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序言
除了与我妻子结婚并且生育2个活泼的小孩子之外，我人生中最可喜的事情之一（虽然这不像我在1972年的学校社际杯决赛上射入两球那样令人兴奋）就是这本书很畅销并且再版了，因为30多年来，我一直最关心这个主题。如果读者们觉得这本书有用，有助于他们检视自我以及成为更好的父母，那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我认为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仅次于消除饥饿和减轻病痛。
自从2002年本书首次出版，近5年以来，学界又发表了很多新的科学证据，强有力地证实了本书的观点，这使得本书有再版的必要。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基因导致”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的主要支持者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立场。他们查遍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测序出的基因，然后不得不承认，单个基因导致精神疾病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新观点是，精神疾病一定是多基因联合导致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将来人们也许会搞清楚吧。
与此同时，父母抚育对孩子的关键性影响已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最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是，抚育方式会影响孩子大脑的电——化学模式（Electro-Chemical Pattern），甚至会影响大脑不同部位的尺寸。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早期抚育为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或左额叶脑电波模式设置了调控器。科学研究也清楚地表明，成长过程中的良好体验（例如心理治疗）可以重置这一水平，使之更健康，而不良体验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到目前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事件之一是，一个备受推崇的精神病学杂志出了一期专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通常是由性虐待和身体虐待造成的。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曾遭受过虐待。
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本书的畅销纯粹是由于文采好和见解独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结识了电影导演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虽然他曾制作过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但迄今为止获得最高人气和票房的一部电影是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和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主演的《威尼斯疑魂》（Don't Look Now）。尼古拉斯认为，在他的电影作品中，这部电影并非比其他电影更好，只是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于发达国家中激起了人们的共鸣，靠的纯粹是运气。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基因决定论处于鼎盛时期，我认为这本书如果在那时出版，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不被看好。正如我在最近的一本书《富贵病》（Affluenza）中详细论述的，由于自私资本主义（在我的描述中，它类似于市场自由主义，即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之崛起，使得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成为畅销书（它为右翼政治信仰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本书的观点恰巧与政府一致，至少在理论上，这个政府认为社会环境（特别是父母的教养）对于孩子至关重要。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年轻时，也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教养论（Nurturism）非常流行，天性论（Nature）几乎无人问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摆摆向了另一边，可现在它又摆回来了。到了2002年，对于“他们的意志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而他们的基因才是关键”之类的论述，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听烦了。
然而，人们早年对抚育的重要性产生的新认识，很快就被用来服务于自私资本主义。通过运用行为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基于对大鼠和猴子的奖惩研究），吉娜·福特（Gina Ford）的《超级育儿通》（Contented Little Baby Book）和乔·弗洛斯特（Jo Frost）在英国第四台（Channel Four）的电视系列节目《超级保姆的教养金律》（Supernanny）很快在大众中流行开来。福特的书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心满意足的父母”（The Contented Parent），而弗洛斯特的节目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在育婴室驯服小野兽”（Taming the Beast in the Nursery）。在此类作品中，父母的需要是一切，小孩儿的情感需求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也有一些另类的畅销书，例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的育儿书，珍·莱德罗芙（Jean Liedloff）的《富足人生的原动力》（The Continuum Concept），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对抗彼时的政府及其主导的社会文化，而后者正在努力让父母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从而立刻负担得起更大规模的消费。英国新工党（Nouveau Labour）的教育和育儿政策都反映了这种物质主义的泛滥，他们注重把孩子们培养成良好的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爱与安全（这两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心理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希望尽可能让未来的英国孩子们沉迷于他们的美国式价值观。
在教育方面，英国政府通过组织考试与收取大学学费这两种方法把孩子们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化生活中。可供娱乐的运动场地不断缩减，如同在保守党执政时期一样迅速，任何对经济没有直接贡献的课程活动都会被缩减或取消，专科学校（Academy）被卖给商人，以传播一种混合了自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的令人担忧的思想。
在育儿方面，事实上，新工党的任何精英或伴侣都不会亲自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母亲的角色（无论是由男性还是女性担任）被迅速地淡化了，因为只有从事有偿工作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贫困父母的“稳健起步计划”（Sure Start Scheme）已基本被转换成提供集体日托的服务，其理由是，只有通过有偿工作，母亲才能获得自尊和尊严。巧的是，这样的政策也大大增加了低薪工人的人数，这些人可受雇于那些为新工党提供竞选资金贷款的公司。有趣的是，新工党的精英们却不会选择集体日托作为替代他们照顾自己孩子的方法，他们的小宝贝必须要由一对一的保姆来照顾。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新工党的内阁大臣们每年都会宣布采取措施打击那些父母和他们的“野”孩子们。电视上经常播出这样的节目：失控的贫困住宅区的孩子们及其父母正在被严加管教。令人失望的是，在1997年到来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新工党政府已从各方面证明自己烂透了——在伊拉克战争中，财富不断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布莱尔身边那些人几乎都被各种丑闻缠身。新工党政府没有创造条件来使小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罪孽——他们应该想到这一点。
一个不那么有争议，而且更实际的问题是，人们在努力理解自己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影响成年后的人格的。除了在本书中提供的方法之外，自从写这本书以来，我又发现了另一种值得特别提及的方法。我虽然没有亲自尝试，但知道很多人发现“霍夫曼疗法”（Hoffman Process）非常有效——能帮助他们回顾童年经历的影响，并且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方法，促使他们继续前行，摆脱责备父母和重蹈覆辙（见hoffmanprocess.co.uk）。
起初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有孩子，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父亲了，我有一个女儿（4岁零9个月大）和一个儿子（21个月大）。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人父母之后，我的看法是否改变了。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它只会增加我对本书所述内容的信心。毫无疑问，在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和我将会犯很多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只能期望自己成为“足够好”的父母。所以我呼吁大家认真审视自己，弄清楚我们过去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更可能有机会避免把自己的问题传给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本书能够促进这种变化。
奥利弗·詹姆斯
2006年10月于伊德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