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止于至善
1.民为邦本
原文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注析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引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都城及其周围的地区。止:居住。
译文
《诗经》说:“京都之地广阔千里,那是百姓居住的地方。”
历代论引
朱子说:“事物各有所当止之处。”
札记
民心是决定因素
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政权都不可能长久存在。所以,国家巩固的基础在于民心,只有依靠人民,得到百姓拥护,国家才有可能强盛。强权与暴行是得不到民心拥戴的,只有仁德才是民心所向往的。
战国时,齐宣王曾发兵攻打并占领了燕国,但对燕国原来的统治制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在生活上也没有给燕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政局动荡不安。这时,其他的诸侯国也在虎视眈眈,以救助燕国为借口,谋划着进攻齐国。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说:“各诸侯国都在谋划着要来攻打我,我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商汤凭借着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就统一了天下,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土者害怕别国侵略。《尚书》说:‘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当他向东方进军时,西边国家的老百姓便心中感到失望愁怨;当他向南方征讨时,北边国家的老百姓就感到忧虑不堪,在心里祈告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呢?’老百姓盼望他来解救,就像久旱盼霖雨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汤的征伐并不惊扰百姓,只是诛讨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抚慰受害的百姓,就像天上降下的及时雨一样,老百姓非常高兴。《尚书》中有句话形象地说:‘等待拯救我们的王,他来了,我们也就复活了!’如今,燕国的国君虐待老百姓,大王您的军队去征伐,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您是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献上饭食和酒浆欢迎您的军队。可是您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抓走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器,这哪里是在救助他们?这种强盗的暴行怎么能够使他们容忍呢?况且,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不施行仁政,这就必然会激起天下愤怒。大王您赶快发出命令,停止正在做的一切不得民心的举措,选立一位燕国人民拥戴的国君,然后立即从燕国撤回齐国的军队。这样或许还可以来得及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避免更加严重的战乱发生。”孟子的话正如《诗经》中所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好仁而国安和,民好义而国无乱臣,民知耻而国有礼仪,民知是非而国无忧患。因此,无论国家强弱,城市大小,兴衰存亡,一切取决于民心所向。一切的政略举措,都应当根据人民的心愿来推行或是停止。
史例阐释
为民兴利,务在富之
召信臣,字翁卿,西汉九江郡寿昌(今浙江省建德县西南寿昌镇)人,水利专家。初以明经甲科,任职郎中,后迁南阳太守。他为民兴利,教化大行,深受百姓爱戴,被尊称为“召父”,迁河南太守,治行第一。终官少府,位列九卿。他为官一生,“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汉书》将其列为西汉“治民”名臣之一。
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着力开发治理唐白河流域,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劝说百姓重视农业,安心耕作,召信臣经常深入乡村,出入田间,晚上住在农家,亲自勘查水源。他组织民众开凿沟渠,修筑堤坝,建造水闸,建成水利工程数十处,灌溉面积年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万公顷,使当时南阳地区成为全国富庶地区之一。在所修筑的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是六门堨、钳卢陂、马仁陂等,其中有的一直沿袭使用了两千多年。召信臣在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也注重管理,制定了灌溉管理制度,“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百姓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家家有余粮,年年有结余。出外的百姓也纷纷返回家乡,户口成倍地增加。偷盗及纷争的现象一天天减少,秩序安定。同时,召信臣倡导节俭办事,使当地民风敦厚,百姓安居乐业。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在召信臣兴建工程的基础上扩建修治,广开农田,大兴灌溉,效益显著,当时的百姓称赞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2.举止所宜
原文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注析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引自《诗经·小雅·绵蛮》。缗蛮:即“绵蛮”,鸟叫声。止:栖息。隅:角落。
译文
《诗经》又说:“鸣叫着的黄鸟,自由地栖息在山丘边的树林里。”孔子说:“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儿吗?”
历代论引
朱子说:“人当自知所当止之处。”
札记
驮在黄鸟翅膀上的箴言
各得其所,意思是个体(包括人和物)在整体中应正确地、安分地处于自己合适的位置或地位,不要抱有非分的想法。个体的行为,更应当依据集体的行为规范,行所当行,止所宜止。宋代理学家程颢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治理天下没有别的,只要使万事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就行。
人对自己的行为,哪些是适宜的,哪些是需要立即停止的,该如何确定?怎样才能做到适度,达到尽善和完美?这是困惑我们一生的难题。小小黄鸟可以自由地飞翔或栖止,可以选择自己停留的树枝和飞去的方向,而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却总是不能恰当地做出决断。但是,以个人修养来说,顺义则行,悖德则止,这应该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因此说,人岂能不如小鸟吗?
