陵江水何所似”，而是问嘉陵江的颜色像什么。他把“嘉陵山水”当作异文了。仇兆鳌解释说：水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黛色，一种是碧色，就是说水又深青又碧绿，很可爱。问题是一条河在流的时候，假如它没有经过一条支流或一个湖泊，不像长江流过鄱阳湖那个湖口，那个地方我看到过的，长江在鄱阳湖湖口流过的地方，半边清，半边浑，大概流了几十里江水还是两种颜色，那么这条河不可能有两种颜色。嘉陵江在阆州就是一条江在流，并没有湖泊，也没有支流，它不可能有两种颜色。假如按仇兆鳌这样解，那么这句杜诗中写的嘉陵江的水到底是什么颜色？而且最后三个字“相因依”又是什么意思？“相因依”是互相依托，互相依靠，一条江水它就是一种颜色，它跟谁“相因依”？所以，只有说这两句诗是既写嘉陵江又写嘉陵江两岸的山，山是深青色，水是碧绿色，然后颜色很美的山与水互相依托，山靠着水，水靠着山，才叫“石黛碧玉相因依”。像宋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意见，虽然在事实方面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过阆州，我想即使去实地考察，现在也许有变化了，嘉陵江也许变浑浊了，我们就没法说了——但按逻辑猜想的话，嘉陵江水的颜色不应该是深青色，不应该像石黛，石黛是青得发黑嘛，江水怎么会青得发黑呢？那时候江边上又没有化工厂，没有污染，它应该是绿色的，应该是像碧玉的。所以按事实推理，这句诗应该作“嘉陵山水”比较好。再说，抛开这个事实不论，我们仅仅看它的艺术水准，把它解作“嘉陵山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山色和水色相互依托，这种文本在艺术上要比其他的文本好得多，所以，我们说宋人的讨论经常为我们在艺术上评析杜诗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而且提供了细读文本的经验。

我们刚才举了三个例子，分别说了宋人在注本以外的关于杜诗的一些讨论意见。它们分别涉及杜诗中的一些异文、一些名物训诂以及对杜诗文句的理解。下面再补充一点，请大家再往下看，关于杜诗中的某一些韵脚，就是他一句诗中最后押韵的那个字的一些意见。我们来看这样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百忧集行》。《百忧集行》这首诗是杜甫50岁的那年写的，如果说杜甫诗中有的作品编年有点问题的话，那么这首诗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的诗歌正文中就说他今年50岁了。这首诗是一首七言古诗，一共三段。它开始说“忆年十五心尚孩”，说15岁的时候心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健如黄犊走复来”，好像一头小黄牛一样，非常健壮，奔来跑去；“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庭前的枣树梨树到了秋天果实成熟以后，我一天要爬一千次树，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吃。可见杜甫青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似的人，一天爬树一千次嘛。（笑）接下来他写“即今倏忽已五十”，突然我已经50岁了，回忆15岁的时候，一下子35年过去了。我读杜诗，40岁那年读的一首感慨最深，是“四十明朝过”。杜甫在40岁那年的除夕写道：过了明天我就41岁了。另外，最有感慨的就是这一首，我50岁那年读它，哎呀，感慨万千。接下来就没有了，因为杜甫没有活到60岁，我到60岁就读不到类似的杜诗了。这首诗最后一段是写他家人的生活，说“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回到家里，依然是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妻子跟我互相看看，脸色都差不多，都是面黄肌瘦。最后两句写他的孩子：“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我的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根本不知道父子之间的礼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就大发雷霆，还在那里高声呼叫：我要吃饭，要吃饭！儿女们如果知道父子之礼的话，最多只会说：父亲大人啊，我们是不是该开饭了？（笑）但这个男孩不这样说，他就在那里大怒而且叫喊，讨饭吃，所以是“痴儿”。这个痴儿到底是宗文还是宗武，我们没办法考出来，反正是杜甫的儿子。

