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

现代世界有没有一些反映其发展变化大趋势的基本特征？迄今为止，多数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如何概括这个趋势则众说纷纭。下面主要分析两种意见。

一曰“进步”或“进化”：国际权威机构迄今仍使用“人类进步”指数、“社会进步”指数来表示世界发展或各国现代化的程度。按照伯瑞的解释，西方的进步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基于对历史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认为人类是朝着一个确定和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即一步一步地前进，并推断这一进步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最终将实现普遍幸福的状况。^〔21〕然而，欧洲人从古代希腊和希伯莱文化所接受的历史观念，跟古代中国一样，也是循环史观和各种认为人类一代比一代退化的堕落论、衰退论、腐化论观念。16—17世纪随远洋航行和世界市场扩大而来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为进步观念取代循环史观、退化史观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现代社会在不断地前进、进步。到了18世纪，英国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话语权，关注的进步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英国富强、也使个人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阐述，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技术革新和生产力提高等均来自自由市场上的自由交易，是人的交换天性的解放和激发。正是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私利的国家间的冲突转变为共同利益。因此，现代社会“进步”的本质就是人类从隔离状态变为在经济交往中互利。当然，新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对立、民族国家间的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等等“现代灾难”或进步的代价，在这里是很难被看到的。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更多地是运用进步观解释社会政治史，孔多塞是其集大成者。他从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看到法国革命的前景，对社会进步，对一个完美的、自由、理性的未来社会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宣称：人类的完美性及其未来进步是无限的。而且“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22〕

在德国，认为现代社会以进步为特征的代表性论述来自康德。他提出，现代世界在不断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进步。为了说明这种方向固定的进步，他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概念引入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他提出：根据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自然界赋予生物的所有器官和能力，照常规来说是供全面的和有目的的发展使用的。人类历史生活的形形色色动机和偶然性背后，也存在某中共同的目的在指引运动。表面无目的性中呈现出整个过程的理性目的。人的有目的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人类整体中才能达到。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漫长过程中实现的。具体到人类的进步及其目的，康德乐观地认为：现在的国家（集团）对抗终将被世界永久和平所代替。其动力则是有自私倾向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和国家间的相互利益。

由于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努力传播，到了19世纪，“进步”已经成为西欧社会中居于支配性的观念，但19世纪欧洲社会学家更热衷于谈论“进化”（Evolution），如孔德提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说，以现代为形而上学时代进化而来的科学时代，全世界每个社会都可以在这同一线性进化的阶梯上或前或后地找到其位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是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的变化，而工业社会就是这样的异质社会，其基础是自我控制的个人的自愿合作，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差异则日益扩大。滕尼斯（1855—1936）认为现代社会是人为的、机械联结的法理社会，从自然的、有机联结的共同体（礼俗社会）演化而来。迪尔凯姆（1858—1917）则正好相反，认为现代社会以复杂的社会分工为基础，是从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进化而来的有机团结的社会。19世纪首先盛行于欧洲、随后又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经久不衰的“社会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简单应用。实际上，斯宾塞论述社会进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1851）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问世还要早。但达尔文主义基于对生物实证考察和其他科学方法得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念，对英国率先走向现代社会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英国高居“世界工厂”的优势甚至全球霸权地位，的确起了辩护的作用，也是迄今仍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支配着世界舞台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全世界各国竞相追求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尤其是曾经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束手无策，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因落后而挨打的记忆犹新，现代化的要求自然迫切。

孔德（左）提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说。迪尔凯姆（右）认为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进化而来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抛弃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进步和进化的观念。梁启超在《新史学》等文中就呼吁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923年他还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总结此前半个世纪里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寻求变革政治（制度），最后到要求“全人格的觉醒”的历程。

一曰“理性化”或者叫“合理化”。如黑格尔所说：“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23〕黑格尔所谓合理是合上帝之理，所以《历史哲学》的结尾强调“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启蒙思想家讲得最多的也是理性。如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4〕

在以理性化或合理化阐释现代社会本质性特征的思想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著述中出现最多的一组关键词是合理（rational，或译“理性的”、“合乎理性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译“理性化”）以及合理主义（rationalism，或译“理性主义”）。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反复谈到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理性的缓解（rational tempering）、理性的企业活动。^〔25〕《世界经济通史》更近于言必称“合理”：“只有在合理的国家中资本主义才能发达起来。它的基础是有专长的官吏阶级和合理的法律。”“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会计、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他给他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加上一个“合理的”限定词，以区别于种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关于后者，他提到了在犹太教二元论之下的“流浪者的资本主义”；提到印度教对不同种姓从事营利活动采取不同态度，结论是“只有在同东方的理论、古代的经典理论和在原则上对资本主义极端敌视的理论截然有别的一种理论正式占统治地位的领域中，才能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26〕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韦伯所讲的理性高出桑巴特将现代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更具有普世意义。实际上，韦伯的理性化（合理化）内容具体而明白无误，它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跟桑巴特对现代的理解就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韦伯，是因为韦伯思想对现代化研究影响巨大，不可回避。此外，理性化（合理化）以及进步、进化观念，也都是与“现代化”相通的基本历史观念。

上述以外，对现代世界基本特征的解说，还有很多，例如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谈到的“发展”、“全球化”等等。它们都反映了现代世界变化的某个时期或者某个方面的特点。