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制度相对比较成熟，其中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对较好，研究也相对较多，且大部分研究主要从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及经营规模与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在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方面，Rob J.F.Burtonetal（2005）提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农场兼并形成更大、更有经济效率的单元。SDogliottietal（2006）认为农场的发展方式取决于资源禀赋和农户战略，模式探索应该能体现资源禀赋和战略的变化对农场经营产生重要影响。Andrea Zimmermannetal（2009）认为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的高低受限于社会营造的环境、社会经济的波动和农业政策的扶持力度。Robert Napier（2005）提出，农业产业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家庭农场要想在新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开发人与地的最大效用。Baležentis T和Kriš čiukaitienė I（2013）分析了Lithuania家庭农场不同经营方式之间生产效率的变动，并通过管理水平的改进来提高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问题进行探讨。

在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效率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认为两者之间呈正向、负向和其他影响。其中，部分学者研究得出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存与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例如，Cornia（1985）采集了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对农场规模、资源投入产出以及农业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秘鲁、孟加拉国、泰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农场规模和农业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Deolalikar（1981）认为在较高技术水平下两者的反向关系不成立。Roy Prosterman和Tim Hansidade（1996）在对江苏省吴县的研究中发现，农地规模大户的农业产量要比普通农户的产量高。Moreno-Perez（2011）认为美国大农场经营效率较高，3个人就可经营一个1200多公顷的农场，而年产值可以超过200万美元。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关系为负，Chayanov、Sen（1962）、Bardhan（1973）以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其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的经营规模扩大并不会给农业生产率带来提高。Berry和Cline（1979）、Carter（1984）、Heltberg（1998）以巴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为研究对象，调查了上百户农户，结果表明：农业生产规模与农业净收益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农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存在其他关系，如Carter和Wiebe（1990）认为两者之间是“U”型关系，Asraul Hoque（1998）对孟加拉农场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发现，孟加拉的农场最佳规模为7英亩，低于7英亩时农场规模与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高于7英亩时则呈负相关关系。

在家庭农场的科技应用方面，日本经济学家任开津典生（1985）用实证验证了农业技术发明的可能性，其依据不同的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和开发对象，把机械性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划分为农业技术进步创新的两个基本模式。此外，Wilkening E A（1954）通过研究家庭农场的科技应用与劳动力投入发现，接受农业技术变化的家庭农场的劳动程度之间有着一致的负相关关系。Lesser W（1990）直接肯定了家庭农场中科技应用的地位，并认为农业实践中的创新是一件不加思考的事情，利用牛生长激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Tan C B（2013）结合加州智能灌溉和成熟的射频识别技术，介绍了射频识别技术在家庭农场灌溉管理上的应用，通过射频识别技术和实验室的监控界面实时监控作物生长环境，并根据作物的生长特性自动控制灌溉时间，以此作为家庭农场灌溉自动化管理的典型应用。但也有学者反对家庭农场使用科技方法，例如P B Bhandari（2017）利用尼泊尔农业环境中独特的详细数据，研究了小农家庭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与现代节省劳力的机械和生化技术在农业中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鼓励在作物生长过程中使用这种技术，P B Bhandari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小农农业转型带来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