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无心插柳柳成荫

——风流文人的茶文献

究竟什么时候人类开始真正喝茶了？从春秋到战国，又从战国到秦汉，公元前770年到公元220年，这近千年间，从政治制度上看，中国自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文化上从春秋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其间几个朝代大开大阖，国家激烈动荡，百姓朝不保夕，苟活人间者又有多少精神领域里的突围厮杀。何以解忧，不唯杜康，茶作为一种饮料，悄然开始潜入当时社会。此时，中国茶业初兴，中国茶文化初露端倪，我们可以说，从初品这绿色的饮料开始，茶就占据了人类精神的制高点。

春秋时期，虽然说《诗经》里面出现了七处“荼”字，但“荼”这个字，古意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为苦菜，也可以理解为茅草，还可以理解为茶。我们常用《邶风·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诗来形容茶，其实这个“荼”也未必是茶。但上古时期的人们，食物来源主要靠采集树叶、野草和野果之类的植物性食物，以及靠原始的狩猎去获得肉食性食物。茶树嫩芽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成为基本的食物来源之一，想必是有可能的。直至今天，云南基诺族人依旧保留了古老的茶食习俗，他们的凉拌茶至今依然作为一道菜肴，可以说是先民食用茶叶的茶文化历史活化石。

如此说来，《诗经》时代的人们，以茶入食，亦是有可能的。

到了春秋时期，我们从一则古代的史料中推测，茶已作为一种象征美德的食物被食用。《晏子春秋》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这是说晏婴任国相时，厉行节俭，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荤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茗菜，在此处可以被解释为以茶为原料制作的菜。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晏子春秋》中关于晏婴茶事的史录，是中国史籍中关于茶的最早食用记载，也是最早将茶与廉俭精神相结合的记载。

但有学者考证，发现文献中的那个“茗菜”，实际上是苔菜，不是茶。那么说了半天，春秋时期的人究竟有没有吃茶喝茶，还是没有确定的。

不过，根据历代学者们的研究，有人还是得出中国人饮茶最初兴起于战国时期的巴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饮茶习俗，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由秦人从巴蜀地区传向长江流域的，此事发生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这是茶最初传播时最重要的一条途径，也是一条发人深省而又意味深长的途径：和平的饮料，竟然是通过残酷的战争传播的。在冷兵器刀剑相向的间隙，士兵们于一弯冷月下，在营地里点起篝火，身后是白骨，身上有血污，有什么能够慰藉他们的身心？茶！作为热饮食品，并能起到保健药理作用的口感适宜的茶，无疑是此时最合适的心灵鸡汤了。因此，原本使人平和的饮茶习俗通过战争流传，亦是合乎生活之逻辑的。

文人们在时代风气的形成与演进中，总是起着记录者和参与者的作用。借文人之手记载，我们可知两汉间的茶事越来越趋于丰富，茶叶正是在这个时代成为商品的。西汉学者、辞赋家扬雄在其著作《方言》中记载说：“蜀西南人谓荼曰蔎。”而传说中由周公旦主撰的《尔雅·释草》专门对茶进行了解释——荼，苦荼也。中国首部字典中也收入了“荼”字，说明了茶在当时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茶的药用功能被权威地记录，则是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其中记录有二十几种药物，包括“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苓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其中的“荈诧”就是茶。凭这两个字，唐代的“茶圣”陆羽将司马相如和他的《凡将篇》一起选入《茶经》，就此亦可证明，茶在汉时的药理作用，意义有多么重要。

历史上有关茶叶的第一部文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写这一文献的人名叫王褒，字子渊，他是《僮约》的作者，而《僮约》在茶史中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重大的。从文体上看，《僮约》是一份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契约，实际则是一篇以契约为体例的游戏文学作品。从茶学史上看，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此文撰于公元前59年，汉宣帝三年正月十五日，有关茶事的内容摘要如下：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臛芋，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已盖藏……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茶……

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专家考证，这个“茶”即今天人们能饮之的“茶”。王褒“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历史让他成为一名不可或缺的茶之见证者，更成为中外历史上第一位茶文献的撰著者。

