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全文写作的突出性
在写文章的时候，你要在一个大标题下处理各个不同的小标题。假设你希望其中的一些小标题能够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在为某人写一封就业推荐信，可能会强调他是个与人相处愉快的同事，但你更应该突出他能够胜任该岗位的事实；你希望那家公司同时记住这两个要点，但你希望他们对后面那个要点的印象更深刻，因为这一点才能左右他们的决定。现在再假设你在写一篇敦促你的预科学校进行改革的文章。你认为其中某些改革更为紧迫，并希望读者也认同这一点；你想让学校无论如何都要最先执行这些重要的改革，哪怕是忽略其他几项改革。
这就是我们这“三大原则”中的最后一点——“突出性”，也就是让读者看到我们的想法中相对重要的内容。它的实际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你和A先生是两种不同的汽车的代理商。有位胆小怕事的女士，她想买一辆安全系数高的汽车，同时完全不介意车速的问题。她给你和A都写了一封信。你在回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自家汽车的安全性，却花了很大篇幅强调它具有超快的速度。而A先生只是在回信中稍微提到了自己代理的汽车的车速，主要强调汽车的安全性。事实上，两家的汽车都一样快，也一样安全，但这位女士就会认为你代理的汽车主要胜在速度，而不是安全性，因为你更强调速度；而A代理的汽车强在安全性，因为他在汽车的安全性上着墨较多。结果A拿走了这个订单，你就生生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因为你并不知道“突出性”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这里有两种常用于突出文章重点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多讲与该要点相关的内容，而与之相关的段落篇幅要长于其他段落。你写的第一点的内容比第二点多两倍时，读者就会知道你更关心第一点，但我们并不能一直做到这一点。因为有时候某个不重要的话题太复杂了，你无法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有些重要的话题又过于简单，你没法对它大加渲染，否则就会让人觉得重复和啰唆。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必要突出文章的重点。如果次要的话题很复杂，那你就无须详述它的细节，因为它本来就是次要的；同样，即使重要的话题非常简单，你也有必要清楚地描述它的情况，点出它的重要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用最长的篇幅讲述最重要的话题。如果你忽视这一点，就别怪读者为什么搞错了主次。比如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故乡的优点超过了缺点，但如果你用四百字写了它的缺点，然后用一百字写它的优点，那就别怪读者看完之后说它是个“糟糕的地方”。记住，他们不懂“读心术”，只能看到你更强调的某个要点，从而据此来判断你在说的内容。
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文章的布局来突出要点。你应该尽量将最重要的内容置于文章中最显眼的位置。现在整篇文章中最突出的位置是结尾，其次是文章开头。读者和听众都只是普通人，他们无法从头到尾全神贯注地细看文章和听故事。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能听进前几句话中的每个词。之后，他们就开始神情倦怠。到文章中间时，他们可能就提不起精神了。等到文章快结束时，他们才开始觉得自己错过了好戏，迫切想通过最后一个段落来推断整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所以，最开始和最后说的内容，尤其是最后“出场”的内容，要比在中间部分讲述的内容更深入人心。如果你不信，不妨在自己阅读和听讲的时候试试，看自己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还是怀疑将重点内容置于文章最后的做法，对照一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措辞就知道了。淘气捣蛋的小孩挨打时都会大哭着说：“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自然的力量告诉他，他需要将他“再也不会犯错”的事实放在最后面。而他强调的这个事实通常会让父母印象深刻，所以就不再抽打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说的是：“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那么尽管他已经承诺未来会好好表现，但由于他强调的是自己做错的事实，只怕父母会再给他一顿“教训”。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连贯性”的要求，我们不宜将最重要的内容置于这些突出的位置。如果“连贯性”和“突出性”起冲突，就应始终遵从“连贯性”原则。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一般来说，你应该将最重要的话题置于文末，作为高潮；并将第二重要的话题置于开头，从而让文章有个好开头。
