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述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将眼光投向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全球的热点话题，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与经济，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国外、国内从未停止关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研究，且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成果。国外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较早，且提出了较为先进的理论及模型，国内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有不足之处。

（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1．理论研究的步伐跟不上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变

早期的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态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生态资源的消耗与废弃物的排放在生态环境的可承受力与净化能力之下，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可预测的。然而经济增长与人口生态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一年又一年地累积下来，同时如今的人口规模与生态影响已经超过了生态的可承受能力，生态危机由局部扩大到全球范围，同时，生态系统是非平衡的、动态变化的，它的未来演变更加难以预测⁽¹⁹⁾。起初，生态学家只关注生态系统的演化，而经济学家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到后期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其实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系统不能独立于生态系统，它其实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与全球其他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动态关系。然而，生态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大部分生态经济学家将生态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平衡的系统，而忽略生态经济系统的变化，看不到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自然也就不能对生态经济系统做出正确的预测。

2．试图实施错误的策略以解决生态危机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尝试寻求能够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解决策略过程中，西方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自然资本化、技术改良与自由市场等策略。然而这些策略要不不切实际，要不目光短浅，比如自然资本化策略，经济学家Michael Jacobs指出：自然资本化的本质是“把环境转换成可以买卖的商品”，支持者们认为通过“赋予环境以商品的属性，赋予它们以价值，就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²⁰⁾”然而这种策略只是把自然物质纳入到经济体系当中，这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缓解生态压力，但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会拒斥一切限制，所以自然资本化只是用简化经济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问题，这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这些策略最终也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我国的生态经济研究侧重于先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再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路径，重视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具有系统性。国内虽然对生态经济的研究热度从未减弱过，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不够。下面本文将针对我国现阶段对生态经济研究的不足之处予以概括与简要评析。

1．重规范分析，轻实证研究

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的环境保护研究方面的知识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实际措施方面，还停留在二战前的水平”。我国生态经济学家罗必良（1993）提出，中国生态经济思想没有提出能够“统筹关联的整体系统措施，且缺乏必要的政策分析和后果评价”。我国生态理论研究过多地对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一味地描述大量生态经济问题，揭露各种生态危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然而却很少有研究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现在的理论研究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现阶段及以后的理论研究任务需要对各种现象进行描述后，加以真正的、充满理性的分析。

2．缺乏对生态经济发展过程的系统论述

关于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从背景到理论来源再到研究内容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刻而丰富的研究，然而，当下对于中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的历史脉络、相应的时期、形成的核心内容等的文献研究还较少，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系统。刘於清（2016）也指出“目前个案型的研究比较突出，即注重对习近平同志生态经济思想的某个方面进行剖析，缺乏对习近平同志生态经济思想的基本架构研究，整体研究缺乏系统性”。⁽²¹⁾同时对习近平生态经济建设相关讲话解读多，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少，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

我国现阶段的生态经济研究本身一方面缺乏对中国生态经济脉络的总结、把握与理解，另一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不够。这是接下来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3．生态经济思想的本土化问题

目前国内流行的生态经济方面的理论都是通过研究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这些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我国的生态经济思想中的基本规律、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大多借鉴西方的理论。我国学者在研究和编写本土生态经济学理论时习惯性从西方理论中寻找源头，虽然这些理论在中国生态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西方生态经济学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例如，由我国学者沈满洪编纂的《生态经济学》一书，其中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论述生态经济理论，但是里面描述的“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基本来自西方经济学；赵玲主编的《生态经济学》在论述生态经济的基础理论时借鉴了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的观点，当论述市场失灵现象时则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而且该书的内容研究也基本上沿袭了西方的系统研究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研究开始由“拿来主义”转向“本土化”。有学者批判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不应将外国的理论框架不加以本土化地直接运用到中国的本土研究中。理论的发展需要实事求是，只有对实际事实和数据有深刻的剖析和理解，才能构建一个可以解释新问题的理论，从而完成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4．大一统的发展方向：走向一个体系

早在1993年，罗必良在《中国生态经济学：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就指出，迄今为止出版的多种有关生态经济学专著，体系差不多是以系统科学的思路与方法主线来构架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大一统”，这种“大一统”的发展方向表现为：①从系统到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再到系统的功效及效益评价构成基本的理论线索；②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渔业、牧业到林业又将前面的理论构架照搬照抄；③各专题（人口、能源、环境等）在各种教科书里几乎得到了同样的处理与表述。如果继续原有学术研究的路径，只会陷入刻板性中，无法为变化迅速的现代国外国内经济、脆弱的生态环境、复杂的地区差异提供建议。

（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论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

具体来说，未来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加强国外生态合作，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共同面临着资源、生态和人口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的密切合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成员，因此中国承诺，在保证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承担相应的国际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对话与合作。近年来，我国的诸多行动，比如实现节约资源，节能减排目标，包括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经济建设战略等都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承担国际责任的气度，生态经济建设能力，以及生态经济建设的全球性行动的认同。

潘荔（2015）指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要求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国家间的通力合作⁽²²⁾。中国生态经济学秘书长王松霈（1995）就强调“中国的生态经济学要走向国际”这一论断⁽²³⁾。中国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牢牢树立全球环境保护观和全球生态安全观，不断借鉴国外生态治理理论与经验，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观展现给世界。

2．以提高生态经济效益为长远、全局的战略目标

生态经济效益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组合。从目前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清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自觉地用生态经济思想指导经济建设，发展生态经济研究。但是直到现在，我国的生态经济思想还没有被多数人，特是广大政府官员正确认识，比如在经济建设中，部分政府官员始终遵循与重视经济规律与效益，忽视生态规律与效益，导致有的地方和部门没有解决好经济活动与资源破坏的矛盾、生产建设与环境污染的矛盾、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与生态后果的矛盾，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有效地解决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问题，我国生态经济系统不仅不能够得到发展，还会恶性循环衰退下去。同时这也从根本上制约了未来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以，重视生态经济的效益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我国的生态经济效益问题是关系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生态经济未来的研究发展也必然要将生态经济的效益问题考虑在内。

3．生态经济的思想研究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其他领域

这是生态经济思想必然的发展趋势。生态经济是源于且应用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思想，而影响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因素有很多，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还包括人口、科技发展水平、文化思想、民族问题甚至国际关系等方面。要想正确地把握生态经济思想，眼光就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仅仅思考影响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的因素是不够的。生态经济的目标求的是一个绿色产业或者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社会如何“永恒”地发展问题。人类需要繁衍生息、文明需要传承、经济需要高质量发展、民族需要团结进步、世界需要和平发展，这些都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