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大江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湖北地区出版的重要机关报。武昌起义前夕，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一文被封，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家革命报纸。
从1904年起，湖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后来合并改组为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活动是首先从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着手。他们很注意报刊宣传。从1904年起，他们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秘密运送、散发和翻印国内外出版的重要革命报刊和其他宣传品的机构。1903—1905年在武昌成立的昌明公司、乐群印刷社和教育图书社，1906年在黄冈成立的鸠译书舍等，就是这样的组织。乐群印刷社所翻印的《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总数在3万册以上，在士兵和学生中免费散发，影响极大。同时，各地还成立了不少阅报社。著名的有武昌圣公会阅报社、黄冈坪江阅报社、汉川阅报社等，利用教会、祠堂为掩护，陈列革命报刊，供群众阅读。
1907年以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开始自己办报。相继出版的革命派和接近革命派的报纸有《商务报》《政治日报》《夏报》《鄂报》《武昌白话报》《雄风报》等。《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蒋翊武、刘尧澂、李抱良、詹大悲、何海鸣、查光佛、杨玉鹏等主编，经费由群治学社自社员缴纳的会费中拨付，是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1910年夏因反对借外款筑路和报道湖南饥民抢米消息被封。
《大江报》是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二个机关报，创刊于1911年1月3日。原名《大江白话报》，三日出一小张，后改为日出两大张，删去“白话”二字，径称《大江报》。初创时原为同情革命的黄梅富家胡为霖所有，后为革命党人筹款收回自办。在同盟会员胡石庵创办的大成印刷公司印刷。编辑部几乎是《商务报》的原班人马，负主要责任的是詹大悲（总经理兼总编辑）和何海鸣（副总编辑）(2)，经常撰稿的有查光佛、宛思演、梅宝玑、温楚珩、黄侃、凌大同等人。其中有同盟会员，有共进会员，也有文学社前身振武学社的社员，而以振武学社的社员为多。
振武学社成立于1910年7月，不久就受到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的严重迫害，社务无形停顿。《大江报》创刊后，社员就积极利用这个报纸，进行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的活动。詹大悲是改组的筹备人和文学社社章的起草人，社章即在《大江报》上发表。他们并以《大江报》名义，通知新军各标士兵代表参加建社活动。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开成立大会，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部长，确定《大江报》为正式机关报。文学社和设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总部以及和新军士兵的联系，都通过《大江报》进行。文学社领导人和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在武昌起义前的几次会谈，就是在大江报社举行的。
当时，广大人民反抗清朝政府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处在“上山”的阶段，“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正在“奋不顾身地为将来而斗争。”(3)《大江报》作为他们的喉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当时的这一精神特点。它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对反动派进行了大胆的挞伐。
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行凶打死人力车工人吴一狗的事件。次日汉口人力车工人千余人聚集英租界捕房门前质问，又被英国驻军枪杀十余人，重伤很多人。两次血案，引起了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大江报》以头号字标题，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并以《洋大人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为题发表了社论，抗议英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支持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当时，清朝司法机关在英帝国主义压力下竟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并威胁《大江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妄图为英捕开脱。《大江报》严正地拒绝了这一无耻的命令，并借以论证清朝政府之不足恃，暗示读者只有推翻这一媚外残民的恶劣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独立，雪除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耻辱。
《大江报》接着发表时评，评论广州将军孚崎、凤山被刺事件，公开赞扬行刺者的牺牲精神，对他们的死难表示哀悼。《大江报》又支持湖广地区的保路运动，反对清朝政府借“国有”名义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对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奉派南来接收“商办”铁路的大臣端方和参与出卖路权活动的买办官僚郑孝胥等，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大江报》还揭发了当地官吏贪污残民的丑行。湖北藩司余诚格命度支公所以高息秘借洋款50万元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借款合同原稿，全文在报上披露，舆论大哗，使余诚格极为狼狈。新军第八镇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滥吃空额，克扣军饷，凌辱士兵。《大江报》根据士兵提供的线索，派遣记者详为采访，写成消息发表。由于证据确凿，众愤难平，湖北陆军当局不得不把他撤差。
由于以上这些，《大江报》受到了爱国读者的交口称誉。
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大江报》更加大胆地宣传革命。1911年7月26日，它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全文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方，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里的“大乱”，是“革命”的代词。作者暗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统治是致中国于死境的“膏肓之疾”；指明立宪党人的政治改良是走不通的死路；最后提出了以革命手段来拯救中国的主张，向爱国的人们发出了革命的号召。其中虽然对所谓“无规则”的“大乱”，有“深创巨痛”和“至于绝地”之惧，流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既想要人民支持又害怕人民起来革命的矛盾心理，但是对“大乱”抱着热烈颂扬的态度，整个基调还是振奋人心的。短评发表后，马上得到广大读者的传诵。
短评的作者是黄侃（发表时笔名“奇谈”）(4)，他原名季刚，湖北蕲春人，“文普通”学生，日知会员和同盟会员。他先后用病蝉、病禅、运甓生、旷处士、盛唐山民、乔鼐等笔名，在《民报》《国粹学报》《大江报》《民生日报》等报刊发表过许多政论。写这篇短评的时候，他正在《大江报》担任特约撰述，是很受注意的一个青年革命宣传家。他中年以后，从章太炎治文字学，潜心学术，脱离政治，像他的老师一样，用自己砌的一道墙把自己和世界隔开了。从此他早年那种致力民主革命的精神，就再也见不到了。
