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关于经济圈经济效率评价与治理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单一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发展模式已很难实现突破，孤立发展产生的“负效应”制约了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外学者对经济圈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批相对成熟的理论。国内学者起步较晚，针对区域经济相关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有关经济圈管理上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1. 区域经济空间发展理论的应用

李具恒、李国平（2004）在中国区域经济梯度推进问题上认为，梯度不只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还包括自然要素、经济、社会、人才、生态环境、制度等要素；区域梯度发展要注意不同地区的协调和优势互补，同时还要注重梯度转移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多向互补机理。这种多维、互补的梯度推进观点弥补了梯度转移理论理念上的欠缺。

冯云廷（2005）在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认为，城市规模是由城市主导功能决定的。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城市的聚集效应、扩散效应力和中介效应。另外，当城市聚集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应“积极发展”，否则应该“控制”。

袁文麟、郭佳奇（2008）在都市圈发展问题上认为：都市圈可以解决市场经济的外部效应，是体现增长极理论的最佳方式，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最好模式，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

高玲玲（2015）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关系密不可分，其发展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一致，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增长。

李具恒、李国平的多维、协调与互补的梯度推进观点弥补了梯度转移理论理念上的欠缺；冯云廷的城市规模及控制的观点中关于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城市充实了城市经济学的内容；袁文麟、郭佳奇的观点反映了区域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在实践上得到了广泛应用；高玲玲的研究表明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不仅要大力发展中心城市，还要注重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影响因素的建设和发展。

2. 区域经济周期发展理论的应用

杜肯堂（2004）在《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中阐述在区域经济发展时间演进规律上，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服从“倒U”规律，他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的聚集程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不仅不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而会产生聚集不经济；区域经济聚集效益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扩散效应。因此，按这类观点，我国的贫富、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等差距扩大现象是经济法则，不需要政府“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距会自然趋于缩小。

景天魁（2005）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平分配从来都要靠政府的强力干预，就是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收入分配差距也只有在政府干预下才能趋于缩小，所谓“自然而然”的转变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干预，按自由市场规则，只能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7）在《邓小平年谱》中阐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2年就对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提出“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993年，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杨坚（2009）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上指出，后发优势理论在忽略本国各地区差异的前提下经常被运用于先起国与后起国之间的讨论，但后起国区域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引入区域型后发优势和劣势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将理论化模型运用于区域经济领域来分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封闭的条件下，通过区域后发优势的发挥可以促进后起国落后地区的长期发展。但在开放的条件下，区域型后发优势的发挥会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双重抑制。

曾剑秋（2007）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加以研究，并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内外循环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索。安琥森、蒲业潇（2010）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在沿海地区，是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促使下形成循环累积过程的必然结果。

显然，依据“倒U”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累积因果理论，使区域经济自发地趋于和谐、公平是极不现实的。如果笃信“倒U”理论，期待中国及其区域经济三大差距扩大趋势自发出现拐点，可能非常困难。到时，地区发展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不公，将可能导致各种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荡。后发优势理论只有在后起国的发达区域彻底追赶上先发国之后，不发达区域才能获得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并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进程的实证考察印证该理论。

二、区划变革研究

中国的区域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区域经济，而非经济区域经济。针对中国行政区划僵化的现实，国内学者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观点。

刘君德、舒庆（1993）认为，行政区划对区域企业竞争性、生产要素流动性存在刚性约束；行政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同化现象突出；行政边缘地区经济衰减性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弱化区域的“行政”职能。

张道刚（2006）认为，行政区域带来的刚性约束使得“行政边缘地区”处于国家政策和省内政策的“塌陷区”，区域边缘化和政策边缘化导致我国曾经处在区域经济前列的“区位高地”发展越来越缺乏动力。

刘本盛（2009）基于对中国经济区划变迁的回顾，提出了以行政区归类取代经济区划，重新划分我国行政区域，组建国务院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委员会，合理布局“增长极”体系等综合方案，从而淡化、弱化乃至消解我国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所导致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等问题。