以下是优秀的“突出性”文章示例。第一篇文章提到了多个重要性不同的话题，它将最重要的一个置于最末，并且着墨最多。第二篇全文贯穿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并在结尾时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论学术职业与政府当前的关系
每位公民，无论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在怎样的企业或行业中工作，都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去关注大众的福利，并尽量关心政治事务。美国人一般都能认同这些责任，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有代表着各行各业的人士活跃在政坛，为立法机关和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做贡献。也许“代表”这个词并不太妥当，毕竟他们并不是由行业公会或行业选举出来的人士；他们也不能代表自己同行的利益，因为并没有人要求他们照顾其利益。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负责立法和执法的公众人物曾经拥有各行各业的经验和背景。尽管如此，在政治变革和政府换届时，他们还可能会有意地，或者出于某些可以追根溯源的原因，引进来自某个行业的人员。所以我在今天早晨提出，请你们关注学术职业与政治和政府当前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些已经完成学业，并准备择业的人对这个话题可能会很感兴趣。
第一种职业就是牧师。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及我国其他地方，曾经有一段时间，公理教会的牧师除了自己的神职之外，还会施行一种明显具有政治特征的强大影响力，这种现象成了一种传统。牧师对日常事务的看法在其所在的教区最有分量，他们还是教区中的“一等公民”。这就是新英格兰地区几乎还处于“政教合一”时代时的情况。当人们认为有必要以最详尽的律法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并根据道德和宗教需求来制定这些律法时，教区中的牧师就掌握了最权威的立法权和执法权。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变。而牧师这个职业，则因为掌握了巨大的影响力、权力和声誉，吸引了许多富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把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贡献给了这个职业。但随着教育和独立思想的普及，知识和新闻的广泛传播，国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激增，其他行业的回报和影响力的增长，朴素的农村生活消失，牧师在教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发生了变化。今天这个职业已经无法再吸引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损失，因为这个职业的独特使命就是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唤醒人们内心最美好的品格，促使人们实现更高的追求，所以它应该要吸收具有杰出才华的人士来执行这个职能。当然，牧师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与“往生世界”有关，而不是处理世俗的事务。许多人会认为，这个职业的代表人士只不过是个“俗人”，所以对它没有什么兴趣。当然，这是一种狭隘的职业观。无论“往生”的世界如何，我们当然都有责任打造最美好的现实世界；而牧师可以在道德和宗教层面发挥主要的指导作用。我们无法将政治与社区生活完全分离，这世上也不存在某个人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事务中讲道德，却在政治层面失德的现象。政治上的失德最终会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在罗斯福总统掌权期间，某些企业道德沦丧的行为被揭露，整个国家的良心受到重创，人们迫切需要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场运动中，各个教会的牧师纷纷响应号召，发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效的作用。但他们并非始终都很谨慎。他们有时候还试图通过法律进行道德改革，其行为已经逾越了合理的规矩。没错，有些牧师参与政治和推动政府改革的举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不愿意放弃某些个人成就。这是他们在发挥自身作用过程中的局限性。
牧师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现代政府具有“家长式”的秉性。个人主义没有消亡，但自由主义派人士并不像几年前那么热忱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我认为，我们（或者至少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政府有责任为所有人提供一定的帮助，并且覆盖更少数因为条件所限而无法自立和自救的困难群体。因此，在执行卫生管理制度，通过租户法和童工法，建立孤儿院和流浪者收容所等举措的过程中，牧师的工作与政府的举措紧密衔接，使他们在辅助政府实施相关政策的过程中颇受赞誉。
