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达国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历史阶段性划分

世界历史经验证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划分，在人均国民收入未达到10000美元之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分离的；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0美元之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逐渐开始融合，表现出以下四个阶段的历史进程：

（一）生态和发展矛盾初现期（18世纪末—20世纪初）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生态和发展矛盾初现期。18世纪中叶，机器被引入纺织业、运输业、矿藏业等，导致了机器发明、技术革新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自此，工业革命开始进行。瓦特在1785年发明蒸汽机并投入使用是机器大量普及的契机，工业生产由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过渡，传统的手工市场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新生产模式——工厂生产开始迅速发展，这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还改革了生产关系。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手工工具被大规模的机器代替，还有化石燃料的产能替代，提高了生产效率。

工业革命时期，煤为主要燃料。截至1900年，煤炭在世界五大先进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产量已经达到了6.641亿吨。煤炭作为主要燃料对工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蒸汽机等机器运转提供了动力燃料，还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煤的大量燃烧会释放出很多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此外，矿藏工业在一些先进国家的迅速发展，如淘金等，也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域。还有化学工业的发展、水泥工业与造纸业等，都是此时期内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英国作为最早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燃烧煤炭导致的大气污染问题十分严峻，而且英国的水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英国外，美国的芝加哥、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城市，煤炭燃烧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接着是德国，灰黄色的烟笼罩着德国，变黑的晾挂在外的衣服和枯死的植被，让社会成员很是担忧。并且，德国的水体质量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例如，玻璃制造厂在穆格利兹河附近排出大量的废水，致使河水被染成红色；哈茨地区的河流被污染使河中所有鱼类死亡。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可知，此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起步期，虽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但污染物还是比较单一的，污染问题还处于较少的阶段，人类也并没有普遍意识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二）生态和发展矛盾加剧期（20世纪20—40年代）

20世纪20—40年代，生态和发展矛盾加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加快，对于煤炭等能耗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多。据40年代统计，每年工业和家庭燃烧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了几千万吨，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由燃烧煤炭引起的事故也越来越频繁。比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发生在比利时，60人直接死亡，是由于被工厂排出的有毒气体如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长期凝聚在地表附近雾气中，另外有上万只禽类死亡、几千人中毒，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当时正处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家都陷入经济的恐慌之中，就没有关注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外，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机化学（如石油、天然气等）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虽然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有机化学却对土壤、水质等环境造成了污染。

此时，被称为“公害发展期”的时期开始了。由于污染范围及程度越来越严重，新的污染源、更为复杂的污染物开始出现，导致了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可知，此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社会成员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三）生态和发展矛盾爆发期（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中叶以后，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爆发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因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产生的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质变引起量变，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频发，为世界生态环境蒙上了阴影。

比如，“水俣病”被发现在1953年水俣湾附近，日本政府在1968年9月确认，人们长期食用含有毒物质的鱼贝类因此得了水俣病，使得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受到侵害。在靠近陆地海湾发生的海洋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尤其工业发达地区的海域受污染极为严重如欧洲的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部、美国东北部和日本的濑户内海等。

到了这个阶段，环境污染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海洋污染更是越来越严重。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可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日趋成熟，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却不断加深，此时正处于曲线“拐点”处，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达到了顶峰，人类生活在一个资源环境逐渐衰竭的地球之上，地球环境危机重重，为此必须使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四）生态和发展融合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后，生态问题日益变成人们越来越关心的话题，发展经济同时注重生态保护，使生态与发展和谐共进。各发达国家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制订了节能减排方案，加大了环保资金补助力度。

1970年3月9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环境权”要求也在此会上被提出。许多机构也开展了各种环境问题的活动，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关注度日渐高涨，刮起了公众对环境的热潮，生态环境问题成了焦点。

随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希望通过政府和各类国际组织更好地治理环境问题，减少环境问题的危害。会议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环境问题是决定世界和谐相处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各国政府有义务对此采取措施。”《人类环境宣言》倡议人类保护环境同时也在保护人类自己，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自己息息相关，还要求人们与生态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应该是与经济发展被同等关注的。这次会议让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的共识，是被写入历史史册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扩大治理环境问题范围，让全人类打破边界一起共同面对生态问题。在治理环境上，提出提前防治比事后弥补治理更为重要，建设一系列对排放物和环境指标的检测系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发达国家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都下了血本，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保护环境的问题上来。许多针对环境问题的明文条例法律法规被先后制定，净化环境、还原生态已成为举国上下的重中之重，他们也试图通过科技的手段改善这一问题，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减少污染。自此，西方国家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效解决了污染问题，其中英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英国上空烟尘在20年间减少了7/8，20世纪80年代英国众多河流已经没有了大的污染问题，绝迹已久的大马哈鱼又重新畅游在治理过后的河流中了。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可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繁荣期后，环境问题得到了逐步的改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

发达国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进程表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了解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随着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生态文明已然成为产业发展后期的高级形态，绿色生态文明将战胜白色工业文明。人类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将从不科学到科学，逐渐明确生态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重要性，以生态优先为根本原则，发展绿色产业，才是最好的协调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