只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盲目自大的人类总是不能有效地做到“知止”。总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物,结果在表面上征服自然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也都要各自遵循既定的秩序,既不能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也不应互相推诿、逃避责任。应当各司其职,和谐共事,做好自己该做的,在不该占有的权利上缩回自己伸出的手。
史例阐释
在人生最美的时刻留下我们的背影
疏广(公元前?—前45年),字仲翁,祖籍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少年好学,治学严谨,深通《论语》《春秋》大义。本始元年,初征博士、太中大夫,后为太子太傅,在职五年辞归。
疏受(公元前?—前48年),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疏受少时跟其父和叔父疏广学习儒家经典。疏受才思敏捷,言辞逻理缜密,精于《礼》的奥微。疏广人恭谨,以贤良方正被任命为太子家令。疏受策对应答、行为举止,都中规中矩,合乎礼仪法度,因此被提拔为太子少傅。
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太子的成长与对太子的教育,是举国瞩目的大事。当时太子的外祖父许伯被特赐为平恩侯,许伯以太子年幼为由,禀报皇上让他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皇上以此询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继承者,他的老师朋友必须是天下的英俊之才,不应该只亲近外戚亲族。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也已具备,那么又让许舜监护太子,这样的做法未免会局限太子的视野,不能够广布太子的美德于天下。”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把这个意思和丞相魏相讲了,魏相免冠致礼,谢罪说:“这样的高见,是为臣所不能达到的。”疏广从此更为皇上器重,多次受到皇上的赏赐。太子每次上朝进见,都由师傅引导,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同为太子师傅,朝廷上下也感到这是一种荣耀。
疏广任职五年,皇太子十二岁,就已精通《论语》《孝经》,学有所成,见识日进。疏广就对疏受说:“古人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者不受辱,知足而止者不会遭受危险),老子也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就,然后退隐,这是天理)。现在,我们叔侄做官至二千石,应该算是功成名立了,何况天下有更多高明的才俊,是该给他们让出位置的时候了。如果现在还不辞去,恐怕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候了。我们叔侄相随出关,回归故里终老一生,这不正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吗?”疏受致礼说:“我听从叔父您的意见。”
于是,二人同时以年老多病为由上表辞职,请求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宣帝批阅他们的表章时,读着他们恳切的文章,为他们叔侄在年高体衰的状况下,长期为教育太子殚思竭虑,辛劳奔波,积劳成疾,深深感动,便加赐黄金二十斤,诏准两人的请求。皇太子也赠赐黄金五十斤,致谢师恩。
二人离家那天,朝中公卿大夫、挚友故旧都来到东都门外设筵饯别。前来送行的人乘坐的车有好几百辆。路上围观的人感叹道:“真是贤良的两位大夫啊!”
疏广、疏受回家后,都以寿终。他们在历史上称为“宁邑二疏”,其故里分别被命名为“东疏”和“西疏”,以纪念这两位宁邑先贤。
三百年后,陶潜路过宁邑,赋五言《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睚汉庭中,二疏复此举。”
在人生最美丽的时刻,及时地抽身,毅然转身离去,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味,供我们共同回忆。
3.找到自己的位置
原文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注析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引自《诗经·大雅·文王》。穆穆:仪表美好端庄的样子。缉:继续。熙:光明。
译文
《诗经》说:“品德高尚的文王啊,光明磊落,始终庄重谨慎。”作为国君,就应当做到仁爱;作为臣属,行为就要做到恭敬;作为子女,就应该做到孝敬;作为父亲,就应当慈爱;与他人交往,就应当遵守信用。
历代论引
朱子说:“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札记
做最好的自己
自己是谁?负什么责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事情该做?哪些利益不该得到?这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能够“知其所止”,即知道自己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谈得上“止于至善”。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对于为政者来说,是否有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修养素质,更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兴衰。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而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只是自己,我们承担着诸多的角色,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于我们大多数个人来说,作为普通的一员,就应当恪尽职守、尽责敬业。因为职业带给我们的是生活的需求,没有职业,我们的生活就将陷入困境。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升为负有一定责任的主管,我们就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在处事中体恤他人,不要苛求,因为自己也并不完美。而作为下属时,就应当谨慎恭敬,努力做好自己承担的事务,不出纰漏,对待上司,尊敬诚笃。回到家中,我们作为女儿,对父母就应当尽孝尽心,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赡养老人,使父母能够颐养天年。因为我们自己也必有老来的日子。而对自己的儿女,我们作为父母,就负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就必须以深沉的爱来对儿女的未来负责。因为儿女是承续我们未竟事业的希望。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更应当信守承诺,遵守信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现实,也组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格和人品,我们只能尽力做好,义不容辞。