在外交事务上也是如此。当前帮助我们与东方群体（无论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有多悠久，这一群体显然都在逐渐接纳西方理念）保持联系的最杰出“代理人”，就是作为基督教文明“传播先锋”的外交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带着西方基督教的进步理念，并通过传播这些进步理念，让其他族群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文明。就我们的东方政策而言，这些教会使团的领袖现在已成为十分有学识和经验的政治家，他们发挥的作用也理应得到直接负责启动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政府成员的认可。
第二个职业就是教师。当然，有大量教师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机构任教，以及从事工业或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们与政治和政府的关系当为重中之重，尽管这种关系并不是那么直观。他们的最高职责应当是为年轻的男孩和女孩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和热爱国家的情感。因为男孩都会成长为男人，而少年的爱国思想可能会在其成年后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日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看出充满爱国思想的男孩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只要是曾经到访日本或者与日本人接触过的人士，都很难无视这种精神的影响力。“武士道”这个词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爱国主义。日本人乐于为国献身的精神具有一种宗教式的情感基础，它对所有了解日本的人都极富启发性。所以教师有责任为年轻一代引导正确的思想方向，这一点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教师的另一种间接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在，他们可以通过鼓励年轻大学生追求学问和从政来发挥作用。每个学术教育机构的课程都含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府研究，以及宪法研究等。这些学科加上英美政治历史课程，可以唤起多数美国学生对国家政府和当前政治的兴趣，甚至有利于让他们适时地参与政治事务。今天所有大学都在鼓励学生针对政治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学生们也渴望阅读和倾听有关这些问题的内容；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真正进入政坛参与政府工作。
第三个具备牧师和教师的某些职能的职业是作家。这一职业可能具有文学性，从事该职业者包括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评论家；也可能具有新闻性，从事者包括编辑、记者、新闻情报员或者城市通讯员。从许多方面来看，写作是一种职业。从其他方面来说，它又可以退化为仅仅是供应和出售新闻，是一种商业行为。如果站在最佳立场来执行这个职能，它就可以发挥堪比牧师的影响力；而且它拥有更广泛的职业影响力，可能取代牧师职业的部分职能。因为它的从业人员人数更多，遍及千家万户。它对公众的导向作用十分巨大；但当它迎合了人们低俗的感官体验，完全不发挥任何积极的影响，不倡导真理时，就只有那些具备“自救”意识的人才能通过一种歧视和怀疑态度，识破它失控的现象和不纯的动机，阻止它走向堕落。一个优秀的政府不能忽视新闻工作者与政治及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人民有权知道议会、政府和法院中的公仆都在干些什么，而他们主要通过媒体渠道了解这些公职人员的履职情况。某些存有偏见的编辑和记者有时候会发布有失偏颇的新闻报道，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但所幸大众有诸多报纸可以选择，社会各界也存在多元化的动机，这些因素都会向新闻工作者施压，所以这种不公正的报道倾向通常也可以得到矫正。许多原本带有偏见的人民也可以通过大量准确客观的事实报道，公正地看待政治事务。
另一个与政府事务有关的职业是医药从业人员。这种职业的影响力在过去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有不少医师“弃医从政”，追求与本职没有什么瓜葛的政治成就。他们最近对政府事务更感兴趣，因为政府的职能扩大了，正以一种真正而实在的方式庇护所有人的健康。不完善的排水系统、糟糕的水质、食品安全问题、通风不良的住房，以及未成功隔离传染病人，导致民众死亡的现象，已经让研究这些问题的医疗卫生权威机构大为伤神，也给负责监管公共健康及卫生问题的各市、州和联邦政府带来了不堪承受的压力。我们政府向热带地区扩张和进军，支援当地驻军和开凿巴拿马运河等工程建设的举措，也凸显了医疗从业人员在预防和治疗人类及国内动物的疾病方面的重要性。
