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国进行了第一次论争。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恐慌，使笃信实用主义、主张改良的胡适感到不满。他借杜威来华讲学的声势，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声称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他主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点一滴地改良。他认为，一切主义都是“一些有心人”想出来的，而“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李大钊在看到胡适的文章后，于同年8月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文章特别强调指出，对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解决。

《新青年》刊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针对胡适的理论，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进行驳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图为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

李大钊与北京女高师毕业班合影

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女高师、朝阳大学等学校担任教师，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促进了社会主义的传播。图为李大钊与北京女高师毕业班合影，后排右3为李大钊。

而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继续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针对胡适的步步紧逼，李大钊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先后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和胡适针锋相对，用唯物史观进一步说明“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从根本上批判了胡适的观点，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表现了社会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社团内部，如少年中国学会等，也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这场论战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