《僮约》相当有名，在文学史、民俗史、地方史，尤其是茶文化史中，此文都是进入典藏的。从文学史上看，《僮约》无疑是汉代俗文学的典型代表。胡适曾说，这篇文献“可以表示当时的白话散文。这虽是有韵之文，却很可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郑振铎指出：“王褒在无意中流传下来一篇很有风趣的俗文学作品——《僮约》，这篇东西恐怕是汉代留下的唯一的白话的游戏文章了。”后人评价《僮约》，也有称其为类型文学中游戏文学的开山鼻祖，说它那亦庄亦谐的风格，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游戏文字。

然而，也有人是很不喜欢《僮约》的。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文章》里言及古往今来“文人多陷轻薄”时，就曾批评王褒“过章《僮约》”，说的是《僮约》里的那位王子渊是破了做人的章法规矩了。那王褒破的是什么规矩呢？原来古人在《邹子》一文中曾说：“寡门不入宿。”在《太公家教》中则说：“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而这个王褒恰恰上来就说他入了寡妇之门，开篇便自报家门说：“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一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这段话翻译起来，是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到湔，也就是渝上，在今天四川彭州市一带时，住在了一个名叫杨惠的寡妇家中。王褒怎么会住到人家寡妇家里去的呢？有人说是因为王褒跟寡妇死去的男人从前是朋友。但寡妇门前从来就是是非多的呀，杨惠家有个长着大胡子的奴仆，名叫便了。王褒在寡妇家住着，有吃有喝，美滋滋儿的，还让那个便了去打酒给他品饮，这就惹出事儿来了。这个大胡子奴仆，拎了个大杖就上了山，到那死去主人的坟前好一顿哭诉。这下子将王褒和寡妇惹怒了，杨惠便将便了卖给了王褒，王褒则写下了《僮约》，规定奴仆应该干的种种活儿，把那便了吓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再也不敢忤逆主人了。

写《僮约》的那个住在寡妇家里喝酒生事、吓唬奴仆的王褒，被今天大多数人认为是风流文人，有才情，但不免轻薄，许多人甚至以为是茶拉了他一把。没有《僮约》中提到的茶事，单靠他那几篇赋文，是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没人会记挂他。

然而，这确实是一个相当错误的评价，历史上的王褒，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级人物。在巴蜀文学史上，王褒也算得上是继司马相如之后的又一位大家。因此对王褒这个茶史界重量级人物的全面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王褒活动于西汉末年，是今天的四川资阳市昆仑乡墨池坝人，什么时候出生不详，去世的年代也众说不一，但大多数人将其卒年定于公元前51年。他的故乡今天还有他的墓地，可见故乡人民是将他奉为大贤级人物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王褒家是摊上一个“穷”字儿的。僻处西蜀，生于穷巷之下，长于蓬茨之中。当农民，却喜欢学习，所以耕读为本。估计从小就没了父亲，故而少孤，却越发地孝顺母亲。因为勤学，他成为了一个精通六艺、娴熟《楚辞》的文人。中国古代文人，学得千般艺，卖于帝王家，您要老在地里耗着，还能混出了什么人样来？故而王褒一旦觉得可以出山了，便开始行走于名山大川，寻找建功立业的出头机会。就在那段时间，他游历成都、湔上等地，博览风物，以文会友。我估计他那篇《僮约》也就是在彼时写的吧。也就在他蓄势待发的岁月中，他终于等来了那个能够让他发挥才华的文学时代。

由于当时的皇帝汉宣帝喜爱辞赋，想要人才来陪着他打猎诵读，王褒便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汉宣帝命他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便将他提拔为谏议大夫。

王褒作为一介文人，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文人总是要以文传世的，王褒存世文章今有十六篇，被宫廷最为认可的是赋文《圣主得贤臣颂》，这虽是一篇命题作文，但写得文采斐然。而被文学界评价最高的则为《洞箫赋》。《洞箫赋》全篇都用了楚辞的调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箫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王褒是西汉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亦不愧为一代名家。

作为茶文献和游戏文学的扛鼎之作，《僮约》是有它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的。有学者以为，《僮约》首创了三个历史话题的先河：一是契约话题，二是茶文献话题，三是俗文学话题。