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所止何处?人的一生中需要面对太多,“知其所止”,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止”于何处,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认识自己,确定最适合自身的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这是最为重要的。
史例阐释
孝义传家远
郑文嗣,字绍卿,元朝婺州浦江(即今浙江省浦江县)人。他治家有方,十世同堂,计历二百四十多年,和睦相处,平时家庭成员连一文钱、一尺布都不私自占有,元朝至大年间被朝廷赐匾予以表彰。
郑文嗣去世以后,他的叔伯弟弟郑大和主持家事,治理更加严格,同时对家庭成员也更加关怀,使家庭成员心悦诚服。他的家庭管理严格得如同官府,如果子弟中谁犯有过失,不分年纪老幼,即使是头发斑白,也仍然依据家规进行惩戒,决不轻易放过。
郑大和治理家政十分注重礼仪的教化作用。每到年节,他就对子弟进行考评。大和端正地坐在堂屋正中,全家的众多子弟按照辈分,都穿着新衣服,戴着新帽子,排着整齐的队列分列在左侧的屋檐下,依次进见,行拜、跪之礼,并举酒杯祝寿。然后,拱手从右边退出。整个仪式庄重严谨,没有人喧哗谈论、影响队形,保留着上古遗传下来的古朴家风。这种仪式令看到的人为之感叹、羡慕。
大和为人正直而且遵守法度,不信仰佛教和道教,每逢遇到冠礼、婚礼以及丧葬大事都按朱熹规定的礼仪进行。每逢葬礼,全家哀痛,三年不吃肉喝酒。全家众多子弟都受到教育感化,行为孝道谨慎。即使是曾经做过官吏也不敢对家法有丝毫违犯。众多妇女只做妇女应该做的事,从来不允许干预家政。亲族乡邻都因为受到过恩惠而怀念。有《家范》三卷流传于世。
朝廷得知后,免除了他们家所有的租税和徭役,并派来使者书写了《东浙第一家》的匾额,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
据传说,他们家曾喂养过两匹马,其中一匹马外出,而另一匹在家则不吃草。人们认为这是被他们的家风感化的结果。
传承至明代,世代同堂已近三百年。家族中人人孝顺长辈、为官清正。自七世祖郑绮(《宋史·孝义传》载有其事),传至郑文嗣、文融,又皆载入《元史·孝友传》。后有郑濂享有盛名,仍以孝义载入《明史·孝义传》。
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问郑濂:“你们全族人几代不分家,和睦相处,有什么方法吗?”
郑濂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不听老婆的话而已。”皇帝不觉大笑。当时正赶上河南进贡香梨,皇帝就赐给郑濂两个梨。皇帝命人跟随郑濂回到家乡。
郑濂召集全部家人,向上叩首谢恩。然后准备了两大缸水,把两个梨打碎放入,所有家族的人都得以饮用。朱元璋听到回报,十分高兴。后来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向皇帝进言说郑家与权臣暗通,太祖说:“郑家没有这种人,必定是诬告。”又下旨令郑门子弟,凡三十岁以上都应来京任官,并建一大门,御赐“奉天门”,太祖亲书“孝义家”三大字赐之。后又题为“江南第一家”。
4.诗意人生和人生的诗意
原文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析
[《诗》云]这几句诗引自《诗经·卫风·淇澳》。淇:指淇水,在今河南北部。澳:水边,水流弯曲的地方。斐:斐然有文采的样子。瑟兮僩(xiàn)兮:庄重威严而胸襟开阔的样子。赫兮喧兮:显耀盛大,光明焕发的样子。諠:《诗经》原文作“谖”,遗忘。
译文
《诗经》说:“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鲜美的绿竹郁郁葱葱。有位文质彬彬的君子,敬德修业,精益求精,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他举止庄重而开朗,仪表堂堂。这样一位修养有素的君子,真是令人难忘啊!”这里所说的“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是指自我修炼的坚持精神;“庄重而开朗”,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仪表堂堂”,是指他举止威严;“这样一位修养有素的君子,真是令人难忘啊!”是指由于他的品德高尚,人格修养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所以使人难以忘怀。
历代论引
朱子说:“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铴,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又说:“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札记
本于人性的静美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人对修养也会有一些新的更广泛、更全面的认识。在读古人书籍、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很强烈地感到那些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人多么有修养!在阅读人物传记的时候,又会感到那些宠辱不惊、淡泊宁静的人是多么有修养!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又会感到那些平易近人、尊重别人的人是多么有修养!那些有修养的人,又曾经给我的心灵带来过多少震撼啊!他们的修养,有时就是启迪你智慧的心曲;有时是照亮你思想的明灯;有时是慰藉你灵魂的诗韵。
人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在这种不断的否定之中,你会逐渐明白和懂得修养的真正内涵。修养其实就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一种“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胆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和一种“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决心……