医疗人员找到了黄热病和疟疾的真正病源，发现了可以通过杀死病源或预防蚊虫传播来战胜这些疾病的方法，无疑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奇迹。医疗职业为巴拿马运河的顺利施工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让温带地区的人得以安全、健康地移居到热带地区，并通过政府引导、协助和监管等途径，改善了热带地区人种的健康状况，而当地人在二十多年前根本无法享受这种待遇。卫生清洁工程通过净水处理方法，为人们提供了健康无害的饮用水；通过污秽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将有害物质变废为宝的转化操作，再次凸显了医疗和化学、工程，及所有与生理研究相关的分支学科在政府事务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医疗职业在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医生们自发进行了一场改革，将政府中用于推广公共健康卫生的所有机构整合成一个办公室或部门，并推举出他们希望能够代表自己所在的行业或相关学科分支的主要负责人。这场运动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倡导者的目的，恐怕只有美国议会才有决定权。将联邦政府中的所有医疗健康机构整合成一个办公室或部门当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而这样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究竟该是医生还是应该是其他人，则必须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他的技术专业学问或技能。毕竟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具备的是组织、协调和执行的能力，而不是深厚或广泛的技术和职业技能。他应该具备能够判断他人的技术或职业技能的能力，并据此来挑选自己部门的成员。无论如何，随着当前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参与政务的医疗从业人员不断增长，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他们定将发挥超过以往的作用，而他们也的确应该如此。
到这里，我就不再提化学家、土壤专家、植物学家、园艺家、林务员、气象学家，以及一般农业科学的学生等其他技术性职业。政府在推行农业改革，保护自然资源的举措时，都有必要咨询一下这些专业人士。总统和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惊人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的森林、水源和土壤目前出现了极大的浪费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总统已将该报告提交给国会，除了保护环境，我们还应该妥善地考虑保护人类的生命，推进政府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进步，并通过推出检疫和医疗规章制度来预防和治疗疾病。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让这些领域都“结出硕果”；并运用政治权力和权威人士的力量，预防疾病，减少人口死亡率，并节约国家资源。农业部正在大力发挥其作用和职能，执行直接有利于提升农产品产量、销量和农民利益的权力。而在该部门成立时，根本没有人料到它会有今天的成果。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凸显其政治意义，不但有助于研究科学农业的人士了解整个国家的农业需求，还有利于理解外国政府认可或拒绝我国农产品的一系列复杂的政策。
最后，我要说一下法律职业。除了有关军备的职业之外，或许只有法律自始至终都是所有国家的政治和政府事务中最显眼的职业领域。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律职业就是政府公职，或者说至少是政府机构始终会设置的职业。政府机构运用的原则均由“地方性法律”所定义，这些原则会影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负责解释法律，了解现有法律的人士，往往会参与制定新法。人们还知道，制定宪法的人士必须能够代表各州的利益，必须了解各州法律，具有起草法案的职业能力。因为宪法是基本法，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所受到的约束。律师富有创造力的职能，与其分析职能不同，主要用于构建他希望具有效力的（体现个体或某个群体意志的）、书面的法律形式。如果体现的是个体的意志，那就通过立法机关以法令的形式生效；如果体现的是群体达成的协议，那就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生效；如果体现的是行政人员的意志，那就以执行政令的形式生效。他必须分析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目的，然后小心谨慎地起草能够正确和真正体现这一目的的法令。所以我们才会在所有的大会，所有的立法机关，以及大部分公职岗位中发现，人们选择的这些公务人员的前身都是律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法律知识，接受过草拟和发表体现公共意志的合法表述等方面的训练，更是因为律师职业要求他们不断实践自己临时掌握的有关其他职业和行业的技术知识，以便他们能在法庭上进行合理的辩护；或者在有关技术问题的协商过程中，为其他职业和行业提供充分的咨询服务，以便其自身可以一种能够妥当地表达涉事方意志的语言，正确地阐释和体现最终的协调结果。换种方式来说就是，律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打官司，它还要让那些希望获得一定结果的人明白如何以合法形式达成这些结果，并在法律框架下通过书面形式和提供指导来促成这些结果的达成。这就是执行。换句话说，这种特征鲜明的执行功能就是现代律师成功履职的一种必备素质。这种启蒙的力量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就成了他事业成功的秘诀。当然，杰出的倡导者一般也是杰出的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律师就需要运用他陈述案件的口才、分析能力，以及为客户辩护的能力。杰出的法官一般也是杰出的分析师，具有公正不阿的职业素养，他能够权衡和判断占优势的辩护方。但律师（尤其是现代律师）在组建公司与伙伴关系，创立企业的时候，也需要执行类似的功能，也就是执行权力、起草合同、拟定法令，以便让客户或其代表群体达成目标。
