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间顺序排列
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文章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效果最好。例如，你在向他人讲述如何制造一艘独木舟时，可能会在文章中根据自己制造独木舟的过程依次写下各个步骤。另外，优秀的作家经常会在追溯某些事件的历史发展进程时，指出其重要意义。比如，我们很难让一位外国人理解美国的黑人问题，除非我们追溯它的历史起源，指出当前情况的前因后果。以下是摘自英国作家以萨克·沃尔顿和约翰·亨利·纽曼所写的文章的片断，它们以不同形式运用了这种布局方法。
投饵
你应该根据自己打算去钓鱼的溪流的大小和水深，来决定是拿九升左右还是十三升左右的甜粗磨大麦芽；把它们放在壶里煮一下，热一会儿就够了，再通过一个袋子把它们滤到桶里（喝这种酒对我的马儿很有好处）。当袋子和麦芽快冷却时，在晚上八九点把它们拿到水边，记住时间不可提前。将你的诱饵分成两份，用双手用力挤压，它会立刻沉到溪流底部，要确保它落在你准备钓鱼的地方。如果水流湍急或者泛起微波，可将一小撮诱饵投放在溪流较上游的位置。你可以用双手快速将麦芽搓成团，以免将其投入水中时被水流打散。
待你投放好水底诱饵，固定了装备，留下你袋子中的其余装备及饵料，将其整夜放在钓鱼的位置附近，并在次日凌晨三四点时去水边看看。但不可靠得过近，因为这些鱼都有狡黠的“警卫”，而且它们本身就很警觉。
之后再轻轻提起三根鱼竿中的一根，将诱饵挂在鱼钩上。把它投掷在水底诱饵边上，并悄悄地将它拉向你所在的位置，直到铅坠落在水底诱饵的中央为止。
然后再拿起第二根鱼竿，将其投掷在离前一根鱼竿一米以上的位置。再拿起第三根鱼竿，令其居于第一根鱼竿一米以下的位置，并将鱼竿置于地面。这时你要远离水边，但要走到能看到浮标表面出现动静的地方去，还得密切关注水面的情况。如果有鱼儿上钩了，你就会看到浮标突然下沉——但你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马上跑向鱼竿；要等到你确认钓绳被拉直时才可以悄悄走到水边，并尽力拉起钓绳。如果上钩的是一尾鲤鱼或鲷鱼，它们会扯着钓绳游向远处，之后轻拍水面，让你的鱼竿微微弯曲；但如果你同时拎起两根鱼竿，一定会让鱼儿逃掉，因为其中必定有一根钓绳，一个鱼钩，或一根鱼竿会被扯断；待你将它们制服之后，它们会“宁死不屈”，挣扎着不肯上岸。鲤鱼的力气和精力要比鲷鱼更足，更难对付。
钓这种鱼时还需要观察更多情况，但比起参考书面说明，自己亲自体会和与他人交流经验的效果更佳。只有这样，你才会去注意和小心河里是不是有梭子鱼或鲈鱼；这两种鱼会最先上钩，也必须最先把它们钓起来。它们通常个头很大，并且会游到你的水底诱饵那里；但它们并不吃这些鱼饵，而是吃在鱼饵附近逗留的那些小鱼，或者干扰这些小鱼，影响它们上钩。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鲷鱼钩不太可靠（我就有好几次用鲷鱼钩钓起过一米长的梭子鱼，有时候还被它扯断了钓绳），不妨用这种方法来识别梭子鱼，并将其捕获：
拿一条小银鲤，或斜齿鳊，或者白杨鱼，用它做饵。在你的鱼竿之间，距离软木塞六十厘米左右的水里放生；把一只小活赤虫挂在鱼钩上，然后取一些白面包屑，或者一些水底鱼饵，将其轻撒在鱼竿之间。如果水中有梭子鱼，那么你放生的小鱼一见到梭子鱼就会跃出水面，但那只小鱼肯定会被梭子鱼吃掉。
这样你就可以从清晨四点持续钓到早上八点，如果是阴沉有风的天气，可以垂钓一整天。但这样长时间把鱼竿固定在同一个位置并非良策，而且还会破坏你当天晚上的钓鱼计划，也就是下面这种操作：
在下午四点左右去你投饵的地方看看，你一走到水边就得撒下剩下的水底诱饵中的一半，然后就离开。当鱼儿在此聚集时（它们这个时候肯定要出来吃“晚餐”），你可以抽根烟缓缓神。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三根鱼竿和早晨时的一样收获颇丰，这种盛况可能会持续到晚上八点。之后再投入余下的诱饵，次日清晨四点时再去查看；这时你又可以持续钓上四个小时了，而且此时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收获的时刻。之后可以先收竿歇一会儿，等你和鱼儿都“缓口气了”再继续下饵。
