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增长理论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经历了20年左右的停滞期。近来，打破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居正统地位这一局面的是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西方学者通常以保罗·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及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在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P.罗默、R.卢卡斯、G.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R.巴罗、P.克鲁格曼、A.杨、L.琼斯、S.雷贝洛、G.贝克尔、杨小凯等人。

新增长理论虽然被称为一个理论，它却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确切地说，新增长理论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诸种增长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构成新增长理论的诸种增长模型之间既存在一些明显差别，同时又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并体现新增长理论特色的共同要素。这些模型在思想观点上和分析方法上的共同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2）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结果。

（3）技术（或知识）、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4）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存在重要影响。

（5）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6）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一般情况下，政府向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各种新增长模型在基本假设上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新增长模型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增长模型是在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的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采用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等。由于假定收益递增采取外部经济的形式，这一类模型可以适用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这类新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因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内生的技术进步保证了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

第二类新增长模型仍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这类模型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体现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主要有琼斯—真野惠里模型（1990）和雷贝洛模型（1991）等。这条研究思路否认知识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具有整个经济范围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就足以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这类模型着重解释资本积累过程为什么不会中断，琼斯和真野惠里认为，尽管资本的不断积累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品递减，但是资本边际产品不会像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的那样趋近于零，而是将趋近于一个正数；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不会中止，经济可以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雷贝洛则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类边际收益不变的核心资本，核心资的存在将确保经济能够实现内生增长。

上述两类新增长模型都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它们基本上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其中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主流研究思路，后来的新增长模型基本上都是沿着罗默和卢卡斯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向前发展。

第三类增长模型可用于分析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像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一样，对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的贸易政策将通过影响创新和模仿的速率而影响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率。

第三类增长模型在较切合实际的假设条件下阐述了技术进步各种类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事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类增长模型的提出标志着新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思路是肯定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新增长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主要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边干边学、人的素质提高、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出现、产品质量的提高等。

同时，新增长理论否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轨道变动，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承认市场机制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的动态低效率，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市场万能论不同，新增长理论家认识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存在静态失灵，而且存在动态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