我并没有无视法律职业的缺点和不足，我自己也曾经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一员。现在，法律界成员的保守派倾向越发明显。他们容易墨守成规，很难接受必要的变革。当商界屈从利益的诱惑而走向邪恶时，律师界的某些成员通常很容易为了事业上的回报，去推广这类“成功”的经营手段。当这两者联手起来调节和控制各类商品的产量和价格，并通过一些国家行政机关，以限制、约束，甚至是取缔的非法手段来扼制竞争时，商界还可以借助法律界人士的操纵、敏锐度和创造力，变得又强大又成功。但另一方面，如果要让法律改革生效，尤其是在管理企业的经营手段，以及通过限制使用私人财产，以扼制资本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罪恶，同时又不损害公众利益，保障资本在结合时创造的商业成果；如此一来，需要拟定和实施法令，以保障更好的经营方式，同时又不危及商业发展的重任，最终必然又会落到法律界人士的肩上。最高法院的法律职业成员负责决定这些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国会的宪法权力；而初审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成员则负责解释法令和执行针对违法人员的终极处罚。法律界成员必须是负责起草针对联邦和州法定修订案的主要成员，这样既可以让政府机构更有组织性且高效地运行，又可以定义针对资本组合形式的限制政策，以便支持合法的商业发展，打击违法的商业行为。所以我们说，法律职业在今天的地位相当于我们政府的根基，它与政治和政府的关系最为紧密……
国难当头时，总有些人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就好像上天为其安排的使命一样。比如内战时的林肯和格兰特，独立革命时期的华盛顿。一所大学还把华盛顿的诞辰作为校庆日。华盛顿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医生或者牧师，他是一名测量员和农夫。作为一名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学科的学生，他的职业可以说是军人。他没有才气，也不机灵，更不善辩，却能够让那些辅佐他完成美国独立大业的富有才华、机灵能干，而且学识渊博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他是“人中之龙”。他纯粹而公正的爱国之心，毫无妒意的博大胸襟，包罗万象的常识，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最险恶的环境下依旧处变不惊的心态，让他赢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并非出众的才华或职业训练的结果，它来自一种世人最应该追求和向往的事物——也就是华盛顿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高尚品格。
游戏
在今天这个时代，写有关游戏的文章比写关于“摩西十诫”的内容更需要勇气，因为“高等考证”（对文学作品，尤指对《圣经》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认为对“摩西十诫”的信仰是一种品位的问题，而英国普通人却会认为对游戏的信仰是一种与诚信和道德有关的问题。
我首先要坦率地表示我并不喜欢游戏。我这么说只是为了反对某些人的道德审判，这与我个人的喜好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认为许多人都不喜欢游戏，但他们不敢这么说。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他们脑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学究，在足球场上虚弱地慢跑着，竭力避免被球击中；或者在参与一场板球运动时，追球的时候就好像在球场上追撵一只昆虫；又或者在划船的时候只知道用下巴固定船桨，只能带着一脸困惑的微笑向后倒退。我必须说明，情况绝非如此。我其实精通多种游戏：我是一名高水平（虽然还算不上狂热）的划船手。我还是大学足球队的队长，我还可以肯定地说，我喜爱足球超过其他任何一种体育项目。我还攀登过一些山峰，甚至是高山俱乐部的成员。我还可以说，我未必技术精湛，但绝对是一名热情的运动员，甚至还可以说是经常因运动和户外环境而吃苦的那种运动员。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证明，我可不是一个久坐不动，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的情况正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没有哪种天气是不适合外出的，我也不认为自己在一年之中总有那么十来天不想运动。