六百多字的《僮约》，写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风物事象，如飞星流矢扑面而来。认真读完此作，我还是决定将此作当成一篇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看，只不过它是用了契约的文体罢了。这就如我们今天创作文学作品，也会用日记体，或者书信体一样。或许王褒确实有过类似于入住寡妇家与奴仆相争之事，但显然那不过是素材，成文后的《僮约》是完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

也恰恰就是在王褒不经意的游戏笔墨中，为中国茶史的发展考证留下了极为重要且又详细的一笔。《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已盖藏”和“武阳买荼，杨氏池中担荷”。“烹茶尽具”是讲煎茶时要同时准备好洁净的茶具，用以品饮；“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成都南面的一个茶叶集散地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这段记载，说明在西汉时期，中国四川地区已经有了茶叶市场，而茶叶也已经成为商品，还说明了茶饮的制作方式是烹。而“烹茶尽具”，也可以理解为最初的茶艺萌芽在此诞生。

我们之所以相信王褒的这段关于茶的记载，是因为王褒作为一位对生活有详细观察力、对各类风物和风俗形态有详细记录的作家，是将茶事镶嵌在西汉末年的整块生活之中，而非单一孤立地记载茶事的。一个也许是虚构的故事，尤其需要细节的真实，这可是写作者的不二技法。古往今来，文人来去，可这样的手段却是一成不变的啊。

《僮约》的价值，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首先，它是茶学史上最早提及茗饮风尚的文献。文中的“烹茶”即为煮茶，说明了茶的煮制方式已开始形成，它和后来三国时的“芼茶”形态似乎并不相同。“芼茶”即茶粥，三国时期源于荆巴之间，将茶末置于容器中，以汤浇覆，再用葱姜杂和为芼羹。或可说是后来唐代陆羽煎茶的滥觞。我们从文中还可知晓，茶已成为当时社会待人接物的重要物品，进入了精神生活的领域，由此可估量茶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地位。

其次，它是茶学史上最早提及茶市场的文献。“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回茶叶。王褒住在四川资中，离他要仆人买茶的四川武阳往返百余里。如此不辞劳苦操舟贸易，非得到指定的地点，说明这个卖茶点，不是茶叶买卖的集散地，就是茶的原产地。当他说到“武阳买茶”时，我们便想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后来的茶史研究者由这一记载方知晓当时的武阳地区就是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并由此确立了巴蜀一带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地位。我们根据《僮约》分析，得出西汉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形成。拥有奴仆的寡妇杨惠属于中产阶层，让奴仆去从事茶事，则说明饮茶至少已开始在当时的中产阶层流行。

最后，从文中推测，汉朝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专门的饮茶器具。“烹茶尽具”，可解释为烹茶的器具必需完备，也有解释为烹茶的器具必须洗涤干净。无论何种诠释，都可推测，至少从西汉开始，饮茶已经开始有了固定的器具了。客来敬茶的习俗，亦已经从此时开始出现了。

王褒最后是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呢，说来真是悲哀。那个汉宣帝和他的曾祖父汉武帝一样，一方面爱文学，一方面好游猎，一方面又信神仙。王褒在京中任职了一段时期后，汉宣帝听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传闻之中的“金马碧鸡之宝”。“金马碧鸡”在云南，汉武帝就发兴找过它们，没找着。到曾孙汉宣帝那里，又惦记这事儿，便让王褒前往云南。不料王褒在途中染病，又未得到医治，竟然就这样死于旅途之中了。

在历代文学评论中，王褒往往以一位更为纯粹的作家形象存在。但文学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在历史长河的历朝历代中，都会传来相应的呼应。比如明代杨慎便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樆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箫。”这诗的后两句不由让我们想起贾谊那“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神问鬼神”的千古遗憾。杨慎认为西汉末年的王褒和西汉初年的贾谊命运是一样的，王褒和贾谊一样本也是有经世才华的大人才，但天子也就让他做了个宫廷教席，教人咏咏洞箫而已。

幸而有了《僮约》，王褒被世代的茶人们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