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白，当然没有其他问题了，问题就在这个韵脚，最后这个字，“叫怒索饭啼门东”的“东”字是什么意思？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门西，不是门南，不是门北，偏偏是门东？这小孩饿了为什么跑到东边去叫，而不到西边去叫呢？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这首诗共三段，转了三次韵，最后一段是押“东韵”的，就是平声韵的第一部，“一东”的韵。“东韵”里面当然有“东”字了，就是东方的“东”。难道杜甫是为了凑韵脚才用这个“东”字的吗？因为南、西、北都不在这个韵部里边，只有一个“东”字，所以诗人就把门外边说成是“门东”。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看下面一首。下面一首是《义鹘行》，是写一种叫“鹘”的猛禽。这是一首五言古风，比较长，大致是写：杜甫在水边听一位老樵夫讲故事：有一对老鹰，在树上做了一个巢，在里面生了几个小鹰，突然一条大蛇爬到树上去了，非常凶的一条白蛇，爬到树顶上，把这对老鹰的几只小鸟全都吃掉了。小鹰的母亲很愤怒，但是打不过白蛇，没有办法。小鹰的父亲回来后就到远处去请救兵，过一会儿回来了，跟着一起飞来的是一只鹘，是另外一种猛禽，非常大，非常矫健。这只鹘从半空中像雷电一样地扑过来，一下子就把那条白蛇给击毙了，哈哈，一掌就把白蛇的肚子打裂了，帮这个老鹰报了仇。

这首诗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杜甫称它为“义鹘”，很讲义气的，像侠客一样的一只猛禽。杜甫的这首童话诗的最后两句我引在这里：“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我姑且就写一首《义鹘行》来表彰这只鸟，用来激励人间的壮士。激励壮士为什么要说“肝”？我们说激励人是激励人心，当然心肝经常连用，但这里为什么单用“肝”字呢？现在我们说愤怒，一般都讲“义愤填膺”，义愤充满胸膛。这里为什么偏偏是“用激壮士肝”？我们查一下这首诗的韵部。这首诗是五言古诗，五言古诗有的韵可以通押。这首诗押了哪两个韵呢？一个是上平十四寒的“寒韵”，还有一个是下平一先的“先韵”。这两个韵的韵脚现在读起来比较接近，古代写近体诗一定要分开用的，但是写古体诗可以合用，杜甫这首诗就是合用的。“肝”字就在这个“寒韵”中间。那么问题就来了，杜甫这里也是为了凑韵吗？他说“用激壮士肝”，这个“肝”字也是为了凑韵吗？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寒韵”，“寒韵”中能用来指人体内脏的只有一个“肝”，所以就用“肝”吗？难道杜甫是这样写诗的吗？韵脚是凑的吗？

对上面两个杜诗押韵的例子，宋人有所解释，他们说杜甫没有凑韵。请看讲义。南宋人无名氏在《漫叟诗话》中对这两首诗作出了解释。他说：“说者谓庖厨之门在东。”不是无名氏自己说的，是另一个无名氏说的，说为什么杜甫的这个孩子要吃饭就在门东边哭呢，因为古代的厨房门是向东开的。古人讲阴阳五行，建房子的时候很重视方位，比如厨房里的灶一定要在西南角。古人有这个讲究，所以古人的厨房门是朝东开的。要饭吃嘛，当然要到厨房里去了，在卧室里哪来的饭吃？他到厨房里去要，所以他在门东边哭。这个“东”不是凑韵，是有道理的，是指厨房的门。对“用激壮士肝”的这个“肝”字，他又说：“肝主怒。”按照中医的理论，五脏六腑分别跟各种情绪有关系，肝这个器官呢，专门跟“怒”联系在一起，伤了肝就特别容易发怒，我们现在也说“肝火旺盛”。你这个人为什么容易生气呢？中医讲你肝火太旺。所以，杜甫说“用激壮士肝”，写了这个诗来激励人间的壮士，让他们见义勇为，拔刀相助。

这样一来，无名氏就得出结论说：“非偶就韵也。”不是为了凑韵，不是因为第一首诗要押“东韵”所以用“东”字，第二首诗要押“寒韵”所以用“肝”字，不是的，它是有意义的，必须要用这两个字。因此，这两句诗的韵脚本来是难以理解的，通过这个无名氏的说法，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妥当的解释。对于这个解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引了两次，分别在卷六和卷十，因为确实只有这种解释，想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可见，宋人的这个意见已被清代的注家完全吸收了。可惜这个《漫叟诗话》不知道是谁写的，它里面说的这个“说者”也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宋人。

这个例子说明，对于杜诗中一些非常细节性的东西，一些韵脚的问题，宋人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所以我的意见是，当我们关注吉川幸次郎的那句话，当我们重视杜诗的宋注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大批遗漏在注本之外的资料。如果你要比较全面地考察一下杜诗学史，考察一下宋人在杜诗的校勘、注释上所做的贡献的话，千万不能忽视注本以外的材料。这些材料非常多，而且很多都是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准的。可惜的是，这些材料有的没有被后代的注本吸收，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