但户外运动是一回事，游戏又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到了具有判断能力的年龄时，他就不再需要靠竞争来激励自己，不再需要击中球或运球的渴望，也不再有需要超越他人的愿望。我认为组织一场体育竞技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它会让人们的比赛过于依赖外界的刺激。我曾经住在乡间的一处幽静的宅子里，在那里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做，附近甚至连个高尔夫球场都没有。当时来了一位出色的高尔夫球手，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对他来说，要散步或者骑车都是一种妄念。我认为他当时除了在花园中闷闷不乐地溜达，几乎就是足不出户了。
我当教师的时候，曾经不无悲痛地发现男孩们的父母几乎都会激动而严肃地谈起有关自家孩子玩游戏的事情。例如，有位家长说自己的儿子是个好苗子，并且的确拥有很好的运动天分。这样的家长会急切地询问自己的儿子是否有可能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某些较为冷静的家长则通常会陈述一些成为优秀的板球手将获得的社会优势，并表示他们相信这种长处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孩子对游戏的热情。只要有一位家长关注男孩在学业方面的兴趣，就必有十位家长更重视男孩在体育方面的特长。
在这些家长的影响之下，男孩们将游戏中的成功视为一大重要的人生目标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他们会将游戏与社会抱负结合起来，我敢说，他们对此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事物。我并不是说，许多男孩不认同“做一个好孩子”的目标，对自己的学业不上心。但实际上，他们心里想的、嘴上说的都是游戏，只有游戏才能唤醒他们真正的热情。他们很容易鄙视不会玩游戏的男孩，无论对方是否优秀、友善和睿智。人们也很容易原谅一位完全缺乏良心，甚至是品行不端，但在体育事业上颇有建树的运动员。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教师其实无意抨击人们的这种倾向。我们在课余时间也会到板球场和足球场走走看看，讨论个别球员的详细情况。人们很容易对男孩们极为重视的事情产生兴趣，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我想责备的是，其实真正有错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对男孩们的事情采取一种友善的“家长式”关怀，我们对其投入的兴趣并不像热心人士和游戏爱好者那样深厚。
我们真的很难找到改变这个现状的方法。也许它会像其他根深蒂固的“国民癖好”一样，最终会“不治而愈”。我们也不该坚称年轻一代的教育者应该压制孩子们爱玩游戏的天性，假装他们对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感觉的学业很有兴趣。无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强扭的瓜”都不会甜。如果教师们自己一得空就跑向高尔夫球场，一放假就忙着玩各种游戏，那么他们还试图掩盖“孩子们天生爱玩游戏”的这个真相，会不会太虚伪了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除了家长和男孩们都认同游戏的重要性，校长们多少也会选择一些精通此道的人来任教，因为无论孩子们在学校要做什么，总少不了“玩游戏”这一项。另外，让男孩们崇拜的运动员来任教往往更容易为他们树立榜样。如果某人是一流的（板球运动）慢球投手，男孩们往往会认为他对修西得底斯（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欧几里得（希腊数学家）的看法要比一位只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更靠谱。
有一次，我还听说了一位小型私立学校校长的遭遇。有一位助教对他非常傲慢无礼，无视他的工作，并且在他的课堂上抽烟，甚至未经许可就早退。可能有人会纳闷，为什么这位校长不开除这位目中无人的助教。那是因为这位校长正需要一位大学板球队员，只要学校有这样一个“活招牌”，家长就会很放心。这位助教也清楚自己要找类似的工作易如反掌，所以他更情愿只图一己方便，在学校里任职。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不希望偏袒运动员，我也不是在贬低户外和健身运动对男孩们的好处。可出现这种“盲目抬高运动地位”的现象实在是太可悲了！事实上，我们英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野蛮人”，只不过我们现在成了“有钱的野蛮人”，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了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上。我并不想看到游戏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或者人们对游戏的兴趣衰退。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合理地安排主次，不要纵容自己的游戏心态。我并不认为男孩爱学习或者对书本有兴趣就是一种“有点不正常”的行为。我希望学校能够提倡这种行为，无论哪一门学科都要推崇这种品质。但今天，人们却更欣赏孩子们对游戏的热情，反而认为爱学习或者爱读书是一种卑下的和自负的行为。
