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分与合：东汉后期至西晋的政治发展趋势

东汉后期的黑暗腐朽　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作用　魏蜀吴三国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西晋统一全国及其两大隐患

东汉王朝的有效统治时间为165年[46]，其辉煌或比较辉煌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半，即80年，截止于和帝去世时（105）。安帝（107—126），“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47]。起初有邓太后掌政，政治比较清明。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勾结，谋杀邓太后之兄、车骑将军邓骘及其全家，揭开了东汉后期长期的宦官与外戚斗争的序幕。斗争的结果，多是外戚失败。至桓帝（147—167）的后期，桓帝与宦官单超等诛杀了权臣、外戚梁冀，单超等五个宦官首领同日封侯，从此宦官开始长期掌握大权，政治日益黑暗腐朽。《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他们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在各地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田地百一十八顷。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侵夺民产以亿计。《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序》曰：“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这一时期，也有一批不愿同流合污而又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官僚，起来反对这些宦官，批评黑暗的朝政。尤其是有众多的太学生以郭泰为首，与上述官僚结合，形成一股政治清流，与以宦官为主体的黑暗势力对抗。太学生还发动学潮，诣阙上书。这场斗争时长三十余年，终因桓帝、灵帝都支持宦官，清流连连失败，还被指控“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48]。他们有的被杀死；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叫做“党锢”，永禁再为官。

桓帝之后的灵帝，原是河间王刘开的曾孙。他当皇帝后，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49]他为了积聚钱财，在西园公开定价卖官。赚钱皆入私囊，命人回河间买田地，建宅舍。宦官们在他的庇护下，肆无忌惮地搜刮人民，当时有“五邪嗣虐，流毒四方”[50]之说。同时，在许多地方亦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51]此时东汉王朝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之下了。

在东汉皇帝和宦官的黑暗统治下，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到处流亡，有的铤而走险。团结在太平道道首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旗帜下的群众，以黄巾为标志，于中平元年（184）二月间，在全国八州，即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组织了数十万大军，同时起义。他们的口号是：“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52]起义发动之后，“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53]。使得东汉灵帝和掌权的宦官集团大为震惊，不仅到处调兵遣将，以保卫京师雒阳，还把当年关押、锢禁起来的所有“党人”统统放出，以求一致对付农民起义军。

就是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只战斗了九个月就失败了。河北的张角因病死去，其弟张宝、张梁战死，所部死伤约20万人。河南的波才、彭脱等相继战死，所部死伤亦数万人。朝廷派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中郎将皇甫嵩在下曲阳把张宝部下的一千余具尸体堆起，筑成一个大土堆，叫做“京观”，以夸耀自己的武功，并用以恐吓农民。张角的农民起义结束了，可是由他揭幕的这一农民运动并未中止。如张角部失败才三个月（中平二年二月），各地又爆发了以“黄巾”为旗号的新的农民大起义。战斗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国山区的起义军，约有上百万人，号称“黑山军”或“黑山黄巾”。中平五年（188），青州、徐州一带也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称“青徐黄巾军”。在巴蜀、汉中，还有以五斗米道、天师道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这一切农民起义都先后失败了，但在农民起义爆发和战斗的地区，官僚、地主阶级及其统治秩序已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或严重的破坏，东汉王朝从此土崩瓦解。

张角黄巾军被镇压之后，京师雒阳的宦官与官僚的斗争又激烈起来。中平六年（189）灵帝死，中军校尉袁绍一举全部诛杀了大小宦官两千余人。并州（今山西太原）牧董卓率军入雒阳，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献帝），独揽朝政。雒阳一片混乱，各州郡牧守不听朝廷之命，自树旗帜，形成许多大小割据势力。次年，袁绍与关东各地势力联合讨伐董卓，董卓不敌，就劫持献帝西走长安。不久，董卓为部将吕布杀死，部属分裂，互相火并。年仅十多岁的献帝在外逃亡了五年，于196年归依于曹操。关东的联盟瓦解后，又互相攻杀。几年后，逐渐形成为若干较强大的割据势力。其中最主要的，有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淮南；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此外，还有许多无所归属的中小势力。各种势力又经过了十多年的争夺、兼并，至公元219年，基本上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三国的形成，是东汉自189年以来分崩离析的形势向再次大一统的形势的过渡。鼎立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这是三国国力相对平衡的结果。其间，三国各有发展和建树，以谋求统一全国。如魏之曹操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江湖未静，不可让位。”[54]蜀之诸葛亮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55]孙吴的情况与魏、蜀不同，无魏之占据中原，国势强大；亦无蜀之为汉宗室，有名义可托。为求得自保，就接受了曹魏所给的“吴王”封号。论其实际，“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56]。

在三国中，魏最强大，蜀在诸葛亮死后，政治日趋黑暗，国力薄弱。公元263年，魏命锺会、邓艾两路大军共约13万人伐蜀，直逼成都，蜀国皇帝刘禅投降。265年，魏的权臣司马懿之孙、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掉小皇帝曹奂自立，是为晋武帝。他于279年发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人伐吴，次年，吴国皇帝投降。自东汉分崩离析至此时，长达90年，全国又归于统一。

晋武帝统一全国，改元“太康”，以示庆贺。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太康十年中，“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57]。晋武帝初即位时，曾恭俭寡欲，勤于政事，但在平吴之后，“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58]。致使其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的风气有增无已，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搜刮亦日益严重。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曰“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59]，可见问题的严重。

晋武帝时已有两大隐患在发展，其一是他所实行的宗室分封制，其二是北方内迁民族与汉族的矛盾。

晋武帝所以实行分封制，自认为是接受了曹魏灭亡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曹魏为他所逼，让位与他的主要原因是曹氏不曾分封宗室以为皇室的屏藩。他得到皇位后，学习西周，大搞分封，希望司马氏的统治“历纪长久，本支百世”[60]。封同姓王二十七国，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所封户数几占全国户口的半数。受封宗室位高权大，尤其是诸王，如出镇一方，则拥有军、政大权，得自置官吏；如在朝为官，则居卿相之位，权倾内外，专断独行。这样的情况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制度，成为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290年，晋武帝死，其子司马衷继位，是个白痴，不久即发生了宫廷内部争权之事，酿成“八王之乱”[61]，前后混战了十六年，惠帝、贾后、辅政大臣（晋武帝的岳父）杨骏以及八王中的多数被杀。最后立了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战火从洛阳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再加上天灾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广大人民或死于兵燹，或流离失所，西晋的国力一蹶不振。

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情况始于东汉后期，至曹魏时，内迁者已遍于黄河中下游，今四川、甘肃的少数民族也有迁动。内迁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他们饱受汉官、地主的欺凌和奴役，生活十分痛苦。“八王之乱”时，他们又被利用于争战，死伤很多，因之不断发动武力反抗。294—303年间，在今山西、关中、四川起兵的匈奴人、氐和羌人、人[62]共有数十万，大败晋军，建立政权。人李雄在成都称王，后称皇帝，国号大成。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初称汉王，后亦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他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刘聪派其族弟刘曜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都于长安。建兴四年（316），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愍帝，西晋灭亡。

此时，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驻建邺[63]，在南逃的官僚、地主们的拥护下，于317年即帝位，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基本上控制了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至长江以北，一时成为“五胡”的天下，长期互相攻杀，先后建立了众多国家，史称“十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