从圣詹姆斯潮一直到巴塞罗缪潮，这个时期收获的鱼儿最佳，因为此时的鱼儿已经享用过“夏天的盛宴”，正值最肥美的时期。
最后要注意，经过连续三四天的垂钓之后，鱼儿就提高了警惕性，不那么容易上钩了，所以待到那时，你投一次饵也未必能钓到一条鱼。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暂时收竿，休息两三天。同时，你还应该在最后一次投饵，并且打算再次投饵的地方放一块绿色的短草皮，像木盘一般大小，或者比它更大即可。在这块草皮的上方，也就是绿草的那一面，用一根针和一条绿线，一只只地系上许多小活赤虫，直到它们快要覆盖整块草皮为止。然后取一块圆盘或木盘，在中间穿一个孔，将草皮放置在圆盘或木盘上，用一根绳子或粗线，穿过这个孔，把它们绑在一起，令其沉入水底，让鱼儿痛快地吃两三天。之后你再把它拿走，就可以再次放钩，享受钓鱼的乐趣了。
古代文明的没落和庇护所
在这个动荡喧嚣的世界中，人类历史上或许从来没有哪个时期会像耶稣降临人世时的罗马帝国这般繁荣兴盛，幅员辽阔，经久不衰。不可思议的是，罗马早期诸帝的暴政并没有殃及人民大众，其后相继的“五贤帝
”时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这段“太平盛世”中唯一不和谐的插曲就是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那时整个世界所受的苦难集中向基督徒们倾泻。这些“上帝的子民”饱受酷刑，就是为了让“人类之子”能够享受狂欢。上帝虽然让和平降临大地，却预言耶稣的到来“并不是叫人间太平，乃是叫人间动刀兵”，并让他自己的子民最先“挨刀”。“审判从神殿开始”，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唯有耶路撒冷被上帝遗忘，和平之光开始席卷大地上的各国。但仿佛天意难测那般，乍一看，天下似乎出现了真理和不幸共存，罪恶与繁荣并行的矛盾局面。异教徒越是放纵享乐，就越蔑视、憎恨和迫害其自身拥有的真正的光明与和平。他们迫害耶稣，只不过是因为无事可做；他们扬扬自得，只看到他的缺点，将他视为普天之下唯一的异类，唯一的障碍；他们将他称为“人类的死敌”：他们觉得为了忠于先祖光荣而不朽的记忆，为了遵从国家传统，为了向自己的子女尽职，他们必须努力摧毁和扼杀基督教义，他们认为这是重塑新世界的必由之路。
但我们在此讨论的直接对象却并非基督教，而是已经逝去的世界。不得不说，在上述世界消逝之前，它的确曾经出现过与之前的骚乱大不相同的“太平盛世”。乱世已在两个世纪的和平中终结。当前的地表据称就是经过无数种元素彼此之间进行漫长斗争后形成的结果。因为自然变化的规律，在地震、雷电、山洪、火海的相互作用下，呈现出一派美丽多元、丰富且对人类有益的景观。同理，在人类走向“大同”的路上，在人类打造出大罗马帝国之前，必然需要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铺垫，进行过多种部落和族群命运的交织，还经历过帝王更替、列国纷争、殖民扩散、沧海桑田和荣辱兴衰，以及无数不和谐的理念和利益的调和，最终直至尘埃落定。
而当这些笨重的材料被融合在一起时，又是什么人的力量将其再次打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地球之锤”能够给这个历经沧桑才成形的统一体致命一击？谁能够预测一个历尽艰辛才建立的政体究竟有多强大？又有哪个国家能够与异教徒建立的罗马帝国相匹敌？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这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超乎寻常的坚固令人心生敬畏，这一点让凝视该帝国建立者稍稍觉得有点心理安慰，否则他就无法解释这个奇迹了。当罗马终于建成的时候，它就成了“不朽的罗马”——它一步到位地建成了一切。之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它的存在，而之后人们也无法想象它的湮灭。它生来就是一个奇迹，它的毁灭则可被看作是第二个奇迹，把它从地面上“抹掉”就好像把一座大山投入深海。看看帕拉蒂尼山，它全身上下都被砖堆砌，成了一个人类的工程，不再是自然的产物。如果你的目光逡巡着掠过从奥斯提亚古城到泰拉奇纳城的山崖，就会发现它们遍布石造建筑的遗迹。凝望巴亚古城的海湾，可以看到它的巨石被当成了宫殿的地基和城墙。