这种精神对人们的消遣活动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人们不再将消遣活动视为一种放松生活的调剂品，而是正当的事务。人们不再轻易接受射击的邀请，除非他们真的非常擅长此道。射击水平一般的人似乎就不配再拿枪。人们只敢说自己的爱好是开车，而不是打高尔夫球。人们所有的休闲时间似乎都在打桥牌。而我们却很难评价这种行为，因为它不但没错，而且还非常有益。毕竟在休闲时间打牌总好过无所事事，况且我们也很难去指责一种“小玩可以怡情，唯有过度才会有害”的娱乐方式。
就我个人而言，恐怕我只能把游戏当成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能散步，我就不会去打高尔夫球，能看书就不打牌。打牌这种行为，我认为它只比完全空洞无物的闲聊要高级一点点，而后者当然就是世上最消耗精力的事情。但奇怪的是，人们都认为无所事事的行为很有害，却认为玩游戏有益无害。我认为竞争多少都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我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竞争，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消遣娱乐中引进这种“元素”。如果我喜欢做某事，我就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做得比别人好。我并不怎么喜欢与他人比较自己的技能。
现在，恐怕我又得承认自己只拥有欣赏乡野风光这种“软弱无力”的爱好了。我喜欢观察每个灌木篱墙和每块田地上出现的美好事物。光是看春天的小树冒出的新叶，秋天的森林染上绚丽的色彩，就能让我得到无穷的乐趣。我喜欢看盛夏清澈蜿蜒的溪流从茂密的榛林下潺潺流入茂盛的水生植物中，也喜欢看溪流在冬天变得浑浊，看河岸变秃、木叶落空、草地起雾。对于射击这项运动，我得承认自己有一半的乐趣来自踏过修剪整齐的残株，观看远处的田野和树木，以及守在掩体后的那种漫长而静谧的等待。那里的主轴木枝头悬挂着精巧红润的莓子，有几只兔子听到远处狩猎者的声音在逼近，惊惶失措地蹿出树丛。我每月都会体验一番这样的乡间生活的乐趣。我喜欢在春天的小道上散步，看白云舒展的蓝天，看林间空地布满盛开的蓝色风信子。我喜欢在夏季雨后的乡间小路或者林间小径上漫步，看天空彤云密布，细嗅大地清新甜美的气息。我喜欢在冬天的傍晚走路回家，看西边的落日斜照，看野鸡鸣叫回窝，看乡间小屋亮起灯火。
这些都是人人唾手可得的乐趣。如果有人说乡间生活很沉闷，那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在相同的田地里击球和追赶白色的小球，这种设置了多种精巧障碍的环境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技能和心气。在我看来，不懂欣赏乡间生活的人不说是很可悲，至少也是有几分古怪的。
我觉得游戏属于不安分的少年时期，因为这个年纪的男孩最喜欢捣鼓东西，愿意去做一切自己相信的事情，只要不把它当成正事就没有什么不妥。但随着一个人年纪渐长，变得更加明智、更简单和更平静时，就应该培养一系列可以取代游戏的兴趣。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兴趣减少了，我现在享受快乐的心态甚至超过了年轻时。我所描述的那些所见所闻的快乐，对我而言的乐趣远胜过少年时期所做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如果我们是在游戏的陪伴中成长，并且纵容男孩们也从小玩游戏，那么我们自己成年时就很难接受不能玩游戏的生活；我们很可能要面临一个忧郁的晚年，绝望地厌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聊时的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那时我们唯一的谈资就是自己当年出色的运动本领，并且总在絮絮叨叨地哀叹一代不如一代。
关于游戏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人们会鄙视某些游戏，认为它们很幼稚，而有些游戏却会备受推崇。有些杰出的教士会打高尔夫球，于是他们的形象在普通人眼里似乎就更显得高大和令人钦佩，以至于人们有时候会认为他们做这项运动并不是因为受到福音书的启示，而是出于一种适应性的需要，认为可以借此维护身份和地位。
但就纯粹的户外活动和运动而言，骑马，玩幼稚的游戏却可以促进健康，增强活力，并且不需要太昂贵的资源。但如果是一名高级教士和他的副手身手敏捷地跑出教堂的院子，摇着小铃铛，一路抽着鞭子，用红色带子勒着欢腾的骏马，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会怎么想？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会比在沙坑里击打一只小球更不正经呢？如果是首相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吃过早餐后在皇家马厩后面的碎石地上反复地转动铁环，这种事情恐怕许多人都比他们更擅长吧？但由于某些不可明说的原因，他们的这种举动就是更容易赢得尊重。在哲学家看来，所有游戏不是愚蠢的，就是合乎情理的。一般人认为有关伟大投球手的一系列教程，就应该跻身文学作品之列；而有关捉迷藏的指导手册就是一个笑话，这种思想实在是滑稽。圣保罗曾经说过，他长大成人时就放弃了那些幼稚的玩意。如果他现在还想赢得明智和权威的美名，估计会为自己说过的这番话悔青肠子。
我可不想成为预言界的耶利米，愤世嫉俗地哀叹自己无力补救的事情。我情愿将事情简单化，并尝试打破某些将运动视为“一本正经”的活动的旧观念，这些观念在我看来还颇为盛行。毕竟，运动只是一种消遣休闲的方式。我认为“一本正经”的实质就是小题大做。纵情游戏的人并不会满足于仅仅是寻欢作乐，他有一种自得的优越感，以及对不会游戏之人的轻蔑感，并且始终难掩这种姿态。