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并称的另一篇短评是《亡中国者和平也》，何海鸣作（署名“海”），先十天于17日发表。这篇短评也鼓吹“大乱”，但重点在驳斥资产阶级改良派抵制革命的反动言行。短评斥责清朝政府伪立宪的《宪法大纲》为“摧抑民气之怪物”；指出立宪派分子“伏阙上书”的“和平”作法是“亡中国”之道，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当时，全国争路风潮已异常激烈，各地人民的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正在积极准备。《大江报》这两篇文章，在这时发表，更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湖北的清朝官吏对《大江报》早就有所怀疑，对它大胆地昌言革命已经十分痛恨，务以去之为快。两文的发表，更使他们非常震惊，于是他们决定立即对这个报纸进行迫害。
1911年8月1日晚上，汉口巡警二区区长覃兆鹍率领所部巡警数十人，如临大敌般地包围了报社。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鸥。詹、何两人都被判处18个月徒刑。《大江报》以“言论激烈，语意嚣张”和“扰害治安”的罪名被勒令停刊。
《大江报》立即向全国各报馆发出了呼吁的通电。于是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清朝政府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人民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提出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阶层爱国人民，也纷纷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当时封报、捕人本是常见的事，早就有《楚报》《汉江日报》《汉报》《湖北日报》《江汉日报》等横遭封闭，《楚报》的主笔还受到监禁处分。到《大江报》的被封，终于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波澜。湖北官方原来打算置詹、何于“重典”，由于群情十分愤激，才被迫草草发落了事。
《大江报》和革命党人的秘密宣传、组织活动相配合，进行了革命的宣传工作，以充满革命情绪的文笔感染读者，使革命群众的热情达到沸点。在它被封后两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它对武昌起义是起了一份推动作用的。
在《大江报》的宣传活动中，除了它的短小精干的政论外，值得称道的是它和新军士兵的亲密关系及其在新军士兵中所进行的宣传。
文学社的基础在新军。领导人大多在新军当兵，社员也以新军士兵为多。《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和他们保持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它在新军的每个营中都设有《大江报》的分销处，除每营免费赠送一份“义务”报外，还在士兵中发展订户。报纸自始就很关心士兵的疾苦。当时，“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标统以上的军官又贪污腐化，大肆克扣军饷，因此“兵士视长官如寇仇”(5)。《大江报》揭发了这些事实，反对体罚，反对中饱军饷，深得士兵们的欢迎，在他们当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为了让士兵们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大江报》还鼓励他们写稿。“凡军队中之社员，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6)。经常写稿的人，还被聘为特约记者、特约编辑和特约通讯员。如新军三十标前队士兵张挞伐，就是特约记者(7)。新军二十一混成协马队士兵陈孝芬，在调至陆军特别小学堂充当学兵的一段时期中，也“每晚必到报馆去一趟，编编报，写写短评”(8)。新军士兵们大多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报纸，“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9)。报社经济发生困难，“军中同志月出资少许，由各标、营代表汇报送社，以助经费”(10)。《大江报》就是这样和新军士兵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对他们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教育的。在革命党人的长期耐心工作和《大江报》影响下，革命团体在新军中的发展很快。文学社成立之初，在新军中只有800多个社员，半年以后就发展到3 000多人，社的组织也由驻右旗的四十一标与三十一标发展到驻左旗的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与马、炮、工各营、队。武昌起义前夜，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两部1.5万人中，参加革命团体的即达5000人，占1/3。
辛亥革命时期的一般革命派报刊，大多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像《大江报》这样和新军士兵保持密切联系并注意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的报纸，是不多见的。
应该指出，《大江报》的宣传也有其严重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它忽视了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研讨和宣传，过多地、片面地从种族复仇的观点出发倡言革命，对如何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几乎完全没有触及，革命思想的建设非常不够。这一缺陷，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报刊都是有的，而以《大江报》最为突出。此外，它与其他革命报刊一样，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机构的反动性，没有从本质上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分析，对立宪派分子首鼠两端的投机活动缺少应有的警惕。这些都正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阶级局限与认识局限的反映。
武昌起义后，《大江报》在何海鸣主持下一度恢复出版，支持文学社员抵制革命果实篡夺者黎元洪，被黎以“破坏共和，危害民国”的罪名查封。何先期得讯走避，编辑凌大同被捕遇害。另一家和文学社有关的《民心报》也以发表了哀悼《大江报》的文章被封。《大江报》的工作人员，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反而不获保全，这正是整个辛亥革命悲剧的一个分幕，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具体表现之一。
（原载1962年第8期《江汉学报》）
(1) 这篇时评题目，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第一说见于章裕昆、温楚珩、朱峙三等人所写的书和文章。章是文学社干部之一，温、朱都曾参加过当时革命报刊宣传工作，所说当不致误。又当时上海各报刊载的《汉口商埠地方审判决厅判决大江之判词》所记时评题目同此，可为佐证。
(2) 何是湖南衡阳人，武昌起义时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主任；后来附袁充当国会议员，又曾下水做汉奸。
(3)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4) 这篇文章向来传为詹大悲作。其实詹大悲在被捕受讯的时候，就已明白声明：这篇文章“系外间来稿”，因为“经我过目”，选定刊载，所以“不能问作稿之人”。他既不卸责，也不掠美。近来辛亥老人所写回忆录中，也有谈到这篇文章写作经过的，如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说：“（文学社成立后）革命力量已经成熟，同志热情也达沸点。同年夏，黄侃由汴返鄂。詹款留报社，设宴欢迎。黄醉后写一时评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翌日刊出，当局大骇。”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也说是黄手笔，可为旁证。温楚珩与黄侃是至亲，又参加过当时的宣传工作，所说是可信的。
(5) 1911年9月2日《民立报》。
(6) 潘康时《记文学社》。
(7) 鲁祖轸《第三十标辛亥首义事略》。
(8) 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
(9)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
(10)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