从这些延续至今的遗址中，你能够感受到古人建造罗马的精神和政治力量。想想他们为建造皇城，在平原上挖掘的数米沟渠，再想想从一个地球中心绵延至天涯海角的笔直大路，还可想想它遗留了无数废墟的巨大疆域。你还能尽情想象它的城郊，它向某个方向延长了至少六十千米的大道；还有它庞大的人口，据称其人口将近六百万。然后请回答这些问题：罗马究竟为什么覆灭？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它为什么不能长存？古代文明的尽头在哪里？这些都是善于思考的大脑会产生的疑问和期望，它们并不只是以罗马为荣的人会产生的困惑。神学家德尔图良说：“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被耕种，被装点得比原始时代更美好。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已向人类开放，人们了解了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成了人类活动的场所。农场取代了荒原，耕作‘驯服’了林地；人们饲养家禽，赶跑了野兽。人们在沙地播种，将巨石凿刻成形，排干湿地的流水。现在地球上的城市数量已超越了古代的房舍。岛屿不再是无人之地，峭壁也不再令人望而却步。只要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就必有人群、国家和生计。”这就是亚述、波斯国、古希腊、马其顿征服者所终结的繁荣、进步和永恒的希望。
教育也经历了类似的波折，最终迎来了繁荣的结局。最开始，知识要“乘着”天才人物的“翅膀”，借助个人的思想能量，或者通过个别城市的殖民进行传播。它通常以非常规的方式从地中海这个腹地出发，穿越千山万水。知识曾一度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在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掌权时期，它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培养和传播。它最开始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得到承认和资助，最终在恺撒统治时期成为政府直接管辖的事务。罗马帝国的每个大城市都很重视施行教育。教育成了政治权力统治人民的辅助工具，教化了被征服的野蛮人，逐渐调和了志趣不相投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也让遥远的地区互相往来。它曾经被用于辅助艺术推广，现在则主要被用来传授实用的知识。它推动了世界的宗教改革，让彼此之间有冲突的宗教信仰能够和谐共处；通过让神话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这门学科得到了净化。它通过解释神话，赋予它精神力量，让神话摆脱了盲目崇拜的弊病。它还开发了一种伦理体系，编纂出法律条文。若不是那些偏执且不可理喻，狂热又可憎的加利利人，教育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如果让这群人登台掌权，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基督徒会再次被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憎。但事实上，文明的危机并非来源于此，它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而来。它来自帝国的北部和东北方向，起源于一群不知疲倦的人。当风暴在头顶翻腾，侵袭大地时，那些被蔑视和厌恶的加利利人，那些憎恨人类和上帝的人，以德报怨，不计前嫌，收容了旧世界智慧的剩余结晶，勇敢地站出来对抗野蛮的破坏者。他们不用武器就征服了对方，成了更高级的新文明的创始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人在大胆发表反对教会的言论时会否认他的这项权利也是为教会所赐。