古今有多少名词佳句流传千古,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普济众生”等,这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更多的是一份人性魅力的传承。修养是一杯香茗,需要细细地品尝,那份高贵典雅、清新透明的品质,在润物无声中浸润进心扉,在袅袅的氤氲中尽显光辉和美丽。修养是一束温煦和暖的阳光,令人心胸开阔,激情洋溢。修养是一缕和煦的春风,让你陶醉,让你飘逸,让你歌唱。
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美好的,但一切皆因良好的修养。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没有金钱,可以没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修养。
史例阐释
以教化改变人的命运,也使家国兴隆
李訢,字玄盛,后魏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南)人。由于聪明机智,太武帝十分信任倚重他。初为助教博士,高宗即位升其为仪曹尚书,不久他出任相州刺史,兴化重教,颇有政绩。
公元439年,北魏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在重视中央官学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地方普及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书·李訢传》记载,当时任相州刺史的李訢上书献文帝:请求在当地设立学校。上书说:“我听说治理一个国家使其兴隆,除了发展文化教育,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要想使一个国家兴盛发达,除了优秀的人才,没有其他什么能够帮助皇上来达到教化的。所以,从前英明的君王都在京师建立大学,在州、县建立学馆。教授子弟学习文化以及各种专业技艺,然后挑选其中才德优秀的人担任各级重要职务。如今,皇上英明,国家发展走向正途,百姓渴望着接受良好的德义的教化。然而,在我所任职的这个地方,竟然还没有设立学校。我虽然愚钝,但是愿意全力办好这件事,使当地的青年后生能够受到教育,懂得经史典籍,明达道德礼仪,使孩子知道圣人所要求的做人的基本道理。我曾蒙受皇上的信任,掌管中秘时,注意培养学有所成的人。其中德业优秀的,已经得到朝廷的擢用。如今我又受到皇上重用,出任相州刺史,执掌地方,因此很想让皇上的德泽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宣扬。可是,自从到相州任职以来,经过调查访问,发现原有的文化人已经年老,年轻一代却没有能够进用的。每年地方官按照已有的规定推荐的人,经考查问询之后,发现其中很少有合格的,不堪擢用。我准备按照以前的惯例,在州郡的首府所在地设立学校,让那些有志于读书的士人以及官员子弟得到学习的机会。我想其中必然有优秀杰出的人会学有所成,然后推荐给王府。那么,这里的文化事业自当得以承续而不至于出现衰落。”李訢的奏疏,阐明了设置地方学校的意义。献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诏谕汉族大臣高允参议制定郡国学制,不仅加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联系,而且也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北魏社会的文明进程。
5.历史,永远写在人民的心里
原文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注析
[於戏!前王不忘]引自《诗经·周颂·烈文》。前王:指周文王、周武王。
译文
《诗经》说:“呵,前代的君王永难忘记!”这是因为有德的贵族们尊重有贤德的人,亲近亲族;一般的平民百姓蒙受恩泽,安享欢乐,获得利益。所以,前代的君王虽然已经离世,但是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历代论引
朱子说:“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札记
立身修德,永垂青史
那些能够永远留在我们心里的,除了德行,还能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人,总想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以惠及后世而令后人怀念,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无论是谁,无论你在人生历程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历史自有公论。为政者,顺应历史,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的态度,替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那么自然会在人民的心里永远传承。
史例阐释
宁可丢掉官职,也当为民承担
程大昌(公元1123-1195年),字泰之,北宋徽州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西)人。他天赋聪颖,十岁能属文,绍兴年间进士及第。孝宗时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等,后出知泉、汀诸州。他一生勤奋好学,古今事靡不考究,是宋代著名学者。他研究领域广泛,著述颇多,在经学、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突出建树,著作有《禹贡论》《诗论》《易原》《易老通言》等。他曾创办“西山书院”。庆元元年卒,谥文简。
程大昌任浙东提点刑狱,恰逢这一年大丰收,百姓收入有所增加。有的官吏依仗朝廷命令,主张成倍地增加酒税。程大昌坚决反对,拒不执行。他说:“酒税已经很重了。若再借故增加,恐怕百姓难以承受。我宁肯因为这件事承担责任,甚至被罢掉官职,也绝不增加酒税。”他也因此被贬为江西转运副使。程大昌说:“可以兴利去害,推行我的政举,实现我的志向了。”他在任内修复清江县破坑、桐塘二堰,造福人民。
当官本来是为百姓办事的。为民办事,当以民生为本,首先必须体恤民疾,而不是为了成全个人的政绩;更不能为了彰显个人的政绩,做出损害民利的行为。对于那些有担当的当政者,历史总会铭记他们的功勋,人民总会感念他们的德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