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胡汉融合与南北朝官僚政治的复兴

十六国政治的胡汉杂糅　拓跋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　“胡化”与“汉化”的交错行进　专制官僚政治的复兴和帝国的重振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政权此起彼伏，政治动荡。不过在政局的不确定性中却也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各政权一波一波的“汉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最终在北朝孕育出强大的王权，孕育出军功贵族官僚的统治，并由此带动了专制官僚秩序的全面复兴（图2-8）。

这是一个曲折的历程。在北方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初期，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保留浓厚民族因素的同时，又在寻求专制权力、采纳适合统治编户齐民的官僚行政，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就使得政治体制呈现出了“胡汉杂糅”的各种“变态”。有的政权依然在使用胡式的部落名号和制度，例如匈奴的汉赵政权设置了大单于及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10万落；又如鲜卑拓跋政权的俟厘、直懃、乞银、羽真、阿干、比和真之类官称，和汉晋官号相去甚远。也有些官名，虽然字面上看着像是汉式名号，但并不是真正的汉魏制度，如石赵的门臣祭酒、门生主书，北魏的典师、内三郎、麒麟官之类。而且对汉制的搬用移植也常出现各种扭曲。北魏初期尚书省的结构、运作就与魏晋很不相同，其南北部尚书分知南北州郡的制度，就依然带有昔日鲜卑南北部制度的影子。北魏的“内行官”系统也很有特色，宫中另有一套内秘书、内尚书、内博士、内兰台及内侍等，独立于外朝的同名官员之外。又十六国以来，镇戍、护军一类军事性设置遍于各地，社会呈现出一派“军事化”的面貌。北魏对境内的一些游牧部落，以其首领为“领民酋长”以统率之。

十六国、北朝政治结构的主干，是少数民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因而与东晋南朝有异。政治结构的差异，最终影响到了南方和北方不同的政治前景。在东晋元帝司马睿不得不拉着王导同登御座，专制皇权进入低谷之时，北方政权的统治者却显示了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力。赵国的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石虎的太子石宣围猎，文武皆跪立[55]。北魏政权之所以有能力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这种大规模改革，被认为是“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而王权之所以强大有力，则源于前封建因素的浓厚，即自由民的广泛存在并成为皇权的军事支撑[56]。当时本部族的自由民号称“国人”，统治者向他们计口授田的做法，“体现了村社分配土地的遗迹”[57]。由于传统的氏族“同胞”观念，“国人”得到了皇权的保护，反过来他们又为皇权提供了强大支持。

在大多数十六国政权中，军功贵族构成了最大的权势者，其核心则是皇族及姻族。汉赵政权的263名官员中，刘渊一族占了44人，刘氏宗族占了30人[58]。与西晋和南朝的宗王经常造成动乱的情况很不相同，北魏拓跋政权的宗王们很少觊觎皇位，他们“枝叶扶疏”的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防波堤。北魏宗王势力之下是异姓权贵和汉族世家。宣武帝曾颁布“五等诸侯选式”，规定同姓宗室、异族贵族和“清修”（汉人士族）封公爵者，其出身资格分别是正六品下、从七品上、从八品下，这种差异表明了三种势力的不同地位。

“五胡”政权大都积极招纳汉族士大夫，北魏孝文帝也积极扶植了以“四姓”为核心的汉族士族，并确定了若干鲜卑权贵的崇高门第。不过，北方士族门阀的形成，是以当朝官爵为准的[59]；这种“姓族”出自“钦定”的情况，大不同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汉族士族是被征服者，政权的中坚是鲜卑军功贵族。所以尽管北朝也有士族门阀现象，但却不存在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情况。

北朝官僚政治，是在“胡化”和“汉化”的反复交替中曲折发展的。拓跋族在入塞之初保留了很多的部族因素；孝文帝改制则是一个“汉化”的高潮，使洛阳成了北部中国的汉化中心。然而这时代北六个军镇的鲜卑武人地位，由崇高而低落，由“国之肺腑”而“役同厮养”了。六镇起义中一大批胡酋边将突然崭露头角，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政权都源于六镇鲜卑，他们带来了浓厚的“鲜卑化”因素。在东魏北齐出现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情况，朝廷上的多次党争，往往以汉族士族受到重创而告终[60]。西魏、北周的“鲜卑化”看来更深刻些，不仅恢复了胡族诸将之胡姓，还向汉人广赐胡姓。在府兵制下军人都要随从主将的姓氏，具有浓厚的部落兵色彩，六柱国对他们“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北周建德四年改军士名为“侍官”，军人由“役同厮养”，重新成为“国之肺腑”。从某种意义讲，一度有衰解之势的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由此得到相当的修复；而北朝政治的“汉化”步伐实际也未中止，北周和北齐的制度建设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所以，魏末动乱和东、西魏的分裂，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政治进化因素的重组和调适的演进环节。