但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采用了什么方法，使用了什么工具，在什么地方，于动荡时期庇护了这些古代的智慧宝藏，让它们免于堕入深渊，从而将新旧世界连接在一起？尽管罗马帝国统一了政权，罗马终究还是成为了历史，所有人和事也成了过眼云烟。用灵光一现的话来说：“大巴比伦在神面前成为了记忆，所有的岛屿都已‘逃逸’，山峦也消失不见了。”所有愤怒的元素向罗马倾轧而来，正如水滴石穿一样。它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经历了世事沉浮，往日的帝国分崩离析，不复昔日的荣光。哥特人、匈奴人、巴伦第人先后入侵。掌权的哥特人生性高贵，很快就摆脱了野蛮人的特征。匈奴人接踵而至，但他们不能被教化，也没有长留。巴伦第人则同时保留了其残暴和贪婪的一面，他们垂涎意大利的领土，而不是这里的文明，他们像匈奴人一样凶狠，也像哥特人一样强大，简直就是天下最可怕的祸害。在巴伦第人的黑暗统治下，希腊和罗马遗民大批死亡，世界迅速走向倾颓，物质和精神加剧沦丧，速度远超德尔图良时期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可悲可叹，罗马全盛时期的荣光切换到遭遇审判时的痛苦，一切仿佛发生在须臾之间！德尔图良创作它的时期，它还被世人尊崇；但教皇格里高利时期，它却不幸蒙羞。教皇格里高利在传播先知以西结的训诫时，罗马就传来了巴伦第人大军压境的噩耗。他因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而数次痛哭，最终让他泣不成声，无法布道。
他说：“战争的场景和声音从四面向我们袭来。城市被毁，哨所受损，大地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人们远走他乡，城中几乎人去楼空，但即使是最穷困的贫民也难逃此劫，饱受欺凌。我们亲眼看到有些人沦为俘虏，有些被残害，有些被杀害。我们亲眼看着罗马这个昔日的“贵妇”如何落难。它被不计其数的灾难所蹂躏，人民经历丧亲之痛，它亦遭遇敌人的袭击和政权更迭。它的元老院究竟在哪里？它的人民在哪里？而我们这些少数的幸存者，每天都有人成为刀下的亡魂，或者饱受其他难以计数的苦难。那些在罗马昔日的荣光中纵情狂欢的人都到哪去了呢？他们的华丽、骄傲、肆意的欢乐又到哪里去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年轻人曾经云集此地，立志在这里一展宏图。现在没有人会把罗马当成求学的首选之地，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也同样如此。有些地方已经被遗弃，沦为空城；有些地方的人口早已被赶尽杀绝；有些地方遍地饿殍；还有些地方已被地震吞噬。”
这些文字绝非哀伤的修辞语言，而是在贫乏地陈述一些凄凉的场景。据格里高利教皇所述，这些本身就和野蛮人一样，是罗马沦陷的一大因素。在这位伟大的教皇经历的黑暗岁月中，有一场瘟疫从埃及的低地侵袭至印度，从非洲席卷至西班牙；最终又反向回溯，传播到了欧洲最东部的地区。这场瘟疫持续了二十二年，在君士坦丁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五千人丧命。据称，最终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万人。许多东部城市因此沦为空城，在意大利的某些地区甚至都找不到收割庄稼或采摘葡萄的劳动力。数年间接二连三的地震更是让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君士坦丁堡地震的日子超过了四十天。据称，有二十五万人在安提俄克（古叙利亚首都）的地震中丧生，在此之前，这座城市挤满了前来庆祝耶稣升天日的外地人。贝鲁特古城（因文学和科学地位而被罗马法学的东方学派称为“腓尼基之眼”）也惨遭同样的噩运。然而，这些还不过是一些本地的景象。城市的确是文明的家园，但广袤的大地，因其山川河流、平原谷地而成了文明的庇护所。野蛮的入侵者在这个国家四处洗劫，就像一群蝗虫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毁每一片旧世界的痕迹，每一个复兴的元素。人们在罗马发现了二十九个公共图书馆，但若不是因为被地震或大火所破坏，可能就会有大量藏书得到保存。这些藏书曾经是帝国时代后期的流行风尚和奢侈品，每个殖民地和自治市，每个大型庙宇，每个总督府、澡堂、私人别墅都会有自己的图书馆。在灭顶之灾席卷这个国家时，这些图书馆都遭到了破坏，而耐心的僧侣们在自己幽静的寓所中，又开始一点一滴地收集、整理、抄写和编纂这些书籍。但之后巴伦第人建立的政权又倒下了，本笃会修士心中的圣城卡西诺山遭到了洗劫和破坏，其他不知名的修道院则更不能幸免。