张小明、刘惠玲（2009）在区划变革如何开展问题上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破除行政区划的桎梏，树立大经济区域管治观……通过区划变革，逐渐实现行政区和经济区关系上的统一”。

高新才、王云峰等（2010）认为，经济区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愈加凸显，而经济区从规划走向实施，其作用和效果的实现关键在于区域合作的落实，而区域合作往往又受到行政区划的掣肘，因此，区域合作之间常常形成“囚徒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微调行政区划格局、改革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入手，引导地方政府从行政区个体理性向经济区集体理性转变，以实现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协调。

周毅（2015）认为，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开放性、创新性、突破性、竞争性与经济区划转型稳定性、保守性、封闭性、约束性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经济区划转型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基本适应→基本不适应→基本适应”的矛盾运动规律。成功的经验是遵循经济区划转型一定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规律，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失败的教训是违背经济区划转型一定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规律，加大地区差距，致使区域发展失衡。

三、区域经济效率评价研究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原有把经济效率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来进行研究，到更多地开始关注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术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涌现出许多宝贵的成果。

袁晓玲、仲云云（2010）发现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较多，而有关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作者通过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8—2007年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分析其时空变化趋势，划分各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并提出实现效率的策略。最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四个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呈“倒U”型变化趋势；省际效率差异及东—西部与东—中—西部的地带间效率差异较大；四个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影响迥异，应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升发展效率，实现经济高效快速增长。

胡晓珍、张卫东、杨龙（2010）在对我国29个省、区、市的区域经济效率开展评价时，把制度因素引入评价模型。通过选取各省、区、市1995—2007年的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制度环境变量未调整与调整后的技术效率值。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技术效率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并不重叠，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是技术效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而技术效率水平又成为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财税体制变革、所有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制度环境变迁提高了技术效率；调整制度环境变量后，各地区的技术效率差异呈现出拉大的趋势。此项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积累而非效率提升，以及制度变革是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戴永安、张曙霄（2011）发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各种城市群、城市圈不断涌现。然而，城市在参与区域经济分工协作时收益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区域化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理论界亟待探讨的问题。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使用Afrait前沿技术法和Koopmans前沿技术法考察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的35个代表城市的经济效率水平。结果显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区域化收益依次递减，差异明显。进一步利用模型进行区域化收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表明，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研发促进了区域化收益，而政府的作用、外资的引进和城市外部空间影响更进一步使区域收益扩大化，对外贸易对区域化收益的影响尚不明确。

梁喜、李东连、王秀模（2016）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基于SUP-CCR-DEA模型，在保证整体效率最优的同时，增加政府进行区域补贴后的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最小化的约束条件，建立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兼顾模型，对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并用锡尔系数进行验证。分析表明，通过政府补贴改变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区域经济公平性，也可增进整体经济效率；西部和中部地区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在缩小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各大区域内部的经济公平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些年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经济效率评价分析研究举不胜举，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朱承亮、岳宏志、李婷（2009）采用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驱动，人力资本和经济开放度对经济效率促进作用较小，外资依存度对效率的影响略高于贸易依存度，整体上金融发展程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但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业务对效率有抑制作用。袁立科（2010）着眼于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差距问题，通过采用DEA模型效率分析、TOBIT模型影响因素检验，从而得出江苏县域经济效率之所以差异明显，是由于各县域的人口素质、区位优势和产业结构的不同造成的，这些因素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效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程度并未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董佳（2011）结合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河南省区域经济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对评价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河南区域经济相对效率评价模型。然后，拟运用C2R模型和BC2模型对河南省18个地区经济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技术效率分析和纯技术效率分析、规模效率分析、投影分析、参考集分析，找出了无效地市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同时，还对2006—2011年的效率值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河南4大经济区的技术效率值呈明显的梯次分布，农业型地市的劳动力投入严重过剩，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大部分地市规模收益递减。吴旭晓（2012）通过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对经济效率的限制问题，引入模型对中部鄂、豫、湘三省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省份的效率影响因素有差异：国际化对湖南、河南的影响最大，对湖北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工业化；对河南、湖北影响最不显著的因素为内需动力，而信息化水平则对湖南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