南朝皇权的重振动力来自武将和次等士族，而十六国、北朝的军功阶层（贵族和国人），重振皇权的能量比南朝更大。政权不断更迭，皇权却在稳步回升，并在北魏孝文帝改制后迎来了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开始展现出比南朝更大的政治活力。

北朝官僚政治的发展保持着强劲势头。北魏的公卿三省制，与南朝已无大不同。北齐尚书诸曹在隶属及分工关系上，比南朝又有所改进。北周的“六官”制，也促进了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关系的调适磨合[61]。门下省是诏敕必经之所，拥有封驳之权，北齐还出现了门下复奏之制，成为后世三覆奏、五覆奏制度的起源[62]。

南朝的考课往往徒具其文，但北魏“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统统考课的情况，却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孝文帝和宣武帝颁布了一系列考课的法规，经常亲临朝堂考察黜陟，考第分成九级或七级，有细密的量化计分方法。北齐的考课，还对闲局、平局、繁局做出区别，可称合理。北魏、北齐“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而没有南朝那样的御史遭门阀歧视的情况。监察体制在调整磨合中日益协调，廷尉与御史台之间还形成了“寺署台案”（御史台断案，须经廷尉审核签署）的分工制衡关系，有人说这是唐代“三司推事”制度的先声。魏末的东西道大使、畿内大使，看来则是唐代的分道巡行制度之滥觞。

察举和考试制度，十六国时就被众多政权采用了。北凉举孝廉和西凉举秀才之事，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得到了印证，《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秀才对策原件[63]（图2-9）。北魏孝文帝时察举进入盛期，“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64]。随后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游学之徒，国家考试为他们提供了进身之阶，任官的门第限制日益松弛。与南朝相似，北朝的察举制也在向科举制进化。北齐的地方长官还对秀才进行初试，这实际就是后世“乡试”制度的起源。很值得一提的，还有魏孝明帝有一次以考试选拔御史，参加射策考试的达八百余人；齐文宣帝也曾以考试选拔东西省官，参试者达两三千人。考试选官如此盛况，不仅为东晋南朝之所无，甚至是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若是以此来证明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生机，不为过吧？

十六国战乱频仍，但各国的统治者仍未遗略文教，许多政权都设有学校，其规模大的有达上千人的。后赵设有经学、律学和史学祭酒，把“史”设置成专门学科，这是石勒首创。后秦姚兴让儒者教授于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及小学三学，再加上律学、书学和算学，逐渐形成了“六学”体制，为唐王朝所沿袭。

正像吕思勉先生所说的那样，十六国统治者“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65]。北魏经一个世纪以上的立法努力，最终在孝文帝、宣武帝的时候，结晶为《魏律》二十篇。程树德评曰：“太和中改定律令，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66]陈寅恪指出：“律学在江左无甚发展”，而“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67]。北齐王朝花费了15年时间精心编定的《齐律》十二篇，更代表了北朝法典的最高成就，成为隋唐刑律的直接来源。

北魏孝文帝对官阶制加以改革，把九品官品分出正从上下阶，别有流外七品，从而形成流内流外制度。这个改革还曾反馈到南朝，促成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的产生[68]。这说明北朝的制度建设青出于蓝，其创制能力如此之大，已能向南朝提供制度的反馈了。北周制定的将军号、文散官和戎秩，就是唐代文武散阶制和勋官制的渊源[69]。北朝的爵制乃“是隋唐之制的母体，南朝爵制只能算作远亲”[70]。

以前有这么一种倾向：把北朝的制度进化描述为学习汉晋南朝的进程。这个认识并不全面，北朝制度也有自己的创造。已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些。”这尤其提示我们要把视野扩大到制度形式之外，进及于政治文化形态之上。

南北两方的政治面貌，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北方社会的依附关系、庇荫人口现象同样相当严重，北朝的显贵和士族也拥有着优越的任官特权，等等。不过，北方政权的不同政治结构、胡汉矛盾造成的政治张力，却孕育着突破这一局面的新机。汉族士族既无可能与鲜卑皇权“共天下”，便不能像江左冠冕那样“矜高浮诞”，只能兢兢业业为异族政权效力。尚武功、重军法的部落传统，在建立政权后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崇尚事功、崇尚法制。士庶的界限，在北朝淡薄得多。出身卑微的周、齐新贵，不大可能对由“冢中枯骨”而来的门望、清浊，抱有崇敬之情，像江左那样。西魏宇文泰和苏绰“六条诏书”宣称：“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71]