这一古文明的确因为对基督教的迫害而遭到了报复。当人们撒手离世时，他们的作品也随风而去，生活、建筑、工程、农业等艺术也都化为乌有。任凭洪水泛滥，可耕种和放牧的土地被水湮没，地标建筑就这样消失在地平线。池塘和湖泊阻塞了道路，整个地区变成了瘟疫的沼泽；汹涌的河流，或者持续的沼泽让城市遗址逐渐退化。山脉的急流在平原上冲出了一条沟渠，它抬升了那里的山脊，磨平了大量的岩石，冲刷了土壤，裹挟着它们一路向前，又任由它们变成洪水中的孤岛。遍布大地的森林与洪水形成了对抗之势，成了野生动物、狼和熊栖息的乐园。人口数量急剧直下，人们居住在零零落落的泥土棚屋中，他们在此可以避开猛虎、鼠疫和洪水，或者在城市中携手，抵御外敌入侵。尽管这里的破屋、宫殿废墟的数量，早就因为频频出现的火灾而超过了安全的住所。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食不果腹，连生存都成了一种奢望，如果还有人提教育就只会招来嘲笑。教会的首领只能哀叹世风日下、人民愚昧，但他们却无计可施。学校仍可提供充分的教士教育，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教宗佳德告诉我们，这种教育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继承神父的传统，没有科学的释义或答辩风气。在这位教宗所在的时期，罗马大议会在写给（需要得到深谙经文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生活的主教使者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回信中写道，如果对方所说的科学是指揭示真理的知识，那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如果还包含其他知识，那就恕难从命。神父继续表示：“因为这些领域的知识，总被我们各种野蛮的敌人所破坏，不是被战争所毁，就是被侵略和劫掠。所以，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由灵魂上的焦虑与肉体上的劳役组成。焦虑是因为我们总是被野蛮人所困，肉体上的劳役是因为维持生计所需，这是我们神职人员要承担的责任。所以信仰是我们唯一的本质，我们要为自己最崇高的精神而生活，为得到这种不朽而死亡。”教士唯一的财产就是知识。如果连他们都保不住这些东西，其他处于苦难之中，又没有义务保护这些东西的人，还会把它当一回事吗？那么我们的后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未来会出现什么变故？何时才是尽头？”这些就是压在教皇们心头的问题，他们关心“所有教会都操心的问题”，但又为无法在悲惨时期保全古代学问，以及新文明迟迟未现身的情况而感到愤懑。如果城市被烧毁，国家被蹂躏，他们还能为艺术、科学和哲学做些什么？在这些不幸中，人们普遍隐退至岛屿、沙漠或者山顶，并在那里保存人类的希望。第四世纪的僧侣们就是这样在埃及的沙漠中保存天主教的信仰，以免它遭到阿里乌斯教的迫害；伦巴第的居民逃到亚得里亚海，以躲避匈奴人的“铁蹄”；信仰基督的哥特人遁入阿斯图里亚斯的深山，等候向萨拉森人复仇的时机。皇家的内务府大臣又应该在何处藏匿他的前任们从犹太人和异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宝藏？这些新旧时期的珍宝，在每个世纪都会遭遇比之前的世纪更残酷的“威胁”！每一代教皇都要在皇宫的废墟上寻找一个风水宝地，好让自己得到不朽的宝座。如果能够找到更清幽的地方，那就有了在未来安身立命的希望。他们在大地上四处搜寻，在大城市和偏远的省份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无论是格里高利、维塔利安、佳德，还是利奥，他们的目光始终都在为同一个目的锁定一个方向——他们并非望向东方这个“知识之光”升起的地方，也不是西方这个知识传播的方向，而是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