某天下午我在家时，有位杰出的哲学家正好来访。在他准备动身离去时，我把他送到马厩那里，照看他把马牵进去。我的马厩很久没用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骑马真的一窍不通。我们找到了一些似乎可以给马用的装备，我把这些东西递给他，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试用这些东西，轻手轻脚地把它们套在马儿身上的各个部位。最后我们终于放弃了，打算让专业人士来帮忙。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性格活泼的女性友人，她是一位非常擅长与马打交道的人。她听了我的描述后毫无顾虑地哈哈大笑，口不择言地表达了她对我们的鄙视。可骑马的事情根本就和我没有关系，只有掌握了相关必备知识的人，才能够成功驭马。对我来说，马儿不过是一种便捷的出行工具罢了。我并不介意她觉得此事可笑的态度（没错，这也正是我叙述此事的目的），只是她毫不掩饰的轻蔑之色的确不合时宜，正如我也不能自恃比她多几分文学修养，就嘲笑她分不清萨芙诗体和阿尔凯奥斯诗体一样。
人们对游戏所抱持的那种自满得意的态度，就是游戏最糟糕的特征之一。我真心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补救这种现象的出路，但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劝自己相信游戏本身和体育运动一样单纯。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我还能做的就是，与和自己一样内向和向往简单、自由的人一同反抗世俗观念。我们只想从心所愿，所以我们拒绝从众。
“突出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理论上也非常简单。那么，为什么多数的年轻作者还是会忽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们并没有事先打好“腹稿”。当一个人坐下来开始写作时，他会从自己最先想到的内容入手。他会在这个话题上写一个段落，在另一个话题上再起一个段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一来，他最先记住的是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不会去想次要的内容，除非已经写到了那里。因此，本该出现在最后面的最重要的段落，就会出现在文章开头或接近开头的部分。而本该是全文高潮的文章末尾，就会出现一系列无足轻重的内容。这些内容就像是在凑字数——“我们都已经文思枯竭了，怎么还没有写满四百字呢？”
针对这种情况，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让作者在下笔之前先详细地列出全文的提纲。他应该先略写几个小标题，分清主次，尽量将重要的内容安排在重要的位置，并粗略估计每个主题大概应该写多少字；然后才能开始动笔，这样就有可能写出一篇轻重分明的文章。
关于文章的总结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是三四千字的长文，最好在文末进行详细的总结；但在不超过五百字的短文中就不需要，也不应该进行总结。总结的作用就在于把你已经写过，但读者快要忘记的东西再提一次。如果你写了四千多字，读者可能忘了已读过的大半内容，那你有必要进行总结，再次提醒读者。但如果你总共只写了四百多字，读者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那些内容，那么就没有什么必要去总结他脑中还有印象的东西，正如去提醒读者他叫什么名字一样，纯属多此一举。
另一方面，虽然你未必每篇文章都需要进行详细的总结，但每篇文章，无论篇幅长短，都需要一个得体的结尾。你应该让读者感觉到文章已进入尾声，而不应该让文章在进入最后一个要点时戛然而止。在文章最后一个要点进行良好的总结，应该以某些词语回顾整篇文章的内容，并简要进行最终总结——这种方法，或者类似的方法通常最适合短文。
文章快结束时，你千万要注意，不要在此时插入任何你不打算再扩展的新内容。例如，在一篇关于大型院校的优势的文章中，有人在最后一个段落中讨论了人们可以在这类学校中吸收广泛的人文知识。这样的内容当然没错，但他在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中，表达了两个他之前并未在全文体现的思想。我们在此以斜体字展示如下：
除了这些人文知识之外，大型院校还可以提供更良好的图书馆和更高级的实验室。
这些新内容不应该像这样以寥寥数语出现在文末。如果它们是重要的内容，就应该另起一个段落；如果不重要，就应该将其置于文章的中间部分。若就这样搁置着，会让读者觉得你提起了一些你并没有说明的内容，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你的文章没有结尾，有几分“未完待续”的感觉。良好的文章结尾应该像下面这样，在最后一段用一句话带过“广泛的人文知识”：
在我看来，这种关于人生的广泛知识，以及我所提到的其他优势，就是大型院校优于小型院校的表现。
关于“突出性”的内容，以及我们对整篇文章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虽然我们还有许多与段落和句子有关的细节没有展开，但目前来看，如果有人可以让自己的文章主题遵从“统一性”原则，并且让读者看出文章以清晰的顺序遵从“连贯性”原则，处理好了每个过渡句或过渡段，并以合理的篇幅或位置点出最重要的段落，或者做到了两者兼顾，那么他的整篇行文就可以说是合格的，算是做到了“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