像均田制、三长制这样的重大改革得以完成，编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充分显示了北朝的国家能力之强大。“国家户籍上以自耕农为主的均田民增多，比之南朝，封建依附者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要少得多。”[72]刘宋的淮北四州在入魏后不久就出现了户口激增，这“正是三长制得到切实推行，取得明显成绩的结果”[73]。自吴至陈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的软弱。而十六国时期，北方编户就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迹象。北魏末年的河北括户曾使当地丁口增加了一倍之多，东魏括户凡获逃户60余万。隋朝“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进丁达44万余、得口多达164万余。这样的事实都在显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74]。最终是北方得以统一南朝，是北朝而非南朝构成了隋唐盛世的来源，这不是偶然的。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75]对这“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不妨做一个引申的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强劲的官僚制度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当然，北朝的军功贵族统治仍非“常态”。就整个中华帝国历史来看，其常态应是“士大夫政治”，即士人承担的专制官僚政治。隋唐科举制，为正在悄悄发展的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入仕通道，逐渐形成的“进士集团”在政坛再度承担主角，在这时候，帝国政治就真正回归于常态了。

注释

[1]本章所论“帝国”和“官僚帝国”概念，可参考如下论述。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帝国始于战国时代。见其《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8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29页以下。严文明先生的分期则是古国、王国、帝国；从秦到清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可称“帝国”。见其《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现和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1期。“官僚帝国”概念，可参看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它指称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处于传统君主的治理之下，存在着众多不分化的社会因素，同时又出现了中央集权和官僚组织。

[2]参看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3]牟润孙：《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51页以下。

[4]参看胡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载《周一良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东海郡集簿》，《尹湾汉墓竹简》，中华书局，1977年，第77—78页。

[6]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07页。

[7]高敏：《汉初法律系全部继承秦律说》，《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8]《汉书》卷八《宣帝纪》文颖注，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53页。

[9]H. G. 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I，1964.

[10]《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85页以下。

[11]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18页。

[13]《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14]《太平御览》卷九一引华峤《后汉书》及《东观汉纪》，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15]《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

[16]据廖伯源统计，尹湾汉简中属吏以功次升迁为朝廷命官的情况占到43.54％，见其《汉代仕进制度新考——〈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之三》，《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

[17]日人纸屋正和认为：“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等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其《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12页）这个论断更适合东汉而不是西汉，参看前注。

[18]见《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载尚敏《陈兴广学校疏》；以及王充《论衡·程材》。

[19]《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卷三《明帝纪》，分别见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74、93页。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

[21]李开元：《前汉初年における军功受益阶层の成立——“高帝五年诏”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1990年11月。

[22]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2章第2节。

[2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2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25]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26]《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35页。

[27]《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0页。

[2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37、354页。

[30]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90、347页。

[3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上册，第219页。

[3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江汉论坛》1988年8期。

[33]葛洪：《抱朴子·审举》。

[34]《三国志》卷二一《魏志·卫觊传》，第611页。

[35]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225、311页。

[36]《文选》卷三六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第510页。

[37]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第2章第1节“中央集权政权的演生模式”。

[38]《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90页。

[39]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二《南史二·梁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4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52页。

[4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一，中华书局，2002年，中册，第350、351页。

[4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前言”及“后论”。

[43]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223—224页。

[44]参看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简析及其推论》，《中国文化》1996年4期。

[45]参看阎步克：《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2期。

[46]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385页。

[47]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48]汪贵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49]《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四年正月诏及天监八年五月诏，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49页。

[50]《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05页。

[51]张建国：《魏晋律令法典比较研究》，《中外法学》1995年4期。

[52]章太炎：《检论》卷三《汉律考》，《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8页。

[53]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3期。

[54]《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许善心传》，许善心《梁典序》，见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804页。

[55]《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穆帝永和三年。

[56]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下册，第523—524页。

[5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26页。

[58]周伟周：《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5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89页。

[60]缪越：《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2年。

[61]刘后滨：《北周官制与南北朝至隋唐间政治体制的演变》，《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第12期（1998年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及《史学论丛》1998年。

[62]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章第5节。

[63]见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第21份《功曹下田地县符为以孙孜补孝廉事》，及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第2份《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

[64]《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第1842页。

[65]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册，第1328页。

[66]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序”，中华书局，1963年，第339页。

[6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101页。

[68]参看阎步克：《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萧梁、北魏官品改革为线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3期。

[69]阎步克：《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北周北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1期；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2期。

[70]杨光辉：《魏晋南北朝的封爵制度》，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博士论文，第1—9页。

[71]《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386页。

[7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05页。

[73]周一良：《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7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0页。

[75]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